《mubei》 (1人在浏览)

[Doomsday]

六、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1959 年粮食产量只有 3400 亿斤，比 1958 年减少了 15%。但当时继续头脑发热，认为粮食总产量将
达 5500亿斤。1959年 11月 2日，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他的报告中公布了这个数字后说：“在整个非
常好的经济形势下，粮食形势也好得很。”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向中央提供了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
历年城乡粮食销售情况和历年国家粮食收支情况， 建议把1959－1960年的粮食产量定为5000亿斤，
征购指标定为 1150亿斤，销售指标定为 855亿斤。7月 5 日上午 6时，毛泽东作了很长的批示，说
这个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我基本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印发与会各同志。批示说：
一，假如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下，征购 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
二， 下半年销售计划我感到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 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5亿斤似乎也略多了一点。
是否可调为 800 亿斤，或 810亿－820 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
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
稀有干，粮菜混吃，仍可以吃饱吃好。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
不购，主要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配给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细地过日子，
是否可按 1957 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 年的日子不是过得不错吗？这样做， 农民的粮食储
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
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和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
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在三五七年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1959－1960年度， 征购任务为 1100亿斤， 销售计划为 820亿斤。 由于估产 5000
亿斤大大高于实际产量，征购任务 1100 亿斤很难完成。为了完成毛泽东钦定的征购任务，反瞒产私
分还继续进行。征购粮食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用反右倾的的政治压力征购粮食。因此，粮食征购任
务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规。1959 年 10月 15日，李先念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称：“从 7 月 1日
到 10月 10日，共收购粮食 453.8亿斤，比去年同期多收 156.8 亿斤。”他强调，收购粮食“是一场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
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从农民那里拿来了粮食。1959年 11 月 27日，粮食部
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字里行间露出喜悦之情： “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进度快，
为往年所没有。从 7月 1 日到 11月 20日，征购入库已达 897亿斤，比往同期多 275亿斤……全年
粮食征购任务预计 11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两个月，打破了往的常规。”这个报告还有其它
的喜讯： 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0亿斤； 出口调拨计划完成了 79 亿斤， 提前 34 天完成了 1959
年的计划；10 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达 658亿斤，为历年同期最高峰。报告还承诺：中央确定的 1959
－1960年度 1075.8亿斤的征购计划可以超额完成，各地决心很大，已安排了 1100 亿斤，完成 1200
亿斤是有可能的。……
宏观报喜，微观报忧。粮食部门的喜讯是对农民压榨和剥夺的结果。正是反右倾运动，使这一轮剥夺
比往年更加顺利。1959年冬到 1960 年冬，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大饥荒中饿死的人，60%发生在这
一年。
表 21-9 大饥荒年间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57－58 58－59 59－60 60－61 61－62
全年 419.66 505.19 526.48 362.09 268.45
下半年 134.03 201.01 166.93 132.67 57.16
三季度 84.06 102.20 101.14 84.47 53.24
七月 38.73 42.18 37.55 35.14 25.97
八月 23.02 31.56 29.37 27.13 19.73
九月 19.31 28.46 24.22 22.20 13.54
四季度 49.97 98.81 75.85 48.20 37.92
十月 16.75 36.06 28.59 17.96 11.86
十一月 15.54 31.02 22.10 13.54 11.76
十二月 17.68 31.73 25.16 16.70 14.30
上半年 285.63 304.18 359.49 229.41 171.29
一季度 94.46 110.26 142.71 89.46 171.29
一月 22.19 30.18 33.63 21.63 16.61
二月 22.96 29.88 40.91 26.13 15.93
三月 44.31 50.20 68.17 41.70 31.04
二季度 191.17 193.82 216.78 139.95 107.71
四月 59.09 69.67 78.02 49.49 38.18
五月 72.71 72.87 77.92 49.43 37.46
六月 59.37 51.38 60.84 41.03 32.07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 年 8月 25 日。
国家销售给农村的粮食除了供给种经济作物的农民以外，基本是征购的“过头粮”的返销。从返销的
数字可以看出，每年 7－12月销售少，1－6月销售多。7－12 月离秋收时间近，农民自己可以维持
一部分，1月以后，就得完全吃返销粮了。1958 年和 1959 年过头粮征得多，返销粮也就多；1960
年和 1961年过头粮征得少一些，返销粮就少一些。

 

[Doomsday]

七、压农村，保城市
如果说，1959 年末粮食部门因收得多、销得少、库存增加而喜悦，到了 1960年夏天，粮食部门开始
尝到上一年对农民压榨过度的苦果了。7月 12日，国务院财贸办负责人的一个报告称，北京、上海、
天津三大城市、辽宁的 10 个城市和吉林部分地区情况紧急，现在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 4 天，
上海只够销两天，辽宁只够销 6天。
由于 1959年冬到 1960 年春饿死人太多，到 1960 年夏，各地再也不敢多报粮食产量了。10月召开
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各省报上来的粮食产量汇总起来只有 3535亿斤，比 1957年的产量 3900 亿斤
还少。征购进展十分缓慢，而销售却增加很快，粮食库存不断减少。那时，全国 82 个大中城市 6100
万人口，9月底库存只有 26亿斤，为上年同期的一半。津、京、沪、辽等地库存很少，随调进，随
销售。10月 16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上的报告说，今后 9个月（今年 10 月到明年 6月）剩
下的销售指标只有 648亿斤，每月平均 72 亿斤。上年度同期实际销售 886亿斤，月均 98亿斤。农
民的口粮指标剩下更少。李先念说，如果每月平均销售量不比上年度减少 26 亿斤，今年增加 33亿斤
的粮食库存计划就不能实现。 李先念总是念念不忘国家粮食库存， 把国家粮库看得比农民肚子还重要，
这是统购包销制度的必然。没有宽裕的库存，他就无法保证粮食供应，而粮食供应首先保城市。
城市粮食定量虽然一压再压，但还有保证。可怜的是农民。据谭震林 1960 年 11月 2日在电话会议
上的讲话，从 1960年 10 月到 1961年 6月，每人每月的口粮为：山东 11.13 斤；河南 17 斤；河北
17 斤；山西 20 斤；辽宁 20 斤。这些口粮中以地瓜为主，如河南的 17斤中只有 5斤纯粮，山东没有
纯粮。这还是国家供应指标，各级】劭诹傅那榭龇盅现兀农民能吃到口里的比上述数字要低得多。
在大饥荒期间一直实行压农村、保城市的政策。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 年底，贵
州正在大批饿死人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
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
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
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邓小平到四川时对李
井泉也讲过和彭真类似的话，认为四川缺粮不如大城市的政治影响大，要李井泉从政治大局考虑，多
调出粮食保城市。
如果说过去几年压农村、保城市只是实际操作不见诸文字的话，1961年 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
会议上，却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针。8 月 2日下午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去年 6 月
底库存 300亿斤， 今年只有 147 亿斤， 其中新粮 55斤， 库存再也不能挖了。 准备进口粮食 500 万吨，
但外汇紧张。农村调整先于城市，好转先于城市。问题在城市。要紧缩农村，保大中城市。从 1960
年 6月至 1962 年 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 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
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 32 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 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
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
1961－1962 年度是粮食部最难的一年。粮食部反复算账，算来算出，中央粮库要亏空 120亿斤（贸
易粮）。国家打算进口 100 亿斤来补这个亏空。但外贸部估计，由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有旱灾，我们
的外汇又不够，进口 100 亿斤有困难。这一年怎么过来的？还是挤农民的口粮。1961 年粮食产量只
有 2850亿斤，即使全部留给农民，农民的口粮还不如 1957 年（1957 年农民占有粮食 3130 亿斤）。
实际上，这一年从农村净调出粮食 383 亿斤，拆原粮 460亿斤。这样，农村人均占有粮食比 1957 年
少 123斤。幸亏很多地方已放宽政策，农民自留地、三边地生产了一些粮食，有些地方还搞了包产到
户，形势实际开始好转。否则 1961 年饿死人会更多。
1961－1962 年，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有 1.2亿人，仅供应的口粮食就有 400 亿斤，还有食品业、副
食酿造业及工业用粮，总共需要 500 多亿斤。尽管从农村挤出 383 亿斤粮食，但不能满足城镇的需
要。因此，不得不大力压缩城镇粮食销售量，1961－1962年度，城镇粮食销售量比 1959－1960 年
度减少了 122 亿斤，但比 1957－1958 年度还是多 48 亿斤。为了补上亏空，只好进口粮食。1961－
1962 年度， 进口粮食 115.5 亿斤 （从 1961 年上半年就开始进口粮食， 1960－1961年度进口粮食 42.9
亿斤）。从 1961 年开始，津、京、沪主要是靠进口粮食维持。1961 年 8 月 26 日，李先念在粮食、
商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说，现在票子多了，商品少了。1961 年购买力为 675 亿元，而商品可供量
为 655亿元。尽管商品供不应求，还是要优先保证出口。为了进口粮食，一定要挤出一切可以出口的
东西出口。出口的商品是猪、蛋、油之类的食品，还是从农民的嘴边上夺过来的。进口的粮食只供应
给城市。这也是压农村保城市的措施。
幸亏由于实行包产到户等应急措施，农村的粮食比前两年度多了（全国总产量统计数为 2950 亿斤，
实际上农民自己在“三边”地上种的粮食很难进入统计），征购粮却比前两年大大减少，只有 679 亿
斤。这是几千万农民的死亡逼得政府让步。但这个粮食年度，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也减少了 150亿
斤。农民还在饥饿中挣扎，据粮食部统计，1960 年农民的粮食占有量比 1955－1957 年三年平均数
减少了 190多斤。1961－1962年度，全国农村大约有 1亿人口每天吃粮水平在半斤或半斤以下。
“压农村”最典型是在食油供应方面。1959 年春季，食油供应紧张，城市紧，乡村也紧，出口任务
完不成，工业用油不能满足。中共中央开会讨论，认为“多头紧不如一头紧”，决定把农村的食油供
应坚决压下来。除了生产油菜籽的地区以外，其它农村 6、7、8、9四个月不供应食油。中共中央为
此下了紧指示。 1959年 9 月 10日， 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这件事时说： “采
取这个措施引起了不少议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我们也有这一条，他们说农村不供应食油农民会
造反。现在证明，农民没有造反。”李先念用农民没有造反的事实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是言
不由衷。他说：“农村 9 月份恢复供应，但是供应量不能超过停止供应以前的水平。城市每人每月供
应标准已经减少到 2两，新油上来以后是不是增加上去？我们的意见不再增加。”
众所周知，同量脂肪的热量是碳氢化合物（即淀粉类）的好几倍。本来热量不够的农民，却剥夺了他
们吸收脂肪的权利，这是农民大量死亡的原因。省下食油干什么？出口是一个方面。1958－1959 年
度，收购食油 25.7亿斤，出口 4.38亿斤，国内销售不到 19 亿斤。农民吃不上油，更吃不上肉，连
鸡蛋也吃不上。肉和鸡蛋到哪里去了？国家强行收购走了。国家用强制手段要农民交蛋交肉。有些地
方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 按人头下达指标。 国家收购的生猪和鸡蛋一是满足城市的需要， 二是出口。
1960 年 4月 19日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行念要求各省加强收购副食品，他说，收购上来的蛋，80%
出口，20%内销。内销中第一是满足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带有调侃地说：
“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吃鸡蛋。工农联盟，工农都不吃鸡蛋。”他说的“满足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实际就是城市的特需供应。特需供应的对象一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高级干部。

 

[Doomsday]

八、大饥荒年代的代食品运动
粮食短缺，全国上下都大搞代食品运动，发动群众寻找代食品。1960年 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
代食品会议，10日，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说： “为了广泛开展大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
省、地、县各级党委和较大的企业、机关、团体党委，都要成立领导小组，设立代食品办公室。”他
说： “现在中央已经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由总理亲自挂帅，还设立了专门办公室。”谭震林说； “人
造肉精（一种食用酵母）、小球藻、叶蛋白这几种东西，比大米、小麦、高梁、玉米的营养价值还高。”
中国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利用他们“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方面的基础”，寻找粮食
以外的食物。1960年 11 月 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
品的建议》，这个建议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用粮，安排群众生活，最近
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他们提出了一批“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
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的推广”的代食品。
这些代食品主要是：一，橡子面粉。先将橡子去壳破碎，然后用千分之一浓度的碳酸钠溶液浸泡一、
二天，就可以去掉不适合食用的单宁，得到可食用的淀粉。全国年产橡子粗估约 80 亿斤以上，如果
将其中 20%提取淀粉，可得六七亿斤。二，玉米根粉、小麦根粉。将其磨碎，碾成粉，色香味有点像
炒面。用玉米根、小麦根的 20%做成根粉，全国可得几十亿斤代食品。三，叶蛋白。经过选择后可食
用的新鲜草叶、作物叶子和树叶，每百斤一般可提取叶蛋白干粉 2－10 斤。从叶中取叶蛋白跟做豆腐
相似，即先把采集的鲜叶（采集后不能过夜）切碎，掺水磨成浆，榨出叶汁，加热至摄氏 70－80度，
使叶汁中的蛋白凝固沉淀，然后过滤、弄干即成。四，人造肉精。这是一种用酵母菌做成的食品，所
含营养极似肉类。 我们从 400多种菌种中选出一种叫做 “白地霉” 的酵母菌。 把白地霉放在培养液 （淘
米水、涮锅水、残菜帮、烂水果、无毒的树叶、野草、农作物的根茎叶煮后都可制成营养液）里，保
持摄氏 20－30 度，两三天内就繁殖出一层白膜。白膜在摄氏 50－60度温度下，即溶解成糊状，便
是人造肉精。 五， 小球藻、 栅藻、 扁藻。 小球藻和栅藻的干粉中含蛋白质 20%－40%， 脂肪 4%－6%。
小球藻、栅藻是淡水中繁殖的，扁藻是在海水中养殖的。此外，我们还在研究红虫（即水蚤）、玉米
杆D等代食品，看起来也是很有前途的。
中共中央于 1960 年 11月 14日向全国转发了中国科学院党组这个建议。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昆虫
研究所又提出了一个新建议：采食昆虫。他们的报告说： “两个星期来，采集了可和食用的昆虫 1200
多斤，虫体蛋白质既多，油又很大。昆虫所已用来作成了酱油、乳酱、肉松和食用油，并加工成各种
糕点和饼干。”昆虫所还介绍了烤食、油炸、制干粉、榨油、作酱油、作糕点等几种简便的加工方法。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发通知东北三省，要求各地推广。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推荐了十三种昆虫，并作了营养分析。
表 21-10 十三种虫体营养成份分析（以虫体重量的百分比表示）
昆虫名称 粗蛋白 粗脂肪
豆天蛾越冬幼虫（干虫） 50.8 23.3
金龟子幼虫（即屎克螂，干虫）48.1 21.0
蝇咀（干虫） 63.1 25.9
蝇蛹（干虫） 41.7 25.1
玉米螟越冬虫（干虫） 41.2 44.8
剌蛾越冬虫（干虫） 50.6 37.7
菜粉蝶老熟幼虫（干虫） 60.6 21.4
菜粉蝶蛹（干虫） 53.9 24.4
粘虫蛹（鲜虫） 13.8 6.2
棉蝗虫成虫（鲜虫） 21.3 2.8
蝗虫（鲜虫） 18.7 4.1
白蚁（鲜虫） 23.2 28.3
蚕蛹（鲜虫） 23.1 14.2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1960年 11 月。
只要中共中央一号召，下面就会搞起群众运动。中央号召搞代食品，各地就大搞代食品运动。组织成
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
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此外，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代食品运动破坏了生态环境。本
书有关各省情况的章节里，介绍了很多地方大搞代食品运动的情况。

 

[Doomsday]

九、农民的热量平衡
生产粮食的农民却因得不到粮食而活活饿死。李锐多次对我说：挨饿的滋味最难受。他当“右倾机会
主义分子”时，在劳动改造中有挨饿的亲身体会。我所查阅的十多个省的档案中，零星记载了一些饥
饿死亡者濒死时的悲惨状况，因此，我想研究一下饥饿死亡的生理机机制。我的一位同乡王梅松，六
十年代初毕业于湖南医学院，后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环境医学研究所多年从事特殊条件下的生理变
化的研究，转业后在天津医科大学任教，著述颇丰。1960－1961年，他曾带领一个医疗队到湖南几
个县救治饥饿病人，积累了很多资料。他父亲和伯父都是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他听说我正在写这本
书，热情地给我提供了帮助。这一部分内容是根据他写的文字材料和他提供的书籍写成的。
人体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生命的活动就是能量的循环，人的生命需要能量维持，据《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一书介绍，人体在不
同的状态下能量的需求不同：
基础代谢所需要的能量：即人体处于安静状态时，体温的维持、心脏的跳动、肺的呼吸和肌肉紧张度
的维持，都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即基础代谢能量。机体静卧在摄氏 18－25度的环境中，完全处于
休息状态，既无体力劳动，也无脑力劳动，而在 12小时前就已停止进食，消化系统也处于静止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消耗的能量就是基础代谢能量。基础代谢能量是维持生命活动最低的能量。基础代谢能
量受身体的大小、性别、年龄和气候的影响。男性比女性高，儿童和青少年比成年人高，寒冷气候比
温热带气候高。 一般说来， 在普通情况下，成年男子每公斤体重每小时平均消耗能量 1 千卡 （即 4.418
千焦耳）。以 65公斤体重的男子计算，则 24 小时的基础代谢需要 1560 千卡。
除了维持基础代谢以外，从事各种劳动也需要能量。如走路（4.9公里／小时）每一分钟消耗能量 3.7
千卡。一般根据劳动强度不同将人体的能量消耗分为五级：
极轻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以坐位为主的工作，如办公室工作、修理钟表和收音机等。每日需供应
热量 2400千卡；
轻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以站立为主要的工作，例如商店售货员和讲课教师等。每日所需热量 2600
中等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 如重型机械操作、 拖拉机与汽车驾驶等。 每日所需热量约为 3000千卡；
重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机械化农业劳动、半机械化搬运工作等。每日所需要热量约为 3400
千卡；
极重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机械化装卸工作、采矿、伐木和开垦土地等，每日所需热量为 4000
千卡。
劳动者所需要的热量除劳动强度以外，还与工作环境有关。如冬天是露天作业还是室内作业，显然露
天作业所需要的能量要多一些。
中国农民所从事的劳动多是重体力劳动和极重体力劳动，都是露天作业。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大约在
3400－4000 大卡之间。
中国农民在大饥荒期间获得的能量
中国农民每天需要的 3400－4000千卡的能量是从食物中摄取的。那么，在大饥荒期间，中国农民每
天能得到多少能量？
综合各省情况，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农民的口粮平均每天原粮不超过半斤。半斤原粮相脱壳后只
有 0.35斤。这还不是纯粮，多是以红薯、瓜菜替代。那时农民没有油，没有肉，这点口粮，是农民
的全部热量的来源。
首先看各种食物能够产生多少热量。这一点，医学界已有成熟的研究成果。
表 21-11 不同地区每一市斤农产品所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及热量
食物项目 别名 地区 蛋白质（克）脂肪（克）碳水化合物（克）热量（千卡）
稻米（籼）（糙） 大米 北京 41.5 12.5 371.0 1765
小麦粉（标准粉） 北京 49.5 9.0 373.0 1770
小米 伏地小米 北京 48.5 17.5 364.0 1810
玉米碴（黄） 包米碴 北京 46.0 3.5 380.0 1740
玉米面（黄） 北京 42.0 21.5 351.0 1765
高粮米（红）（三级）红高粮米 东北 42.0 13.5 378.0 1800
黄豆 大豆 北京 181.5 92.0 126.5 2060
黄豆粉 豆粉 北京 200.0 96.0 141.5 2230
甘薯 红薯、白薯 北京 7.8 0.9 128.3 552
甘薯片 白薯干 北京 19.5 4.0 401.5 1720
甘薯粉 白薯面 北京 19.0 4.0 395.0 1690
马铃薯 土豆 北京 10.1 0.4 73.0 339
马铃薯 洋芋 陕西 7.1 0.9 71.0 320
大白菜 四川 5.8 0.9 15.3 94
大白菜（竹筒白） 天津白 四川 3.2 0.4 13.5 72
小白菜 油菜 湖北 5.6 0.9 16.9 99
南瓜（八方瓜） 湖北 1.8 1.4 29.2 135
番瓜（花皮） 饭瓜，南瓜 甘肃 2.3 0.5 14.0 68
冬瓜 北京 1.5 0 9.1 42
西葫芦 北京 2.5 0 8.7 44
猪肉 湖北 87.0 104.0 …… 1285
资料来源：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 《食物成份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年 12月。
在大饥荒期间， 中国广大农村平均口量定量为每天 0.35斤大米， 折合热量 618 千卡。 在大饥荒期间，
农民是见不到大米的。有甘薯吃还算是不错的。5斤甘薯折一斤粮食（有的地方 4 斤折一斤），半斤
口粮定量只有 2.5斤甘薯，按每斤甘薯产生热量 552千卡计算，折合热量只有 1313 千卡，比基础代
谢 1650千卡还少 337千卡。有些地方以菜代粮，每斤大白菜只产生热量 80 千卡左右，一天能吃 5
斤大白菜，也只能吸收热量 400 千卡。一些饥荒严重的地方，既得不到 2.5斤甘薯，也得不到 5斤白
菜。有的地方食堂停火，不给农民供应食品，而树皮剥尽，野草挖尽，农民从食堂以外也找不到食品。
农民得到的热量更是微乎其微。
人体每日从食物中摄取五大类营养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由
于食物过少，除了热量严重不足以外，蛋白质、维生素、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的缺乏会引起多种疾病。
但在当时的统计中，对因此类病而死亡的人，列入正常死亡之列，不算饥饿死亡。
在大饥荒年代，政府推行了很多违反科学的渡荒办法，从而加剧了农民的灾难。王梅松教授向本书作
者指出了当时推广的几种反科学的办法：
“双蒸饭”：把米放在瓦盆里加上水蒸成饭，再加一次水，再蒸一次。蒸了两次以后，饭的体积扩大
一倍，吃到肚子里当时感觉饱。实际上它和稀饭没有区别，过后饿得更快。当时还宣传这样做饭可以
增加营养，实际上，有许多不耐高温的维生素在反复加热后遭到破坏，营养比一次蒸的要差。
“瓜菜代”：这是当时政府提出的口号，而且普遍实行。没有粮食时只能用瓜菜代替，这是不得已而
为之， 但报纸还宣传如何有利于人的健康。 实际上瓜菜是代替不了粮食的。 从食物成份表中可以看出，
一斤白菜含蛋白质 5.8克，脂肪 0.9 克，碳水化合物 15.3克，产生热量 94千卡。一斤南瓜含蛋白质
5.8 克， 脂肪 1.4克， 碳水化合物 29.2 克， 产生热量为 135 千卡。 一斤冬瓜蛋白质 1.5 克， 脂肪 0克，
碳水代合物 9.1 克，产生热量 42 千卡。而一斤大米含蛋白质 41.5克，脂肪 12.5克，碳水化合物 371
克，产生热量 1765千卡。由上述数据可以计算出，18斤大白菜、13斤南瓜或 27 斤冬瓜才相当于 1
斤大米的热量，这些东西怎么能代替主食呢？蔬菜中含有较多的亚硝酸盐。人体吸收亚硝酸盐以后，
它将人体内的血红蛋白氧化为高铁血红蛋白，从而使得血红蛋白失去了运输氧的功能。因此，就出现
口唇、指甲及全身皮肤青紫，重者可因呼吸衰竭而死亡。这就是大饥荒年代大量出现因“青紫病”而
死亡的原因。
桔杆做馒头：如将稻草用石灰水浸泡以后，再切碎加入到面粉里做馒头。稻草的主要成份是纤维素、
木质素，它们是用一种很复杂的碳水化合物结构（即复杂的多糖）。草食动物吃它能长肉，这是亿万
年来生物适应环境进化的结果，它们的消化道中能分泌一种纤维素酶，这种酶能消化纤维素，使之成
为单糖。而人的消化道是没有这种功能的。石灰水是碱性，它也不可能消化纤维素，用石灰水处理后
的稻草，人吃了以后不会得到任何营养。
吃陈骨头：有些地方将死后放在户外多年的牛骨头收集起打碎后煮汤喝。牛骨头通过在户外多年风化
及细菌分解后，除了剩下钙和磷以外，不会有任何能提供能量的营养物质。

 

[Doomsday]

饥饿引起死亡的病理生理机制
医学界将饥饿分为“完全饥饿”（机体完全得不到食物）、“不全饥饿”（总热量不足，食物成份不
足）和“部分（质）的饥饿”（总热量充足，但缺乏某一种或几种机体必须的物质）三种。大饥荒年
代，中国部分地区的农民处于间断性的“完全饥饿”状态，全国城乡都处于“不全饥饿”状态。也可
以说，自实行统购统销以来，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除了短暂的收获季节以外，基本上处于“不全饥
饿”状态。
当人体的能量入不敷出时，首先动用体内储存的“糖原”来供应能量。体内存储的“肝糖原”和“肌
糖原”的重量为 370 克，全部氧化代谢产生的热量为 1480 千卡，还不够一天基础代谢的能量需要。
体内储存的“糖原”消耗完了以后，下一步就消耗体内的脂肪。消耗脂肪所持续的时间取决于人的胖
瘦。肥胖者持续的时间长一些。但是，完全依靠脂肪产生热量，有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产生大量的
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
当体内存储的脂肪消耗完毕时，便开始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人体内的蛋白质被大量消
耗以后，肌肉出现干瘦，脏器出现萎缩。
心肌萎缩，就出现收缩无力，血排出量减少血压降低，乃至心力衰竭而死。王梅松教授在大饥荒期间
参加的医疗队，在一所公社学校里收治水肿病人，常住水肿病人 200多人，所观察到的水肿病人，最
后大多是死于心力衰竭。
肾脏萎缩、肾血流量减少、肾小球滤过率降低，尿量减少，出现肾功能不全。
垂体、甲状腺、性腺等内分泌腺都出现萎缩和功能低下。胃肠道黏膜萎缩，使营养消化吸收减少。
生殖器萎缩，由于缺乏蛋白质，年轻女性子宫发育不良，出现幼稚子宫。更多的人是月经量减少，乃
至停经。由于子宫悬吊组织萎缩，子宫脱垂出体外。全国妇联党组在 1961 年 2月 16日《关于农村
治疗妇女子宫脱垂、闭经病初步经验的报告》中指出， “去冬以来，各地党委在大抓群众生活的同时，
将普查普治妇女病列为除害灭病的重要内容之一”。报告中明确指出妇女病就是闭经和子宫脱垂。可
见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时任甘肃省委书记汪锋 1961 年 5月 9日在临夏调研时给毛主席的报
告中说，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 25人，闭经的 12 人，占 48%。一
直没的闭经的两人中一个是女队长，一个是炊事员，1959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一个孩
子。 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 26人， 闭经的 21 人， 占 81.2%， 全队自 1959 年以来没有生一个孩子。
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 19人，闭经的 13人，占 68.4%，在通经的 6人当中，三个是炊事员，两
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 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都是干部家属生的。第七生产队
有青壮年妇女 24人，闭经的 16人，占 66.6%，一直没闭经的四人，一个是炊事员，另三个是干部
的爱人。1959 年以来只有干部家里生了一个孩子。
王梅松教授在 1960年－1961年在湖南参加医疗队时，在涟源、邵东、祁东等县调查发现，一整个县
的育龄妇女中，数十万人中只有极少数妇女来月经，其它都是非妊娠性停经。这些极少数来月经的妇
女是多吃多占的“四不清干部”家属。青壮年男性出现睾丸、附睾萎缩，精液不能生成。青壮年未婚
男子，在正常营养的情况下，每月遗精 1－3次是正常现象，王梅松教授在湖南调查发现，在 1960－
1961 年间，许多青壮年未婚男子，一年到头都未发生过遗精现象。所以，在大饥荒年代，除了因饥
饿而死以外，人口出生率降到极低的水平。
在食物缺乏时，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有不同程度的缺乏，但首先最突出表现出来的症状是蛋白质热
能营养不良（protein energy malnutrition），也就是摄入热能量和蛋白质量不足的症状最先发生。热
能不足，人的各项体力活动都不能进行，全身无力，各项机能下降。蛋白质摄入不足，血液中的血浆
蛋白含量下降，血浆胶体渗透压下降，血管的通透性增加，血管内的水份大量渗透到血管外的皮下组
织中，引起全身水肿。
人体内的各种酶和激素其本质都是蛋白质，是以蛋白质为原料合成的。如胰岛素、垂体前页激素，在
蛋白质摄入量不足时，这些酶和激素就不能合成，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胃蛋白酶、胰蛋
白酶、胰脂肪酶缺乏，摄入的蛋白质、脂肪就不能消化吸收，这就更增加了体内蛋白质的缺乏，从而
出现恶性循环。
当蛋白质摄入不足时，体内抗体不能生成，如免疫球蛋白不能生成，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血球减
少，抵抗力极度下降，很容易患细菌性感染疾病而死亡。
长时间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不足，体内脂肪消耗尽，内脏、肌肉的蛋白质亦消耗穷尽，病人出
现干瘦，骨瘦如柴，这就是干瘦型的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
至于饥饿时生命的持续时间长短， 则看热量不足和蛋白质缺乏的程度， 看机体原有的营养水平等因素。
长的可达几年，短则数月，当体重下降到正常值的 70%以下，这个病人就无可救药了。但是，很多饥
饿者在机体消耗尽以前就因并发症而死亡。但是，当年各地的死亡统计中，将并发症死亡都列入正常
死亡之列，排出饥饿死亡数字之外。
上面介绍的是“不全饥饿”的情况。如前所述，在大饥荒期间，部分地区的中国农民处于间断性“完
全饥饿”状态。“完全饥饿”可分为“饮水全饥饿”和“不饮水全饥饿”，前一种完全饥饿可以喝到
水。大饥荒年代的农民都是属于“饮水全饥饿”。
饮水全饥饿的整个过程通常可分为三期：1，兴奋期，约 3到 4天；2，抑制期，约 35－40天；3，
麻痹期，约 2－3天。
兴奋期以消耗机体内储存的糖原为主；糖原消耗殆尽，就转为以分解脂肪为主。机体能量 80%以上靠
分解脂肪获得；到末期时，由于脂肪消耗殆尽，同时代谢调节机能发生了深刻的障碍，组织蛋白质急
剧地被分解。因此上述三个时期也可称为：1，最初适应期；2，最大适应期；3，濒死前障碍期。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水肿较不突出，在早期可能发生水盐丧失。到了后期，当血浆蛋白减少、
血液胶体渗透压降低时可以出现水肿。但它并不是普遍出现的症状。
完全饥饿的脏器形态改变没有不全饥饿明显，尤其是心脏一般并不萎缩。就各器官的重量丧失程度而
言，心脏重量减少得最慢。但是心脏的收缩力的减小与其重量的减轻并不成比例。心脏的重量虽然减
少得慢，但心力衰竭并不慢，因为心力还与糖的供应有关。所以，相当多的饥饿者死于心力衰竭。完
全饥饿 100天时，脂肪消耗了 97%，脾消耗了 60%，肝消耗了 53.7%，睾丸消耗了 40%，肌肉消耗
了30.7%， 血液消耗了30.7%， 肾消耗了25.9%， 皮肤消耗了20.6%， 肠消耗了18%， 肺消耗了17.7%，
胰腺消耗了 17%，骨消耗了 13.9%，神经系统消耗了 3.9%，心脏消耗了 3.6%。最为重要的器官消
耗得最少。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时往往体重丧失更多，达 40%－50%或 50%以上时才死亡。
人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
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
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一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读者在本书上篇中已经看到，在各省的章节中
记录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第二十一章完

 

[Doomsday]

第二十二章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期间，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大饥荒
发生期间，由于饿死人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级政府极力隐瞒和缩小人口死亡数字，没有留
下完整可靠的资料。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比较混乱，很难用公布的人口数据推算。所以，中外
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一种估计， 而各种估计之间相差很大。 我在这里先介绍中外学者的估计，
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一章数字计算很多， 读者在读这一章时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最好手拿计算器， 一边看， 一边算，
否则一头雾水。
一、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报送的，其根据是户口登记。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
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从人口统计数
据上看，说是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从 1958年冬天就开始了。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表明，1958年死亡率
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 1962 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
复到正常状态，由于饥荒以后的恢复性增长，出生率高于正常的状态。所以，本书对全国数据的分析
计算中，从 1958 年算起。个别省份的起止年份，视其情况而定。
中国官方对大饥荒期间饿死人的问题讳莫如深。据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
绍， 由于死亡人口过多， 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 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 只能让极少数人看。
如山东省的人口数只能五个人看：省委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
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
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
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
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在这
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少报饿死人口不仅
可以减小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还可以领取这些已死的人的口粮，这种“吃空额”的情况，是普遍存
在的。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除了公布 1982 年普查数据以外，还公布了
1953 年和 1964 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数字中，1960 年人口总数比 1959 年减少 1000 万
（1959年 67207 万人，1960 年为 66207 万人），这个数字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日本共
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60 年人口比 1959年整整少了一千万。 这个数字是不是人造的？为此我访问了公安大学的张庆五教
授。张教授从 1955年到 1986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从事人口统计工作，1986年以后才到公安大学任
教。他说，1984 年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都来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报。
有总户数、总人口、男、女、城市人口、乡村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数、迁入数。公安部的数
字是各省公安厅所上来的，各省公安厅是各县公安局上报的。而县的数字是由公社、大队、小队逐级
上报的。下面报多少，就写多少，除了明显的技术错误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对下面来的数据不加改
动。1960 年人口比上一年减少 1000 万，就是根据各省报上来的数字汇总的，没有进行加工。由于基
层干部怕死人多担政治责任，不愿多报死人数。再加上一个人一份口粮，死一个人口粮就减少一份。
所以死亡数是偏小的。在生产队里并没有真正的人口统计，大队要数字，小队的几个干部回忆一下，
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会计记录下来就上报。小队的总人口是与粮食供应
相关的，和出生、死亡数比，相对准确一些。
1983 年还公布了历年的人口总数、死亡率、出生率。详见表 22-1。
表 22-1 国家正式公布的历年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
年份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1954 60266 37.97 13.18 24.79
1955 61645 32.60 12.28 20.32
1956 62828 31.90 11.40 20.50
1957 64653 34.03 10.08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68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9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1966 74542 35.05 8.83 26.2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 83页。
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
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即：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说某年饿死多少人，除了当年的死亡率、当年的总人口（由于年初和年终人口数不同，计算时取平均
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定得高，则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
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计算 1958－1962 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时，有些学者将 1957 年的死亡率当作
正常死亡率。

 

[Doomsday]

我在计算的时候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计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
本年底人口）／2）。
2、在 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特别情况，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这种趋势一
直持续到 1972 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没有“大跃进”，1957年和 1964年间的人口
趋势是连续的。在这期间，死亡率趋势是一条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
线。其间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应分布在这条线上。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据。
3、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 1958 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 1962
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终点不取 1962 年而取 1964 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
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 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 820
多万人口，使得 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 1963 年，
1965 年和 1966 年。
由上述数字，我们可以算出：
正常死亡率＝{（12.28+11.40+10.80）/3+（10.04+9.50+8.83）/3}/2‰=10.47‰
正常出生率＝{（32.60+31.90+34.03）/3+（39.14+37.88+35.05）/3}/2‰=35.10‰
表22-1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实际死亡率。 当年的实际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当年的非正常死亡率。
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1958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5324×（11.98－10.47）‰＝98.64 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1959 年
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274.4 万人，1960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997.94 万人，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248.94 万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为 1619.92万人。
此外，在三年大饥荒期间，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大批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男子精子减少，失去了生
育能力，加上饥饿使得夫妻生活减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从三年大饥荒的实际情况来看，饥饿对
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远胜于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 1960 年的死亡率为 6.8‰比 1957年的 6.0‰
上升不多。但 1960年的出生率为 27.6‰，1961 年的出生率只有 22.4‰，比 1957 年的 45.6‰下降
了很大的幅度。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很少饿死人，但有约 14 万正常年景下应当出生的人
口没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实际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饥荒少出生的人口数。例如，
1958 年少出生人口为：65324×（35.10－29.22）‰＝385.4 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 1959年少出生
人口为 687.3 万人，1960 年少出生人口为 949.9 万人，1961 年少出生人口为 1127.8 万人。大饥荒
期间共少出生人口 3150 万人。
也就是说，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由于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1619.9＋3150）万人，即 4770
多万人。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计算三年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的减少。由表 25-1 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长率，我
们采用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办法， 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有了正常自然增长率，
有了 1957年年底的总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底应当有多少人口。而由于大
饥荒， 使得 1961 年底只有 65859万人。 应有人口和实际人口的差额， 就是大饥荒造成总人口的减少。
我采用 1955 年、1956年、1957 年和 1964年、1965年、1966 年，两个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长率，
计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长率是 24.38‰。 以 1957年底人口 64653 万人为基数， 按这个自然增长率， 1961
年底应有人口为 71192万人。所以，三年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71192－65859）万人，即 5333
万人。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两部分。
为什么用后一种计算办法得出的总人口减少比分年度计算出来的要多 563 万？这是因为，第一，在分
年度计算时，由于上一年的影响，1959 年、1960 年、1961 年总人口比正常年景少，总人口少了，
得出的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也就少了。第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总人口的自然增长数和按
自然增长率算出来的人口增长数对不上。以上两种计算中，都用了总人口数和自然变动数，把原来人
口统计中的误差转移过来了。
图 22-1中国人口金字塔图
人口金字塔是以条形图的形式直观地表现某一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的组合图形。它以纵轴表
示年龄，横轴表示人口数量或比重。横轴的左边表示男性人口，横轴的右边表示女性人口。年龄最小
的放在底层， 然后逐一将相邻各年龄组向上叠加。 中国三次人口普查都绘出了人口金字塔图。 从图 22-1
中可以看出，在与大饥荒相应的年龄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Doomsday]

二、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相差很大，以 1957 年人口死亡率（官方数据）为例，广东 8.43‰，云南
却高达 16.29‰，而全国平均水平为 10.8‰。不考虑地区差别，用统一的标准估计中国全国的情况，
必然存在较大误差。前面我们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了计算，现在，我们用各省数据进行计算。
各省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这一套书。《中国人口》每省一分册，包括香港和澳门，共 32 分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此书是由教育部、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
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1986年以后陆续出版。各省
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我
从除了西藏、台湾的 28本书中，将各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数据抄录如表 22-2。
表 22-2 《中国人口》各省分册记载的人口状况（人口：万人，率：‰）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四川
总人口 6790.6 6790.6 6945.2 7081 7077.9 6897.3 6459.2 6485.6 6695.8 6898.3
7136.8 7386.3
出生率 28.39 28.5 29.22 24.03 16.71 11.73 11.81 28.01 50.11 46.94 42.41
39.95
死亡率 9.18 10.41 12.07 25.17 46.91 53.97 29.42 14.62 12.82 13.87 11.46
10.76
自然增长率 19.21 18.09 17.15 -1.13 -30.26 -42.23 -17.6 13.39 37.28 33.07 30.95
29.2
河南
总人口 4652 4733 4840 4943 4979 4818 4830 4940 5080 5099 5240
出生率 30.82 35.85 33.71 33.16 28.07 14.01 15.31 37.5 45.08 36 36.1 35.61
死亡率 11.77 14 11.81 12.7 14.12 39.6 10.18 8.03 9.43 10.6 8.5 8.5
自然增长率 19.05 21.85 21.9 20.46 13.95 -25.59 5.13 29.47 35.65 25.4 27.6
27.11
安徽
总人口 3221.4 3261.6 3356 3426.7 3445.5 3085.6 2987.7 3133.2 3232.3 3181.2
3285.6 3407
出生率 27.67 33.17 29.75 23.83 19.85 11.35 12.34 53.26 50.69 39.85 41.79
41.05
死亡率 11.8 14.25 9.1 12.36 16.59 68.58 8.11 8.51 7.92 8.59 7.24 7.12
自然增长率 -57.23
山东
总人口 5174 5256 5373 5422 5373 5188 5265 5246 5585 5607 5711 5851
出生率 37.3 32.7 35.79 25 20.9 19.5 24.41 38.14 44.18 36.88 35.46 34.56
死亡率 13.73 12.1 12.05 12.77 18.19 23.6 18.49 12.35 11.78 12.04 10.2 9.9
自然增长率 23.6 20.6 23.7 12.3 2.07 -4.1 3 25.79 32.04 24.82 25.3 24.6
甘肃
总人口 1155.04 1218.7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1240.1 1249.17
1290.03 1345.44 1392.97
出生率 28.8 28.2 30 31.5 19.3 15.5 14.8 41.4 42.1 47.2 45.3 42.5
死亡率 11.9 10.8 11.3 21.1 17.4 41.3 11.5 8.2 10.4 15.6 12.3 11.49
自然增长率 16.9 17.4 21.7 10.4 1.9 -25.8 3.3 32.9 31.7 31.6 33 31.1
江苏
总人口 3984 4089 4183 4258 4290 4246 4243 4334 4441 4516 4624 4748
出生率 32.21 37.6 34.38 24.83 20.92 18.56 18.84 33.27 37.68 34.7 36.91
34.89
死亡率 11.76 13.02 10.26 9.4 14.55 18.41 13.35 10.36 9.04 10.13 9.48 8.05
自然增长率 20.45 24.58 24.12 15.43 6.37 0.15 5.49 22.91 28.64 24.57 27.43
26.84
浙江
总人口 2385.5 2442.9 2503.3 2563.5 2598.3 2616.9 2663.2 2707.2 2800.5 2874.6
2957.3 3033.4
出生率 38.09 33.4 34.91 34.1 26.28 23.52 17.58 36.07 40.71 37.18 36.48
32.48
死亡率 12.58 9.46 9.32 9.15 10.31 11.88 9.84 8.61 7.9 9.21 8.09 7.12
自然增长率 25.51 23.94 25.62 24.95 15.47 11.64 7.71 27.41 32.81 27.97 28.39
25.36
广东
总人口 3429.7 3494.2 3592.6 3671.8 3739.2 3785.7 3817.3 3909.8 4013.7 4108
4231.3 4346.9
出生率 31.09 34.93 34.99 30.1 24.67 18.96 21.27 43.31 39.17 36.74 36.28
32.18
死亡率 10.7 11.19 8.43 9.13 11.74 15.12 10.67 9.32 7.62 8.33 6.82 6.37
自然增长率 20.49 23.74 26.56 20.97 13.04 3.84 10.06 33.99 31.55 28.42 29.46
25.81
贵州
总人口 1586.8 1628.1 1680.9 1710 1744 1643 1623.5 1664.3 1703.6 1752
1820.7 1885
出生率 37.92 32.26 34.43 33.69 27.57 19.97 16.58 43.72 48.7 52.62 49.96
44.04
死亡率 16.24 13.02 12.35 15.26 20.28 52.33 23.37 11.64 17.14 20.66 15.16
13.49
自然增长率 21.7 19.3 22.1 18.4 7.3 -32.4 -6.7 32.1 31.6 32 34.8 30.6
广西
总人口 2052.6 2091.8 2146.63 2186.16 2205.22 2172.06 2159.16 2217.82 2299.7
2261.66 2444.68 2528.2
出生率 30.26 29.37 34.52 32.87 24.52 19.4 17.73 39.08 46.72 4.95 42.4 39.23
死亡率 14.58 12.46 12.35 11.74 17.49 29.46 19.5 10.25 10.13 10.55 9.03 7.5
自然增长率 15.68 16.91 22.17 21.13 7.03 -10.06 -1.17 28.83 36.59 30.4 33.37
31.73
陕西
总人口 1716 1756 1803 1832 1881 1944 1969 2008 2018 2100 2144 2194
出生率 30 28 32.2 26.7 26.6 27.7 21.1 34.6 38.7 40 34.7 34.4
死亡率 10.6 9.9 10.3 11 12.7 12.3 8.7 9.4 10.5 16 13 12.9
自然增长率 19.4 18.1 21.9 15.7 13.9 15.4 12.4 25.2 28.2 24 21.7 21.5
青海
总人口 179.2 199.92 204.64 225 260.01 248.65 211.42 205.01 209.33 219.47
230.45 240.61
出生率 35.93 24.68 32.18 27.94 23.02 13.07 11.43 35.72 45.56 52.08 48.72
41.39
死亡率 14.06 9.34 10.4 12.99 16.59 40.73 11.68 5.35 8.37 15.53 9.06 9.75
自然增长率 21.87 15.25 21.78 14.98 6.44 -27.66 -0.25 30.37 37.19 36.55 39.66
31.64
山西
总人口 1508.7 1553.58 1586.74 1621.7 1666.57 1703.2 1710.04 1745.33 1790.11
1824.37 1871.56 1911.05
出生率 34.2 29.9 33.3 28.7 27.5 27.3 19.1 37.7 38.1 36.2 33.9 30.3
死亡率 12.9 11.6 12.7 11.7 12.8 14.2 12.2 11.3 11.4 14 10.4 10.3
自然增长率 21.3 18.3 20.6 17 14.7 13.1 6.9 26.4 26.7 22.2 23.5 19.7
河北
总人口 3529 3588.7 3670.1 3732.3 3791.3 3779.2 2795 3883.6 3956.2 3996.7
4087 4183
出生率 32.29 29.24 29.62 24.45 23.09 20.5 15.13 28.63 38.61 33.63 32.92
29.32
死亡率 11.64 11.34 11.3 10.92 12.29 15.84 13.63 9.06 11.2 10.91 8.74 8.69
自然增长率 20.65 17.95 18.32 13.53 10.8 4.67 1.5 19.62 27.41 22.72 24.18
20.53
湖南
总人口 3472.83 3507.47 3602.2 3672.72 3691.95 3586.37 3507.98 3600.26 3715.2
3785.13 3901.47 4009.65
出生率 31.1 29.59 33.47 29.96 24 19.49 12.52 41.4 47.29 42.2 42.25 37.23
死亡率 16.36 11.51 10.41 11.65 12.99 29.42 17.49 10.23 10.26 12.88 11.19
10.16
自然增长率 14.74 18.08 23.06 18.32 11 -9.93 -4.97 31.16 37.03 29.31 31.06
27.08
福建
总人口 1366.6 1400.4 1452.5 1493.4 1543 1572.6 1597.8 1639.7 1678.4 1703.5
1759.8 1813.7
出生率 27.28 28.67 38.24 29.12 27.56 25.11 17.42 40.16 44.96 38.33 41.18
37.04
死亡率 8.26 8.43 9 7.46 7.78 15.34 11.87 8.28 7.36 8.62 7.34 7.11
自然增长率 19.02 20.24 29.24 21.66 19.79 9.77 5.55 31.88 37.6 29.71 33.84
29.93
云南
总人口 1805.85 1841.83 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
2021.08 2088.44 2160.36 2231.86
出生率 32.48 34.75 36.27 23.61 20.94 24.19 19.4 39.71 43.15 45.66 44.01
38.97
死亡率 13.6 15.22 16.29 21.62 17.96 26.26 11.85 10.85 14.14 15.23 12.99
10.08
自然增长率 18.88 19.53 19.98 1.99 2.98 -2.07 7.58 28.86 29.01 30.43 31.02
28.17
吉林
总人口 1202.1 1224.5 1248.1 1280.9 1313 1397.1 1414.3 1476.4 1537.1 1595.1
1639.1 1679.3
出生率 41.57 32.64 35.46 33.31 28.04 32.51 26.45 40.7 47.03 44.19 40.46
34.58
死亡率 9.9 7.5 9.1 9.1 13.4 10.1 12 10 9.4 12.6 9.7 8.6
自然增长率 27.7 25.1 26.4 24.2 14.6 22.4 14.5 30.7 37.6 31.6 30.8 26
辽宁
总人口 2261.5 2306.5 2395.5 2445 2501.8 2559.5 2519.3 2549 2653.1 2734.2
2808.3 2869.7
出生率 39.1 33.7 41.9 38.7 28 31.8 17.2 34.1 49.1 40.2 36.2 29.4
死亡率 9.4 6.6 9.4 8.8 11.8 11.5 17.5 8.5 7.9 9.5 7.1 6.2
自然增长率 29.7 27.1 32.5 29.9 16.2 20.3 -0.3 25.6 41.2 30.1 29.1 6.2
黑龙江
总人口 1321 1418 1479 1564 1682 1807 1809 1893 1972 2053 2134 2198
出生率 40.4 33.1 36.6 33 30.4 32.5 27.3 35.5 45.1 42.6 40.4 34.3
死亡率 11.4 10.1 10.4 9.1 12.8 10.5 11.1 8.7 8.5 11.5 8 7.3
自然增长率 29 23 26.2 23.9 17.6 22 16.2 26.3 36.6 31.1 32.4 27
湖北
总人口 2896.7 2963.2 3064.8 3146.7 3173.2 3152.2 3182.96 3273.93 3350.09
3418.01 3504.54 3601.01
出生率 26.06 27.07 34.36 30.49 26.42 16.41 27.34 42.51 41.05 37.73 35.1
34.8
死亡率 11.55 10.85 9.64 9.64 14.5 21.19 9.19 8.76 9.83 10.39 10.04 9.63
自然增长率 14.51 16.22 24.72 21.01 11.92 -4.78 18.14 33.75 31.32 26.8 25.06
25.16
宁夏
总人口 165.11 172.02 179.38 193.51 208.85 213.03 203.05 198.81 206.7 214.89
226.78 235.38
出生率 34.09 34.2 43.24 39.32 23.8 16.58 13.04 44.6 50.52 49.37 48.02 42.2
死亡率 10.24 10.58 11.06 14.98 15.82 13.9 10.71 8.49 10.22 13.44 9.27 9.35
自然增长率 24.66 23.62 32.18 24.34 7.98 2.68 2.32 36.11 40.3 35.93 38.79
32.85
江西
总人口 1763.38 1799.97 1851.45 1912.89 1975.97 2009.85 2002.67 2039.91
2101.03 2143.63 2209.54 2283.65
出生率 32.33 29.01 38.34 30.28 28.64 26.78 21 37.19 39.56 38.05 38.85 38.13
死亡率 16.23 12.49 11.48 11.34 13.01 16.06 11.54 11 9.76 10.87 9.39 8.54
自然增长率 16.1 16.52 26.86 18.94 15.63 10.72 9.46 26.19 29.8 27.18 29.46
29.9
新疆
总人口 511.78 533.17 558.01 582.35 648.98 686.33 710.06 698.97 713.12 744.18
789.1 837.99
出生率 30.67 31.1 31.48 31.03 29.87 28.13 25.16 32.02 35.14 42.21 41.7
38.08
死亡率 14.4 14.2 14 13 18.84 15.67 11.71 9.71 9.43 16.35 11.1 9.39
自然增长率 16.27 16.9 17.48 18.03 11.03 12.48 13.45 22.31 25.71 25.91 30.6
28.69
内蒙古
总人口 843 896.6 936 986.1 1062.5 1191.1 1163.1 1171.8 1215.4 1253.7 1296.4
1329.6
出生率 37.5 29.5 37.2 28.4 30.8 29.4 22.1 38.2 45.1 41.9 40 36.1
死亡率 11.4 7.9 10.5 7.9 11 9.4 8.8 9 9.4 11.8 9.3 8.07
自然增长率 26.1 21.6 28.7 20.5 19.8 20 13.3 29.2 35.7 30.1 30.7 28
北京
总人口 555.92 598.23 619.08 631.85 684.1 732.13 721.02 723.64 747.38 765.01
773.93 770.06
出生率 40.07 40.02 42.1 37.02 30.7 33.03 25.7 35.92 43.41 30.4 22.95 19.41
死亡率 9.6 7.57 8.19 8.08 9.58 9.22 10.08 8.71 8.11 8.27 6.75 7.24
自然增长率
天津
总人口 487.3 506.9 529.5 548.2 567.5 583.5 584.2 595.6 615.3 629.5 637.7
640.8
出生率 37.12 34.39 37.28 34.56 28.49 27.38 20.42 33.68 40.61 28.72 24.33
21.02
死亡率 9.85 8.79 9.35 8.66 9.88 10.34 9.89 7.36 7.3 7.79 6.17 6.91
自然增长率 27.27 25.6 27.93 25.9 18.6 17.04 10.53 26.3 33.31 20.93 18.16
14.11
上海
总人口 925.6 942.07 1009.58 998.82 1028.39 1054.08 1053.17 1057.86 1073.64
1086.72 1093.79 1095.83
出生率 41.7 40.5 45.6 36 27.8 27.6 22.4 26.3 30.3 20.6 17 14.6
死亡率 8.1 6.8 6 5.9 6.9 6.8 7.7 7.3 7 6.1 5.7 5.3
自然增长率 33.6 33.7 39.6 30.1 20.9 20.8 14.7 19 23.3 14.5 11.3 9.3
注：《中国人口・湖北》缺 1955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本表用公安部的数据补上。《中国人口・北
京》中缺 1955、1956、1959、1960、1962、1963、1966的死亡率，表中数据系用公安部数据补上。
另外，安徽数据中也缺大部分年份的死亡率，也是用公安部的数据补上的。公安部的数据来自《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中国人口・江苏》中数据
有错，本书用《江苏统计年鉴》数据作了修正。
根据表 22-2中的数据，采用本章前面的办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算出非正常死
亡和少出生人口。 计算正常死亡率时， 取前三年 （1955， 1956， 1957） 和后三年 （1963， 1965， 1966）
的算术平均数。计算结果如表 22-3。
表 22-3 大饥荒对各省人口的影响（单位：万人）
地区 1958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1962 年 总计
四川
非正常死亡人数 98.53 253.37 299.42 123.04 22.65 797.01
少出生人数 86.96 139.61 172.59 165.53 54.5 619.19
安徽
非正常死亡人数 9.46 24.12 192.7 226.28
少出生人数 39.74 53.81 79.03 70.48 243.06
河南
非正常死亡人数 9.89 17.18 139.38 166.45
少出生人数 7.44 32.79 101.25 93.52 235.00
山东
非正常死亡人数 14.30 43.50 71.18 43.75 11.71 184.43
少出生人数 5.35 78.49 84.17 57.65 225.66
湖南
非正常死亡人数 4.93 64.67 20.72 90.32
少出生人数 21.86 44.04 59.97 83.18 209.05
贵州
非正常死亡人数 1.19 10.05 63.96 14.34 89.59
少出生人数 13.88 24.70 37.09 41.30 116.97
广西
非正常死亡人数 1.43 14.07 40.23 18.23 73.96
少出生人数 7.41 25.84 36.87 40.20 110.32
甘肃
非正常死亡人数 14.45 9.91 40.10 2.21 66.67
少出生人数 5.90 21.69 26.2 26.21 80.00
江苏
非正常死亡人数 17.52 33.97 12.30 63.79
少出生人数 43.43 60.69 70.78 9.23 7.93 192.06
辽宁
非正常死亡人数 2.42 9.89 9.36 24.63 1.77 48.07
少出生人数 21.64 12.53 49.65 6.72 90.54
广东
非正常死亡人数 1.80 11.49 24.38 7.72 2.63 48.02
少出生人数 15.51 35.94 57.98 48.00 157
云南
非正常死亡人数 15.12 8.28 24.04 47.44
少出生人数 28.53 33.96 27.6 36.5 126.59
湖北
非正常死亡人数 13.11 34.28 47.39
少出生人数 6.30 19.28 50.92 16.41 92.91
河北
非正常死亡人数 1.78 6.96 20.44 12.08 41.26
少出生人数 24.87 30.40 40.39 60.75 9.75 166.16
福建
非正常死亡人数 11.56 6.26 0.58 18.40
少出生人数 8.84 11.48 15.59 28.06 63.97
江西
非正常死亡人数 3.32 9.49 0.48 13.29
少出生人数 10.37 13.9 17.96 29.67 71.9
吉林
非正常死亡人数 0.09 5.67 1.45 4.17 1.40 12.78
少出生人数 6.12 13.11 7.64 16.45 43.32
浙江
非正常死亡人数 2.61 6.73 1.43 10.77
少出生人数 3.37 23.62 31.06 47.12 105.17
青海
非正常死亡人数 0.61 1.56 7.77 0.35 10.29
少出生人数 2.18 3.65 6.36 6.13 0.49 18.81
黑龙江
非正常死亡人数 5.71 2.13 3.29 11.13
少出生人数 7.46 12.17 9.42 19.16 4.44 52.65
山西
非正常死亡人数 0.24 2.06 4.46 1.11 7.87
少出生人数 6.85 8.99 9.55 23.67 49.06
陕西
非正常死亡人数 2.78 2.10 4.88
少出生人数 11.85 12.29 10.58 23.95 58.67
宁夏
非正常死亡人数 0.91 1.15 0.79 0.12 2.98
少出生人数 0.47 3.63 5.33 5.99 15.42
新疆
非正常死亡人数 3.45 1.62 5.07
少出生人数 3.67 5.17 7.48 16.32
内蒙
非正常死亡人数 1.20 1.2
少出生人数 6.38 8.6 17.57 32.55
北京
非正常死亡人数 0.98 1.55 2.53
少出生人数 5.39 5.39
天津
非正常死亡人数 0.97 1.27 1.02 3.26
少出生人数 1.11 1.78 5.87 8.76
上海
非正常死亡人数 0.49 1.44 1.02 2.95
少出生人数 2.5 8.01 3.91 14.42
全国
非正常死亡人数 172 475 1109 300 42 2098
少出生人数 365 735 989 1044 87 3220
人口总减少数 537 1210 2098 1344 129 5318
由表 22-3 计算结果可知，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了 5318万人（其中非正常死亡 2098 万人，少出生
3220 万人）。各省的死亡率数据基本上是以官方统计为基础的。到了 20 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有了比
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少省份对数进行了一些修正。应当比原有的统计数更接近实际一些。但是，即
使到了八十年代， 饿死人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有些省份用这些数据计算出的非正常死亡据，
比调查者的数字偏小。 例如， 中监委李坚当年到安徽调查的估计是， 非正常死亡是 300万人。 文革中，
中共中央原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回京后对李坚说，安徽饿死 500万人（见本书第四章“安
徽不安”）。而我上述计算的结果只有 226 万人。薄一波对赵健民说山东饿死 300 万人，这里计算
的结果只有 184.43 万人。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著文认为，四川省饿死 1200万人，上表中只有 787
万人。《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 1期载文认为，福建省三年非正常死亡万人数为 22 万人，少出生
65 万人，该文是用省公安厅的数字计算的。而表 22-3中福建非正常死亡只有 18万人。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当年在省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如果八十年代还在该省或在中央
担任要职，他有可能干预这些省份的死亡数据，以减轻其历史责任。我在调查中发现过这种情况。所
以，用各省的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虽然比国家统计局的数要接近实际一些，但还是一个比实际
情况缩小了的数据。
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按年度分布情况，见图 22-2。
根据各省官方数据计算，早在 1958 年，全国就有 172 万人非正常死亡，1959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475 万，至 1960 年达到顶点，非正常死亡为 1109 万人。随着落实救荒措施，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
迅速减少，1961 年为 300 万人，至 1962 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基本走出饥荒，但个别省份如四
川还在饿死人，全国总计仍有 42万人非正常死亡。此图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实际要少，但反映的
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变化趋势是可信的。

 

[Doomsday]

三、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国外学者对中国大饥荒引起的人口减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数字。艾德尔认为 1960 年
－1961年非正常死亡 2300 万，莫舍估计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 1100 万至 3000 万之间。希尔
估计 1958－1962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3000万，同时有 3300 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科尔认
为 1958－1963 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2700万。杰勒德・卡罗特认为，1958－1963 年有 2700 万人
过量死亡，有 2900万婴儿没有出生，他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重新估算，认为在 1960 年，死亡人口
为 4090万。
国外学者在研究这个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时，首先用人口学的方法，对《中国统计年鉴》上的人口数
据进行修正。
《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各年底人口总数、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户籍管理部门统计的，具体说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处（户政处）提供的。户政处有关人口的数字是省公安厅和
县公安局逐级报上来的。据当年在公安部户政处工作的张庆五和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中国的人口
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他们不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上报的数字就不太准确。当
时生产队人口报表上有总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迁入数。总人口是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
统计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顾的：生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
个孩子。所以，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总人口数相对准确一些，但死人过多的年份总人口有
多报的情况。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据上述三个数字计算出来的。考虑人口调出和调入以后，总人口增
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应当是相
等的。但是，各省报上来的这两个数字汇总后却有不小的差别。见表 22-4。
表 22-4人口统计数字中不应有的差别（万人）
年份 总人口增加数（1） 自然增长人数（2） （2）－（1）理论上应为 0
1953 1314 1337 +23
1954 1470 1466 +4
1955 1199 1233 +34
1956 1363 1270 -93
1957 1825 1479 -346
1958 1341 1124 -217
1959 1213 677 -536
1960 -1000 -304 +696
1961 -348 249 +579
1962 1436 1794 +358
1963 1877 2270 +393
1964 1327 1927 +600
1965 2039 2026 -13
资料来源：王维志手稿：《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的情况》，1881年 3月 7
日
《中国统计年鉴》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数漏报。严格实行计划
生育政策以后，出生人口漏报较多。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出生人口漏报不多，但死亡
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销了户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
亡不报，其它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他
的仕途。对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王维志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
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
上级满意时为止。在 1958 到 1962年间，死亡普遍少报，而出生少报的情况较少。这就造成自然增
长人口（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高于总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资源统计的，相对准确一些）的增长。
鉴于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不准确，人口学家则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来修正。
相对于年度人口数据（即户籍数）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要准确得多。中国 1953年和 1964年进行了
两次人口普查。1953 年的人口普查项目较少，主要调查年龄、姓别、民族等基本特征。1964年的人
口普查在 1953 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成为九项。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次普
查比前两次规模更大，普查项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
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1983年公布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
结果。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 100 万人口中的约 30万名 15至 67 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
对 1940年以来的 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
问。可靠性较高。
有了几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数据， 人口学家们就采用人口学的方法， 对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修正。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 Bannister，她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班久蒂）是一位国际著名
的人口学家。据李成瑞和她接触时的印象，这位学者没有政治偏见，对中国比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
一生育率调查的数据，重新对出生率进行估计。并用人口普查数据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注意力集中
在中国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总趋势。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对估计中国三年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变
动提供了基础数据。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对中国人口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从 1952 年到 1982 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1952-1982》）一书上。他依据我国计生委的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
资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资料， 重估历年出生率。 再根据他推算出来的历年出生人数， 减去实际存活人口，
重新估计了死亡率。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 Calot）（又译杰・卡罗特）也用他自己的办法重新修订了中国人
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现将几位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订结果列如表 22-5。
表 22-5 几位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订结果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班尼斯特数 科尔数 卡洛数 班尼斯特数 科尔数 卡洛数
1954 43.44 44.4 41.91 24.20 29.1 19.96
1955 43.04 41.3 41.37 22.33 22.4 22.31
1956 39.89 40.02 38.28 20.11 20.8 16.85
1957 43.25 41.1 41.45 18.12 19.0 13.24
1958 37.76 37.7 36.22 20.65 20.4 15.98
1959 28.53 28.3 27.24 22.06 23.3 19.20
1960 26.76 25.2 25.65 44.60 38.8 40.76
1961 22.43 22.3 21.70 23.01 20.5 27.03
1962 41.02 40.9 39.79 14.02 13.7 18.28
1963 49.79 47.3 48.69 13.81 13.0 21.22
1964 40.29 40.7 39.82 12.45 13.5 20.82
1965 38.98 39.7 38.77 11.61 11.1 10.26
1966 39.83 38.3 39.52 11.12 10.4 12.27
资料来源：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 2 期；Ansley J.
Coale：《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1952-1982》，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D.C 1984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学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数，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饥荒期间
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办法是，用 1955－1957 年的三年平均数作为起始点，用 1964
－1966三年平均数为另一点。如果不发生三年大饥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连续的。即 1959－1961
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这两个点的连线上。为简单起见，取这两个点的平均数为正常死亡率
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数据计算：正常死亡率为：
{（22.33＋20.11＋18.12）／3＋（12.45＋11.61＋11.12）／3}‰／2=15.96‰
正常出生率为：
{（43.04＋39.89＋43.25）／3＋（40.29＋38.98＋39.83）／3}‰／2＝40.88‰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
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后的总人口数字，见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年为 300.1
万人，1959年为 386.8万人，1960年为 1833.5万人，1961年为 456.7万人。1958－1961年非正
常死亡人口为 2887.1万人。
同样办法，计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1958 年 199.7 万，1959 年为 803.4 万，1960 年为 921.33 万，
1961 年为 1195.1 万。四年共少出生人口总数为 3119.5万人。
用班久蒂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期间中国人口减少总数为（2987.1＋3119.5）万人，即 6106.6 万
人。
表 22-6 班久蒂对中国总人口和增长率的修正
年份 修正后的平均人口（百万） 修正后的总人口（百万） 修正后的自然增长率（‰）
1955 606.5 20.7
1956 619.1 19.8
1957 633.2 25.1
1958 638.85 646.7 17.1
1959 650.5 654.3 6.5
1960 652.5 650.7 -17.8
1961 647.75 644.8 -0.6
1962 653.3 27
1963 674.2 35.9
1964 696.1 27.8
1965 715.5 27.4
资料来源：彭尼.凯恩：《1959－1961 中国大饥荒》，郑文鑫、毕建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104页
用同样的办法， 根据科尔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6.2‰， 正常出生率为40.2‰。
即：
正常死亡率：
{（22.4＋20.8＋19.0）／3＋（13..5＋11.1＋10.4）／3}‰／2＝16.2‰
正常出生率：
{（41.3＋40.2＋41.1）／3＋（40.7＋39.7＋38.3）／3}‰／2＝40.2‰
用科尔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科尔修订的总
人口数（以 1954 年底总人口 60266万为基数）。
表 22-7 科尔修订的人口数
年份 修正后的自然增长率（‰） 修正后的总人口（万） 修正后的年平均人口（万）
1955 18.90 61405
1956 19.22 62585
1957 22.10 63868
1958 17.30 65075 64522
1959 5.00 65400 65238
1960 -13.60 64510 64855
1961 1.80 64626 64568
1962 27.20 66384 65505
1963 34.30 68661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计算出这几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应出
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
1958 年：64522×（20.4－16.2）＝271 万人；同样可以算出 1959年为 463万人；1960 年为 1468
万人，1961年为 278 万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2481万人。
少出生人口：1958年：64522×（40.2－37.7）＝161.3万人，同样可以算出 1959 年为 776.3 万人，
1960 年为 974.9 万人，1961 年为 1155.8 万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 3068.3 万人。
用科尔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总影响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即 5549.3万人。
用卡洛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卡洛修订的总
人口数（以 1954 年底总人口 60266万为基数）。
表 22-8 卡洛修订的人口数
年份 修正后的自然增长率（‰） 修正后的总人口（万） 修正后的年平均人口（万）
1955 19.06 61415
1956 21.43 62731
1957 28.21 64500
1958 20.04 65806 65153
1959 8.04 66335 66070
1960 -15.11 653430 65838
1961 -5.33 64994 65167
1962 21.51 66392 65693
1963 24.77 68037
依据表 22-8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 1954 年总人口为基数，用卡洛的自然增长率
计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结果是，正常死亡率为 15.96‰，正常出生率为 39.87‰。1958－
1962 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2850.9 万（1958年为 130.3万，1959年 214.0万，1960年 1632.
万，1961年 721.4万，1962年为 152.4万）。四年少出生人口 3197.85 万（1958 年为 237.8 万，
1959 年 834.5 万，1960年 936.2万，1961年 1184.1 万，1962 年为 5.25 万）。
用卡洛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总影响为上述两项加，即 6048.8万人。
现将依据三位国外学者的的修订数据计算的结果列下表。
表 22-9 根据三位外国学者的数据计算出的三年人口变动（万人）
年代 班久蒂 科尔 卡洛
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1958 300.1 271.0 130.3
1959 396.8 463.2 214.0
1960 1833.5 1468.9 1632.8
1961 456.7 277.6.9 721.4
1962 152.4
总计 2987.1 2481 2850.9
少出生人口人口总减少
1958 199.7 161.3 237.8
1959 803.4 776.3 834.5
1960 921.3 974.9 936.2
1961 1195.1 1155.8 1184.1
1962 5.25
总计 3119.5 3068.3 3197.9
6106.6 5549.3 6048.8

 

[Doomsday]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
蒋正华的研究
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在三年大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1700万人。由于蒋正华的这个结论已被
国内主流意见接纳，所以，我作一详细介绍。
蒋正华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进行的。李成瑞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干部，是副部级高官，直到晚年
还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1956 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秘书多年，后任国家统
计局局长。他在统计局长任期内，主持了 1982 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因此对人口问题有相当深
的研究。1985 年 6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的第二十届大会。在这次
会上，他结识了科尔、班久蒂和卡洛等国际著名学者，同他们交谈中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
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回来以后，他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提议，将这个问题列入了国
家研究课题。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任务。
蒋正华，1937 年 10月生，1958 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1958－1980 年在该校自动控制系任教，
1980－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研究院读研究生， 回国后在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任讲师。 1984
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这个课题。蒋正华和他的
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1700 万人，远远低于国外学者
的估计。蒋正华的研究成果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得到了认可。
李成瑞在他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认为，和国外学者比起来，蒋正华的研究“科学
性更高一些”。他接受我的采访时，也一再推荐蒋正华的研究。
由于此时的蒋正华已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算是国家领导人，找他采访很困难。于是，我
找到了蒋正华就这个问题发有的所有文章。但是，我看到了他提供了三组完全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
的数字（后来我向李成瑞提起此事，李似乎不知道这个情况）。一是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
参数的校正》，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 3 期的数据。（以蒋正华和李南的名义在一次学
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学讲义专用纸手抄稿复印件，
也是这组数据。）二是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以《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为题的文
章中的数据。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 617 页上的数据，李
成瑞对我说，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合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现列出三组数字列表如下：
表 22-10 蒋正华提出的三组不同的中国人口数据（‰）
年代 《中国人口・总论》数 《中国人口年鉴，1987》数 《西安交大学报》数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1955 36.54 17.23 37.32 22.54 37.98 12.68
1956 35.20 16.77 35.92 21.52 36.39 12.80
1957 36.45 16.55 36.84 20.53 37.19 13.01
1958 31.62 17.25 31.77 20.06 32.29 13.36
1959 28.46 18.96 27.86 26.91 27.77 17.29
1960 23.84 31.25 24.24 31.58 24.67 32.40
1961 20.78 24.57 25.03 24.38 24.50 16.52
1962 44.73 18.08 39.65 17.84 38.37 13.60
1963 45.57 16.72 46.23 16.35 45.37 13.27
1964 40.48 13.03 43.63 14.93 41.23 12.64
1965 38.46 11.28 39.51 13.04 39.43 10.86
1966 35.76 9.64 36.54 11.62 36.66 9.60
表 22-11 蒋正华对中国总人口数的修正（万人）
年份 估计年末人口 估计年中人口
1954 60310 59468
1955 61484 60785
1956 62636 61873
1957 63893 63057
1958 64829 64354
1959 65476 64999
1960 65239 65504
1961 64926 64932
1962 66760 65489
1963 68749 67603
1964 70400 69461
1965 72358 71263

 

[Doomsday]

1966 74325 73356
资料来源：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 618页。
蒋正华以历年的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到 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
8299 万人；同时按这 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为 6602 万人。二者相减，得出非正常
死亡人数为 1697 万人，约 1700万人。
读者可能看到，蒋正华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国外学者低，主要不是他估计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
估计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蒋正华提出 1958年到 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 8299万人（这和科尔的估计
的 8626万人仅少 327万人），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数高达 6602万人（这个数比科尔的 5840 万人
高出 662 万人）。
我不知道 6602 万人这个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但我们可以用蒋正华提出 1958年到 1963年总共死亡
人数为 8299 万人；用他修正后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后的每年平均人口数，算出每
年的正常死亡数；总死亡数减去正常死亡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们起点用 1955，1956，1957
三年平均数，终点取 1964，1965，1966 三年平均数，用他提出的三组死亡率分别计算：
按西安交大学报数据计算：
正常死亡率＝[（12.68+12.80+13.01）/3+（12.64+10.86+9.60）/3]/2=11.93（‰）
按 11.93‰正常死亡率，用蒋正华修正后的历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数，6年正常死
亡人数总共 4685 万人。 蒋正华算出的 6年死亡总数 8626万人减去 4685 万人， 则非正常死亡为 3941
万人。
按《中国人口・总论》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 14.10‰，由此计算出的 6 年正常死亡人数为 5538.5
万人；则 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 2760 万人；
按《中国人口年鉴，1987 年》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 17.36‰，6 年正常死亡人口为 6818.8万人。
6 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 1478 万人。
蒋正华在 1987 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此文收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 年》
上）一文中正式公布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 1700 万，原因在于这篇文章中他公布的大饥荒以前各年
的死亡率比前两组数字要高得多，从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数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蒋正华估计的总死亡人口，用蒋正华修正后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从而求出非正常死
亡人口。
我再换一种方法验算，还是用蒋正华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订后的每年平均人口，计算每年
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年中人口
由于他提提供了三组数据，我们还得计算三次，其结果如下：
用蒋正华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计算：
1958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36－11.93）×64354＝92.03（万人）
1959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7.29－11.93）×64999＝348.39（万人）
1960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2.40－11.93）×65504＝1340.86（万人）
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6.52－11.93）×64932＝298.03（万人）
1962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60－11.93）×65489＝109.36（万人）
在 1958年到 1961年四年间，非正常死亡为 2188.67 万人。
用西安交大学报数据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 2821万人 （1958年为 377.1万人， 1959年为 674.7
万人，1960年为 883 万人，1961 年为 886.3万人）。大饥荒对人口的总影响为 5009.9 万人。
用蒋正华《中国人口・总论》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 2337 万人（1958 年为
204 万，1959 年为 317.2 万，1960年为 1124.7万，1961 年为 681.1万），少出生人口为 2868.5
万人（1958年为 359.1万，1959 年为 568.1万，1960年为 875.1万，1961年为 1066.2万）。大
饥荒对人口总影响为 5205.5 万人。
用《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 2209.9 万人
（1958 年 173.1 万，1958 年 620.1 万，1960 年 830.8 万，1961 年 455.2 万，1962 年 30.8 万）。
四年少出生人数为 2748.9 万人。大饥荒对人口总减少为 4958.8 万人。
以上用蒋正华的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计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 1700 万的结果。按数学常识，一种
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为什么蒋正华同一种方法得出三组不同的数据？为什么提出与前一组数据不同的数据时，不作为什么
不同的说明？为什么用他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都远远超过他的 1700万的结论？2002 年 6
月我曾就此写信向蒋正华求教，他没有答复。此时，我冒昧猜测，蒋正华最早用《西安交大学报》的
数据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过多，就提出了后两组数据。后两组数据主要是提高正常
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来减少非正常死亡数，从而减少政治风险。他发表的三组
数据中，官方性最浓的《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他做的毕竟
是国家下达的课题啊！
我不愿意停留在猜测上，2005年 6月再一次将三年以前的信寄给蒋正华，10 月 19 日，终于收到了
他的回信（手写，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签，信签抬头是黑字，显然发给我的是复
印件）。为了供读者研究，现将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继绳同志：
收到来函，以事烦未即复为歉。

 

[Doomsday]

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
往事。外国学者对这几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推算是以 1957 年或在此前死亡率与 1964 年前后死亡
率或 1964年死亡率为基准，估计其间正常死亡率水平，与实际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数。这样的
估计有两个最大的误差，第一，每个年龄人口死亡率不同，采用总死亡率不能考虑到 1957年到 1964
年中国不同年龄人口死亡率变化模式的影响。当时的死亡率水平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较快，其
它年龄段死亡率变化较少，或基本不变。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对较多，因为这部分人
受不利生活条件冲击较为严重，逃离最不利的环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学者获得的计算结果高于
实际。我们根据 1982年人口普查获得了很好的数据，在第四、五两次人口普查后，我们都做过数据
分析，发现这两次普查数据质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认为可利用的详尽的死亡率分年龄资料仍以这次
最可靠。我们利用 1982 年数据构建了年龄别的生命表，并利用优化拟合的回推技术，再现了历史上
各年的生命表，据此计算 1957年到 1965年的死亡率与非正常死亡率之差从方法学而言比外国学者
更加严密，我们的优势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观个人数据。
三组数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优化拟合回推时，需要采取历史上的时点的基准数，优化技术也可以有总
体优化和年龄组优化的不同准则。历史上的基点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后的平均值为
准，也可以对每一年的死亡率都进行拟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学报上发表的就是采用总体优化和时点基
准计算的结果，年鉴数据发表时，我们已经用总体拟合了历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结构就有
了变化。“中国人口•总论”的数字计算中，我们在优化技术上又进行了改进，采取了分年龄组的优
化方法，从方法学上看是最严密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我可以推荐你作为参考的基准。因我手头
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现在的印象三次计算
相差不过 200 万左右，1700 万是取其整大数，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
以上情况供您参考，您在退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顺祝
秋安
蒋正华 17／10，2005
蒋正华的回信没有完全解释我的疑惑。蒋正华说用三组数据计算的结果相差不过 200 万人，我在上面
用三数字分别计算的结果的差异显然超出了 200 万。他说三组数字其所以不同，是因为对数字不同的
的“优化”。蒋正华的“优化”的技术的问题，人口统计学者会作出科学的评判。三年大饥荒的非正
常死亡人数，蒋正华的 1700 万为国内的主流所接受，被视为权威数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
偏低了很多。
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饥荒人口减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他认为：
一，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年底人口数
二，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该年年底人口－[1＋（出生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底人口数
由于没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将 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10.08‰），如果不发生大
饥荒，死亡率应当是逐年下降的，选 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会低估正常死亡率，
从而不会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认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1962 年的出生率可信（37.01‰）。由于不能
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个公式计算。
丁抒计算的结果是，从 1958 年到 1962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 3500万人。这个数是以统计局公布的
逐年人口数字为依据的计算结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总人口数据，因为统计局公布的年底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互相矛盾。
但他认为他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比较可信。他同意金辉的判断：“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
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而人口增长率就是他们保留的真实数据。所以，丁抒以
人口增长率为依据，推算出则非正常死亡为 4400 万。（丁抒：《人祸》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
人？”）丁先生远在国外，他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他的叙述中，对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形成过
程不甚了解，还相信什么“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我觉
得其计算结果不可靠，只能作参考。
金辉的研究
上海的金辉先生也提出了一个数字。1993年，金辉先生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 1953-1966 年历年人口
统计数，指出 1960年和 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 1348 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
1960 年和 1961 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 2568万，根据 1956 和 1957以及 1962-1963 年平均死亡率作
为 1959-1961 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 1395 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 1960-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 2521 万。按照同样
方法计算，如加上 1959 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 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
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 680
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 3471万。
金辉先生虽然计算方法不同，但还是用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并没有对数据进行修正，他的结果
只能作为参考。
陈一咨的数据
[英]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在他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一书中透露，前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曾告诉他，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 4300 万人
死于饥饿，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 5000 万到 6000万。这份资料的准
确性得不到检验，迄今少为人引用。
曹树基的研究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
单位，重建 1959-1961 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他的作法是，采用 1953 年、1964年和 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
地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定各地灾前灾后人口，藉以再求
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体作法是：以 1953 年和 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
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 1958 年和 1961 年的人口。用 1958 年人口减去 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
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所得为减
少人口或称全部减少人口，再加净迁移人口，所得为这一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资料所不可替代的，这是本项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地方
志资料虽然不完整， 但从抽样的角度看， 却已足够。 两套资料的配合应用， 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误差，
排除错误。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饥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损失，并藉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而
求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 他研究的结果是： 三年大饥荒中， 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 3245.8 万。
我阅读了曹树基的专著《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我觉得他以清代的“府”为单位
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比较可取，这可以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次行政区划的变化造成的影响。
他的方法我还要作进一步研究。

 

[Doomsday]

五、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我在这里要重点介绍介绍另外一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位学者就是王维志。
王维志，1955 年到 1959 年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1959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后，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20世纪六十年代
初王维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实人口数据，了解了更多的实际情况。80年代以后，到中国社会科院人口
所从事研究。他对中国人口统计的理论和实践十分熟悉。王维志认为，蒋正华提供的 1700万非正常
死亡数据偏小，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他的研究结果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 3300万－3500万
人。
王维志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对已经公布的 1959 年到 1961 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修正。
表 22-12 1959－1961年总人口和自然增长情况（万人）
年份 总人口 总人口增加数 自然增长人数
1958 65994 － －
1959 67207 1213 ＋677
1960 66207 －1000 －304
1961 65859 －348 ＋24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 83页。
中国政府已公布的上述数字相互矛盾，三年累计，按总人口增加数计算，减少 135 万人，按自然变动
算，却增加 622 万人，两者差额为 757 万人。究竟哪个对呢？王维志认为，这两笔数都有问题。他
分析，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情况已经开始。这一年
自然增长 677 万比上一年的增长数下降 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长 1213 万，只比上一年
少增 128 万，增长率仍然保持 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
经减慢，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对 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 1000 万，自然变动减少
304 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1961
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了 249万人，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
根据 1964年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 年人口应当是 64508 万人，比原统计数减少 1486万人。这就
需要对三年困难时期总人口和自然增长人数重新估计。王维志做了以下假定，1959 年按自然变动计
算，人口增加 677万人。1960年和 1961年共减少 2163 万人，比原来统计数减少 1348万人多减少
815 万人。王维志将这多减少的 815 万人调整到 1960年和 1961年两年里。即将 1960年的原统计总
人口减少 1000 万调为 1500 万，1961 年原统计人口减少的 348 万调整为 663万。见表 22-13。
表 22-13王维志调整后的三年总人口数和自然增减数（万人）
年份 人口数 人口增减数
数量 以 1958年为 100 数量 增减比例（%）
1959 66671 101.03 ＋677 ＋1.03
1960 65171 97.75 －1500 －2.25
1961 64508 98.98 －663 －1.02
公安部公布的三年的出生人口是： 1959 年 1647.4 万人， 1960 年 1389.3万人， 1961年 1188.6万人。
如前所述，当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国家的供应指标，出生人口漏报较少，所
以假定这些数字是准确的。当年的出生人口减去当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就是当年的死亡人口：
1959 年死亡人口=1647.4－667＝980.4 万人
1960 年死亡人口=1389.3－（－1500）＝2889.3 万人
1961 年死亡人口=1188.6－（－663）＝1851.6万人
三年总死亡人数是以上三项相加，即 5721.3万人。在这总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这三
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1958 年死亡人口为 781 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
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68 页），王维志仅粗略估算，将 781 万人作为 1959
－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数， 则1959－1961年三年正常死亡为2343万人， 总死亡人数5721.3
万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2343万人， 则非正常死亡为： 5721.3－2343＝3367.9万人。 即三年饿死3378.3
万人。
其实，1958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发生饥荒，这 781 万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 1956－1958 年
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正常死亡人数，即（706.2＋687.5＋781.1）／3＝724.9，则 1959－1961 年
正常死亡人数为 724.9×3＝2174.7 万人，将总死亡人口的 5721.3万人扣除 2174.7 万人，则三年饿
死人口为 3546.6 万人。
按王维志的修订数，1960 年的死亡率应为 44.33‰，而不是统计年鉴上的 25.43‰。44.33‰这个死
亡率和班久蒂估计的 44.60‰、卡洛的 40.76‰接近，高于科尔的 38.8‰，更高于蒋正华的 31.25‰
（《中国人口・总论》数）、31.58‰（李成瑞书中数）和 32.40‰（《西安交大学报》数）。
王维志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实际经验和亲身体验对统计数字进行调整的。他是学统计的，当然熟悉
数学工具，但他没有用复杂的数学计算。他知道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是多么不准确，如果用精确的数学
工具来处理这些数据，显得滑稽。
金辉、曹树基、王维志几位中国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 3250万到 3500万之间，他们三人用
的方法不同，却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但是，金辉、王维志没有考虑 1958 年和 1962 年的非正常死
亡人数。因为 1958年冬和 1962年春，一些地方有饿死人的现象。曹树基的计算中虽然包括了 1958
年和 1962年，但他计算中小规模的人口死亡无法发觉。有些地区计算中有遗漏。如果加上 1958 和
1962 年两年的饿死人的数字（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 年为 181 万，1962 年为 42 万，
共计 223 万人），则大饥荒饿死人在 3500万到 3700万之间。取其中数 3600万。
据我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十多个省对大饥荒课题的调查， 我认为， 同所有中外学者的数字比较， 3600
万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实际， 但还是低于实际。 例如， 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认为， 四川饿死人数在 1200
万人（本书前面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 797 万）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在文革期间下放安
徽时考察结果，认为安徽饿死 500万人（本书前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 226万）。在大饥荒期
间曾负责亳县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梁志远（他当时担任亳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以亲身经历证明，
非正常死亡统计数据远远低于实际情况（见本书《安徽不安》一章）。亲历者提供的数据远远多于现
有的各种统计数据，也高于王维志的数据。
在人口减少中， 本书计算没有考虑各省净迁出人口。 如果考虑这一因素， 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少一些。
但不会少很多。这是因为流动人口的数量是有限的。据当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提供人的数字，1960
年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省内流动人口为 600 万人，省际流动远远小于这个数。省内流动不会影响我上
述各省非正常死亡数字，省际流动对我上述计算有一些影响。因此，我将廖伯康、安子文、梁志远等
亲历者所说的情况抵消省际流动的数字。全国非正常死亡还是按 3600 万计。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 3600万人，应
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 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 7600 万。
附录：（可删去）
蒋正华先生台鉴：
请恕我称您为先生而不称副委员长，这是因为我看重作为学者的蒋正华更胜于作为官员的蒋正华。古
人云：“文章草草传千古，仕宦匆匆仅十年”，何况您的文章不会是“草草”之作，应是精心研究的
学术著作，其影响更为深远。
是李成瑞推荐我找您的。据李老讲，您原来住 19 层，他住 8层，经常交谈。对大跃进期间中国的人
口变动，国外学者研究很多，有科尔，有班久蒂，有卡洛，等等，而李老独推崇于您。他认为您是用
人口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大跃进人口变动第一人。李老已发表了专门推荐您的文章。我是新华社退
休记者。退休后想研究一下大跃进期间人口变动问题。李老建议我必须找您谈。
经李老推荐，我拜读了您的论文。现有几个问题想求教于您：
第一个问题：您提供的三组数据为什么不同？是同一方法算出来的吗？这三组数据哪一组代表您最后
的看法？为什么要对前一组时进行修正？
现在我看到了您提供了三组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数字。一是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
的方法和结果》，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 年第 3期的数据（以蒋正华和和李南的名义在一次
学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学讲义专用纸手抄稿，也是这
组数据）。二是《中国人口年鉴，1987》，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第 94－106页。三是袁永熙主篇
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 617页，据李成瑞讲，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
人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现仅列出死亡率一项三种出处的差别。
年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中国人口总论 16.55 17.25 18.96 31.25 24.57 18.08 16.72 13.03 11.28
中国人口年鉴 20.53 20.06 26.91 31.58 24.38 17.83 16.35 14.93 13.04
西安交大学报 13.01 13.36 17.29 32.40 16.52 13.60 13.27 12.64 10.86
第二个问题：您推算出来的三年非正常死亡数为 1700万，是用哪一组数据为基础？是用什么办法算
出来的？
一般说来，知道各年死亡率（如您提供的）各年平均人口数（按统计年鉴两个年底数之和除 2），就
可以算出各年死亡人数。
各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
怎样确定正常死亡数呢？科尔以 1957 年和 1964 年的死亡率两点，取其中数。也有人取 1955－1957
三年的死亡率平均数作为起点，取 1963－1965 三年死亡率的平均数为另一点，再用科尔办法取其中
数。这比科尔数要准确一些。也有人用 1955－1957 年三年平均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您是怎样确
定正常死亡人数的？
以上问题如能给我以启蒙，将不胜感谢。
找您很难，王维志提供了您夫人办公室的电话，我两个星期四都打电话，没找到人。我把我的电话留
给了您夫人，也未见回音。给人大常委打电话，把我当成信访的。所以，只好写这封信。
敬祝
大安！
杨继绳 2002 年 6月
2005 年 8月再发
第二十二章完

 

[Doomsday]

第二十三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尽管粮食生产非常重要，但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更为重要，如果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旦出现饥
荒，国家可以从国外购买粮食。所以解决饥荒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不能仅限于增加粮食
生产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 1958年到 1962年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
1958 年 8月 16日到 30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对 1958 年的形势起决定
性作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 17个问题，其中，重点讨论了当年的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正
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锐说，如果说大跃进是狂风巨
浪，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8月 31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上作总结发言，传达了
毛泽东一个惊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
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一般的超英赶美已经不够气魂了，要变成四个美国，还要成为老大哥苏联的一
倍。人们的思想更加狂热。
这次会议不仅就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还提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办法，这就是
“拔白旗”和“插红旗”。所谓“拔白旗”，落实到基层就是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压力，
甚至批判斗争。“插红旗”就是对那些激进分子进行表彰。这样做的结果，形成了“正反馈”机制，
使大跃进越来越向激进的方向偏移。
大跃进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实现超越式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落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1957年，中
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 369 亿美元，日本只有 297亿美元。1961 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中国，
从此以后两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一、农业跃进，粮食减产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的跃进就是要完成《1956 年到 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具体目标
是，到 1967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1万亿斤。如本书“粮食问题”一章所述，共和国成立以前
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 1936 年的 3000 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产量只有
4374 亿斤。1996 年才突破 1万亿斤，以后一直在 1万亿斤上下徘徊。可见，这个指标“冒进”了
30 年，当时却作为政治任务层层下达，非完成不可。
为了完成高产任务，各地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开荒，大兴水利。而这些都是
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大兵团作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为荒唐的瞎指挥和骇人听闻的强迫命令。
其中的具体情况，在本书介绍各省情况中有详尽的陈述。
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是水利化运动。1957 年冬，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
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以后，各地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兴修水
利是应该的，但要求过高过急，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过程中，又不讲科学，强迫命令，
蛮干，好的出发点，就造成了坏的结果。
据统计，全国各地农村兴修农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数，从 1957 年 10月的两三千万人，到 1958 年 1
月，增加到 1 亿人左右。到 1958年 4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日共计 130 多亿个，完
成土石方量 250 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将这些土方铺成 1 米厚、66米宽的路，可以从地球铺
到月球。 1 亿农村劳动力兴修水利是个什么概念呢？1958 年，全国人口为 65994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 55303
万人，农村劳动力约有 2.65 亿人，即每 2.65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人上了水利工地。这是全国平均
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劳动力远远超出了这个数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
长期在水利工地上。
据水利部门当年统计，从 1957年 10 月到 1958年 4月，全国扩大灌溉面积 35334万亩，比解放后 8
年增加的灌溉而积还多 29.3%。显然，这个数是夸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过，当年建设的水利设
施，有一些到 80年代还起作用。所以，对 1958 年的水利建设，不能全盘否定。但是，相当多的水
利工程，有的没有考虑当时科技和经济能力，有的缺乏科学的勘探和设计，结果半途而废，既劳民伤
财，又破坏了生态环境。1亿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粮食，这是民饥荒的原因之一。
兴修水利是大兵团作战。在工地上的劳动者按军事编制。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劳动都不停
止。在水利工地上，干部摧残农民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任务难以完成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打
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当时搞水利化运动实行的是“三边方针”：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使很多工程仓促上马，半途而
废。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后患。
在耕作上，一反农民千百年的犁耕的习惯，要农民用铁锨搞深翻。过去农民犁耕的深度 20厘米左右，
现在用铁锨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还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处，把深处的
生土翻了上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深翻时候，田头红旗招展，上百个劳动力，每人一把铁锨，站成
一横排，像运动场上短跑比赛一样向前挖掘。领导人还组织学生们在田头敲锣打鼓助威。
水利化运动和积肥运动，使得运输任务重。上级要求各地在搬运土方和肥料时，用手推车取代扁担。
于是，各地又大搞“车子化”的群众运动。为了造车子，不仅砍树，还把农民家里的板凳也拿来做车
子。有了车子，为了提高速度，上级要求给车子装上轴承。于是又搞起了“轴承化”。轴承哪里来？
发动农民自己制造。于是，千家万户拿起铁锤砸铁珠子。农村铁匠把这些珠子镶嵌在大小两个铁圈之
间就算是轴承。显然，这样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费了。
农业大跃进，不但没有跃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 1957 年相比，1961 年粮食产量下降了 24.3%
（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粮食部的数字，减少了 26.4%――本书作者注），棉花产量下降了 51.2%，三
种油料下降了 57.1%，，林牧副渔也大幅度下降。耕畜减少了 28.8%，中小农具减少了 25%，旧式
中型农具减少了 40%左右。1959－1961 年，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下降。按可比价格计算，1960 年
和 1961年的农业总产值低于 1952 年。按当年价格计算，1960年农业总产值低于 1952年。详见表
23-1。
表 23-1农业总产值及其指数
年份 农业总产值（亿元） 以 1952年为 100 以上一年为 100
1952 461 100 115.2
1953 510 103.1 103.1
1954 535 106.6 103.4 1955 575 114.8 107.6
1956 610 120.4 105.0
1957 537 124.8 103.6
1958 566 127.8 102.4
1959 497 110.4 86.4
1960 457 96.4 87.4
1961 559 94.0 97.6
1962 584 100 106.2
1963 642 111.6 111.6
资料来源：1980 年《中国经济年鉴》第五部分和 1983年《中国经济年鉴》第六部分。
本表中农业总产值为当年价格。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曾有三次变动，因此表中的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
从指数可以年出各年农业发展速度。
二、以钢为纲，搞乱全局
“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及全民大办钢铁的作法，搞乱了国民经济全局。对国民经济影响最大，危害
最深。
1957 年钢产量 535万吨，1958年计划 620万吨。如果不搞大跃进，实现 700万吨是完全可能的，
但要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是不可能的事。
表 23-2 大跃进以前各年的钢产量（单位：万吨）
年份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钢 61 90 135 177 223 285 447 535
钢材 37 67 106 147 172 216 314 41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 225 页。
毛泽东早就把大话说出去了。1957年 11月，毛泽东率团访苏期间，得知赫鲁晓夫计划苏联 15 年赶
上美国后，于 11月 18日，就在 64 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中国用 15年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
的目标。毛泽东金口一出，就成为全国上下铁打不动的任务。
1958 年 3月初，冶金部长王鹤寿组织治金部党组“务了 8天虚”向毛泽东提出了钢铁“十年赶上英
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的报告。这比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标又提前了 5年，毛十
分高兴，多次表扬了这个报告，还说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1958 年 2月 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
出钢产量为 624.8 万吨的指标，比上一年增长 16.7%。但是，这个指标被认为太低。
1958 年 4月 14日，又把指标提高到 771 万吨，比上年增长 44.1%。但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1958年5月30日，政治局会议又把钢产计划提高到800万－850万吨。比上年增长49.5%－58.9%。
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5 月底，中央政治局第 48 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局柯庆施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 800
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
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 800 万吨，华北 600 万吨，西南 310 万吨，东北 1100万吨，西北 150 万吨，
并预计到 1962 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
6 月 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
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月 22日，毛泽东将此件印发给军委会议各同志，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
英国》，毛泽东批示说：
超过英国，不是 15 年，也不是 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 1959
年达到 2500 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达到英国了。
在这种气氛之下，6月 19 日晚上在中南海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毛泽东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
一些领导人，冶金部长王鹤寿也参加了，毛问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
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6 月 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1958 年钢产指标为 1100
万吨（对外公布是 1070 万吨）就是这样的确定下来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边三言两语决定
了。
但是，从 6月 19日到 8 月中旬，钢铁完成任务的情况不理想，8 月 16 日，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那一
天，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在北戴河会议的前几天，毛泽东听取了钢铁
生产情况的汇报以后，给陈云打电话，作了 8点指示，其中谈到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
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
处分（这些处分措施后来写进了北戴河会议的文件中）。并让陈云把各省工业书记召到北戴河开一次
会议。8月 21 日，陈云向参加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传达了毛的指示，并提议，要发动群众搞
“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薄一波插话说，对土炉子要有信心，100个
土炉子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从此，“小、土、群”（小炉子，土炉子，遍地成群）在中国大地到处
风行，危害极深。一向被人们誉为讲究科学、头脑冷静的陈云也出此下策，可能当时人们头脑热到什
么程度。在北戴河的工业书记会上，按月落实了钢铁的生产进度，还按地区分配了钢铁生产任务，连
几乎没有钢铁工业的广西，也必须生产 20 万吨生铁，其它省市的任务就更重了。北戴河会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的大炼钢铁运动
迅速展开。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 8月 30 日的总结报告中说：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死”是不行的。1100 万吨钢，
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 2500万到 2700万吨，争取 3000 万吨，其中 2500万吨是“死”
的，是“死钢”，另外 200 万－250 万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
北戴河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已经 9月份了。在剩下两三个月时间内，还要完成 600 多万吨的任务，才
能实现全年的 1070万吨。按常规这是不可能的，只好发动全民蛮干。9月 1日，《人民日报》发表
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铁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9 月 5 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
《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这一“停车让路”，使
各顶工作停顿，各个部门为钢铁行业作出牺牲，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当时，1070万吨这个数
字用巨字写在全国各地的墙壁上，“为钢铁元帅升帐”“为钢铁元帅让路”的宣传品遍及各地。全国
上下，不分工农商学兵，不分男女，都为“1070”而奋斗。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都搭起了炉子，
找来矿石，不分昼夜地大炼钢铁。9 月 4日的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
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今年 1100万吨钢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 9 月 15
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 9 月是要命的一个月。”9月 24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议，
要求到 9月 30 日，要达到日产钢 6万吨，铁 10万吨。9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 8月份的几
百万人增加到 5000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 60 多万座。10 月，达 6000 多万人，最高达 9000 万人。
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为了配合大办钢铁，还大办地质，全国上千万人上山找矿；大办煤炭，到处设法挖煤，仅小煤窑就开
挖了 10 万多个；大办运输，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既有现代化的运
输车辆，又有牛车马车和肩挑背驮。
这上亿人的大办钢铁的大军中，绝大多数人不仅从来没有炼过钢铁，连高炉也没有见过。对他们能不
能炼出钢来，是有人怀疑的。怀疑是要受到批评的。1958年 9月 24日《人民日报》在介绍湖南邵阳
专区的经验中说：“他们组织全民大辩论，驳倒‘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
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名干部、93万群众投入炼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
也要挖出矿来。”
“全民大办钢铁”，的确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炼钢炉，建立了小型钢铁厂，毛泽东的生
活秘书叶子龙被任命为厂长。叶子龙对钢铁生产一窍不通。毛泽东还到这个“钢铁厂”视察，听取叶
子龙汇报。在中南海的带动下，中央机关和各省委机关也都架起了炼铁炉：
在国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楼的院子里炼钢炉火冲天，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
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
文化部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副部长、著名戏剧家夏衍担任炼钢总指挥，倒是颇有戏剧性。
外交部也在院里筑起了小土炉，燃起了熊熊烈火。
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秘书、司机、炊事员一齐上
阵，孙夫人也亲自动手，也在努力为“1070”作贡献。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变成了荒唐的行动。河南省遂平县提出了口号：“建百厂，设万炉，日产千
吨”。后来以发展到：“社社建炉，乡乡建厂，三天准备三天建，五天投入生产，日产万吨钢”。为
了找矿报矿，他们提出：“向深山进军，向高山要宝，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罗
地网，围剿山中宝藏，不漏一个山头，为找到 6000 万吨铁矿石而奋斗！”矿石还没有找到，遂平县
酷山公社就接受到县里分配的钢铁生产指标，10月 14日，公社就把钢铁生产指标到各大队。经过
千辛万苦，人们终于在歪尖山下红石崖发现了铁矿，品位很低。但人们已经顾不得品位高低了，疯了
一样到红石崖挖矿石。几天时间，红石崖、柴王台的山野里，就建起了一座座炼铁炉子，8万钢铁大
军聚集在这里，全县建立了三个战区、42个营，174个连队，开始了大炼钢铁的战斗。原来这里满山
遍野是树林，林子里有老虎、豹子、野猪，这一大炼钢铁，树全砍光了。县委还嫌进度太慢，高炉太
少，要求村村建高炉，几户建小炉。建炉的砖从哪里来？扒房子。先扒没人住的，夫妻双双上占战区
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说。据统计，在大炼钢铁期间，酷山公社共扒房屋 1653 间。煤烧完了，
树砍光了，可钢铁指标还是上不去，急坏了公社书记陈炳寅。后来公社党委决定“六找、七查”：床
下找，墙上找，墙内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净，不放过一根铁钉。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
古庙古寺，找大钟香炉；查武举人后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铁器；查光，查净，家家
不能有铁锅。一夜间，千家万户没有锅，古庙寺院再没有钟声，石磨石碾挖去了铁轴，门没有铁鼻。
这一夜，酷山公社共缴“废铁”71786 斤，全部投进了炼铁炉里。
全国各地都像酷山公社一样，机关、学校、公社、商店，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钢铁生产指标，搜集
各种铁件，化成铁锭，向上级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无寸铁”。
当时，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为“1070”而奋斗。在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运动中，青年学生们是很
真诚的。浠水县，既没有铁矿，也不产煤。我们这些中学生到四十里外的兰溪港去挑从外地运来矿石
和煤炭。那时我们热情很高，虽然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挑了上百斤的担子。学校请人在校园后面的
空地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土炉子，请木匠做了一个很大的风箱。拉风箱是四个人，他们以同一节奏，以
跑步的速度前进，后退，前进，后退，不到几分钟就满身大汗。因此组织了几个小组，十几分钟就轮
换一次。物理老师，化学老师也在炉子边忙碌着。忙了几天，没见出铁。有人说，必须用铁做“引子”，
新炼的铁水才会出来。于是，毕业班陈武安、范炳文、雷伯轩、侯耀等同学把学校上下课报时的大铁
钟砸了，投进炉子里。不久，红红的铁水果然出来了，大家欢呼“总路线万岁！三面红旗万岁！”铁
水流进模型里铸出了几块“钢锭”，还不等完全冷却，就给它扎上红绸，敲锣打鼓地抬到县委会去报
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动，认为在“1070”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当时只有 50 多万人口的浠水县，
组织了 13万多人的“大兵团”砍树烧炭，建炼钢炉 168个，炼铁炉 2846 个，在城关、兰溪两地各
建钢铁厂一个，职工上千人。据当时上报共炼钢 9.34吨，铁 3078吨，实际多为废渣。这 13 万砍树
烧炭的“大兵团”使全县所有的山林都变成一片光秃。
像农业上大放高产卫星一样，各地也大放钢铁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在鼓吹钢铁生产“放卫星”
中，又一次大显身手，除了发表大量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在一版显蓍位置不停地发表社论：
9 月 15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绍，9月 14 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
生产生铁 14000 吨，提前完成了 9月份的 9000 吨生产计划。
9 月 17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论中说，仅在 9 月 15日这一天，全省就产铁 18939.2 吨，日产千吨
以上的县出现了 8 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 4396 吨。
10 月 1日，《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中说，9月 29日，是中央确定放卫星的日子。这一
天，各种卫星一齐上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 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 30 万吨，出现了 9 个日产生铁超
过万吨的省，73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出现了两个日产 5千吨钢、一个日产 4 千吨钢的省。
10 月 18 日，《祝广西大捷》的社论中介绍，毫无钢铁生产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反而后来居上，
接连放了几颗特大的卫星。其中，环江县日产生铁 6300多吨。
10 月 26日，《“钢铁生产周”胜利以后》的社论中说，10 月 15日到 21日，中央确定的“钢铁生
产高产周”，在这一周内，钢铁平均日产量比以前 14 天的平均日产量增加了 85%，生铁的平均日产
量比以前增加了 303%。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 10万多吨，生铁最高日产量达到 37万多吨。
12 月 23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七吨钢――党的伟大号召实现》。消息说，
据治金工业部 12月 19日统计，全国已生产钢 1073 万吨。以后的报道说，到 12月 31日，全年累计
产钢 1108万吨。
《人民日报》提供的这些钢铁产量的数字，和它提供的粮食产量的数字一样，完全是天方夜谈。但是，
对这些谎言不容怀疑，谁怀疑，谁就要倒霉。时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的高扬到河南了解大炼钢铁的情
况，他发现“小、土、群”炼铁炉炼出的根本不是铁，只是一些熏得乌黑的石头。高扬当即对禹县委
书记刁文指出，这里有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上报的数字 90%与实际不符。高扬还向中央工业部和中
央监委写了报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评，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人民日报》的这些假话比赛的恶果不仅是数字的浮夸，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权威使荒唐更加扩大，
逼迫人们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1958 年同时兼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家权威新闻单位第一把手的
吴冷西，在 37 年以后的 1995年，出版了《忆毛主席》的小册子，其中反省道：
我主持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
6 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
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
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 1958 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
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吴冷西在 1958 年的行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样，逃不过制度的约束。所以，人们不能过
多地追究他的责任。但是，他对于造成他犯错误的制度是恋恋不舍的，以致于在 1978 年真理标准的
大讨论中，公然出面强烈反对。在《忆毛主席》这本小册子中，虽然讲了一些真话，但还处处还流露
出对那种制度的留恋，流露出他当年能伴随毛泽东左右的得意之情。
不讲科学的蛮干，必然受到科学的惩罚。1958年四季度和 1959 年一季度，各钢厂调入的生铁，合格
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炉处产的生铁含硫量超过 2%、3%，有的高达 6%。生铁质量太低，用这种生
铁作原料的大钢厂产品质量也下降。鞍钢1958年四季度一级钢在全部钢产量中的比重，由原来的93%
下降到 50%以下，1959年初的几个月，鞍钢每天有 3000多吨铁水不能炼成钢，只能铸成铁块。不
仅质量差，成本也上升。原来生铁的调拨价每吨 150元，小高炉生铁的成本多数为 250－300 元，为
了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从 1958 年 9月起，小高炉生铁的调拨价提高到 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
财政补贴。仅这项补贴就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大炼钢铁只折腾了几个月时间，但给中国人留下的创伤是多少年也无法医治的。大量农业劳动力成了
钢铁大军，使粮食烂在田里没人收获。在大炼钢铁第一线，一度“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大干”，
吃掉了很多粮食，是造成 1959年春天饥荒的原因之一。大炼钢铁还挤掉了轻工业，造成了日用品市
场供应紧张。矿产资源遭到破坏，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墙的千年砖块拆下来砌了炼铁炉，价值连
城的金属文物都化成了铁水。
但是，“以钢为纲”的方针并没有就此结束，1958 年 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 1959 年
“为生产 3000 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 2000 万吨，对外公布 1800 百万吨。
以后看到不行，1959 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 1650万吨。年末实际完成 1387 万吨。1960 年
钢产量的指标又定为 1800 万吨。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
七月份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要给毛主席争气，给我
们国家争气。你赫鲁晓夫欺侮我们，我们要干个样子给你看。钢产量不是搞 1800 万吨，而是要搞 2000
万吨。就这样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谁为这场灾难负责？现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当然，作为国家第一把手，他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肤浅的。在当时那个制度，没
有民主决策机制，没有制度性的纠错机制，没有畅通的信息传送渠道，如果把别人放在毛泽东的位置，
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Doomsday]

在 1958年 1 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在 5年到 10年内，各省的地方工业产值都要超过
当地农业产值。3 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
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4月 7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
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年到 10年
缩短为 5年到 7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从省、市、
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都要求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 月到 8日初，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由于粮食高产“喜讯”频传，1958年 8月 17日到 30 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
问题已经基本解决，1958 年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已经达 1000斤左右，省一级领导今后的工作
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会议公报指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
而且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转发移到工业方面来”。这个会议估计，“在 1958年到 1962
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
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宏伟的设想使各级干部亢奋。为了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
业项目的热潮。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1958年 1月到 3 月，全省建厂 1000 多个；3月到 5
月，建厂 3500 个；5 月到 6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 220000 个。其中，省办的 2500 多个，县办的
15000 多个，社办的 185000 多个。全省出现了 10 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河
北省定县，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建起了 1530 个中、小型工厂，平均每天 35个工厂投入生产。只
有 13万人口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到 5月底就建成了厂矿307座。根据各乡镇提出的数字，
全旗 1958年新建厂矿可达 1267座。这些数字显然带有浮夸的成份，不可信以为真，但盲目建厂的
情况是真实的。不过，全民大办工业为以后县乡以下的“五小”工业播下了种子，成为 1980 年代乡
镇企业的起点之一。然而，这种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为了追求产量和产值，新建煤井尚未投产，就追加了煤产量任务，这些增加的任务还得靠原有的矿井
完成。中央直属煤矿在 1959 年时 92%的产量依靠原有矿井提供。由于高指标的压力，这些矿井的采
掘比严重失调，工作面大量减少，设备破坏。据国家矿山小组 1962年调查，在煤炭部属的 508 处矿
井中，生产能力破坏严重和简易投产的有 179处、设计能力 7484万吨，占设计总能力的 44%。其中
采掘关系不正常的矿井占 77%，因此从 1960年 4、5 月份开始，产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于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办工业，把过去一套管理制度都冲垮了，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果显著
下降，成本提高，品种减少，产品质量下降。重点煤矿煤炭灰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 21%，
1960 年提高到 2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1960 年比 1957年下降了 12%。亏损额直线上升，到 1961
年达到 105亿元。其中工业亏损 46.5 亿元。
由于以钢为纲，只顾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轻重工业的比重 1957 年的 53：47 下降到 1960 年
的 33：67。自行车、电池、火柴、日用陶瓷、铁锅、甚至女人用的发卡等小商品严重供不应求，影
响群众生活。轻工产品的质量也很差，老百姓称质量差的日用工业品为“跃进牌”。
要大上工业，就得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基本建设投资：1957 年 138亿元，1958年 267亿元，1959
年 345亿元，1960年 384 亿元。从 1958年到 1960年，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共 996 亿元，比第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 81%。平均每年投资 332 亿元，比 1957 年高出 1.4 倍。机械、
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部门，上了一大批重点项目，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58
年，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 1587 个，1959年 1361个，1961 年 1815 个，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只有 1384个。小型项目更是遍地开花，不计其数。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很差，
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少，许多建成项目因设备不配套，不能充分发挥效益。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太大，
尽管挤了农业、轻工业、文教卫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难以为继，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紧张。
从国民收入分配看，1958 年至 1960 年三年共增加国民收入 312亿元，而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就
增加了 246亿元，占新增国民收入的 80%，其中 1960年国民收入减少 2亿元，基本建设投资还增加
了 39亿元。基本建设材料的增长速度低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长速
度：钢材为 38.8%，木材为 14.8%，水泥为 31.7%，而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 40.7%。在编制 1959 年
计划时物资无法平衡，就留了 50元物资缺口，致使许多项目开工后不是无物资就是无资金，长期不
能投产。从人力看，尽管基建职工人数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 421 万人，但仍到处喊人不够。不少项
目不得不半途停建，仅停建项目，全国损失约 150 亿元。
表 23-3 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亿元）
年份 总计 基本建设投资
1954 102.68 99.07
1955 105.24 100.36
1956 160.84 155.28
1957 151.23 143.32
1958 279.06 269.00
1959 368.42 349.72
1960 416.58 388.69
1961 156.06 127.42
1962 87.28 71.26
1963 116.66 98.16
1964 165.89 144.1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 301 页。
为了筹集基本建设投资，就扩大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国民收入即全社会创造的财富，一部分用于当年
消费，一部分用于积累，积累主要用于工业建设，以图进一步发展。积累过多，消费必然减少，群众
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这就是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几年也是可以的，
但事与愿违。1958年到 1961 年的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共占 39.1%，积累率大大超过了第一
个五年计划时期的 24.2%。高积累、高投入，却是低效果。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第一个五年
计划时期平均 35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仅有 1 元。
“大上快上”工业，就必须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要进口设备，就得增加出口，换回外汇。而当时出口
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主要是食品），1959年和 1960年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品占出
口商品总额的比重，1959 年为 76.3%，1960年为 73.3%。见表 23-4。出口商品都从农民口边挤出
来的。
表 23-4 大饥荒年代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情况
年份 出口额（亿元）进口额（亿元）出口商品额构成（总额为 100）进口商品额构成（以总额为 100）
工矿产品 农副产品加工品 农副产品 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
1956 55.7 53.0 26.1 31.3 42.6 91.5 8.5
1957 54.5 50.0 28.4 31.5 40.0 92.0 8.0
1958 67.1 61.7 27.5 37.0 35.5 93.1 6.9
1959 78.1 71.2 23.7 38.7 37.6 95.1 4.3
1960 63.3 65.2 26.7 42.3 31.0 95.4 4.6
1961 47.8 43.0 33.4 45.9 20.7 61.9 38.1
1962 47.7 33.8 34.7 45.9 19.4 55.2 44.8
1963 50.0 35.7 32.9 42.9 24.2 56.0 44.0
1964 55.4 42.1 32.9 39.1 28.0 55.5 44.5
1965 63.1 55.3 30.9 36.0 33.1 66.5 33.5
1966 66.0 61.1 26.6 37.5 35.9 72.2 27.8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1 年，Ⅷ－32，经济管理出版社，第 33页。
“大上快上”工业，不仅基本建设项目大增，城镇人口也急剧增加。1958 年 6月，中共中央决定各
地的招工计划经省、市确定后即可执行，不必经中央批准。招工权力下放以后，各地放手大招工，有
的甚至在车站设立招工点。职工人数从 1957年的 3101万人，增加到 1960年的 5969万人，三年增
加 2868万人，增长 92.2%。与此相应的是城镇人口增加。1957年，城镇人口总数为 9949万人，以
后连续三年猛增。1958年为 10721万人，1959年为 12371万人，1960年达 13073万人。三年共增
加 3124万人，增长 31.4%。其中从农村迁入城镇的大约有 2218万人。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吃商品
粮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粮食征购指标不得不提高，加剧了农村的饥荒。
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大庆油田是在大饥荒年代开发出来的，认为这是工业大跃进的亮点。实际上，
大庆油田的地质勘探始于 1954年初，经过几年艰辛的努力，于 1959年 9月国庆 10 周年前夕射孔试
油成功。大庆油田并不是大跃进的成果。

 

[Doomsday]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不能起配置资源的作用，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完全靠宏观经
济领导部门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
重工业与轻工业平衡，相关产业间的平衡，等等，如果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调。这样，
有的部门生产能力闲置，有的部门生产能力不足，就会造成严重的浪费。此外还有物资平衡，财政平
衡，外汇平衡等，这些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大跃进期间，由于按主观意志行事，搞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国民经济比例严重
失调。由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失调又不能靠市场配置资源去自动地平衡，就带来了极其恶劣
的后果。
财政金融全面困难。从 1958 年到 1960 年，财政收入年年增加，1960年的财政收入竟比 1957 年增
长了 84%，当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 47%，大大突破了中国财政收入一向只占国民收入
30%多一点的比例。这表明国家财政集中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国家财政集中得过多，其资金又主要用
于基本建设，就挤了人民的消费。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财政集中过
多的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财政收入中还有不少虚假部分，因此，财政收入很快锐减。在 1960
年 81.8亿的赤字的基础上，1961年财政收入比 1960 年减少 37.8%，1962 年又减少 11.9%。财政的
虚假收入，银行的虚假存款，掩盖了财政赤字。据有关部门事后估计，大跃进造成的财政赤字，大约
180 亿元。在市场经济国家，民间财富大于国家财富，这个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这个赤字已经相当危险。何况当时的财政总收入才 300 多亿元，180亿元的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是相当大的。
财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来解决。1961年，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 1957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
同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 14.7%。货币流通量大大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
量的差额，1960 年达 74.8 亿元，1961 年仍有 26.9 亿元。每一货币流通量拥有的商品库存量（包括
一部分没有用的质次价高的在内）由 1957年的 5.2元降到 1961年的 4.1元。1962 年 2月 26 日，
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
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
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
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表 23-5 大饥荒年间的财政状况（亿元）
年份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收支差额
1957 年 310.2 304.2 ＋6.0
1958 年 387.6 09.4 －21.8
1959 年 487.1 552.9 －65.6
1960 年 572.3 654.1 －81.8
1961 年 356.1 367.0 －10.9
1962 年 313.6 305.0 ＋8.3
1963 年 342.3 339.6 ＋2.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 417页。
商品供应全面紧张。自 1958 年以来，市场上商品短缺现象逐渐严重，从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
严重供不应求。1960 年商品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减少粮食、棉布、食油的定
量标准。1961 年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更为严重，食盐、火柴、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用品都买不
到。但是，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总额却增加 35%，其中，日用品库存总额增加近 70%。这些库存商
品都是质次价高、不适销、不对路的冷背残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后的清仓中报废了。这是盲目
追求高速度的结果。货币流通过多，商品供应不足，应当物价上涨。但中国的物价受到行政管制，对
占人民生活开支的 60%的生活必需品，国家不让涨价，它们是列入国家控制的 18 类商品。但越管制，
商品越不足。不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供应的平价消费品还是涨了 15%，为了回笼货币，
还开放了一些高价商品。1962年一度放开了集市贸易，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上涨，比计划内的价格
高出很多。详见表 23-6。有人分析，计划内商品涨价、高价商品的影响、集市贸易价格的带动三项因
素加在一起，整个价格上涨了 30%，有的地区上涨了 40%。
表 23-6 四川省简阳国家牌价与自由市场价对比表（1962年 3月）单位：元/斤
品名 国家牌价 自由市价
大米 0.093 0.93
菜油 0.67 8～10
红苕 0.015 0.15
胡萝卜 0.05 0.20
棕片 0.21 1.10～1.20
莲花白菜 0.08 0.20～0.30
白布 0.28 3.00～3.20
猪肉 0.67 8.00～8.50
水牛肉 0.46 5.00～5.50
鲫鱼 0.47 4.80～5.00
鸡蛋 0.64 7.50～8.00
资料来源：惠文：《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大饥荒网站”。
职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副食品供应也大幅度减少：食用油减少 47.6%，
猪肉减少 80.6%，有些副食品连定量供应也不能保证。以当时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
上海、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1961年居民消费水平为例，全年每人消费猪牛羊肉：重庆
最高，每人 5 斤，上海 3.6 斤，北京、武汉 2斤，天津、广州 1.7斤，西安 1.3斤，沈阳 0.6 斤。全
年每人消费鸡蛋：天津、广州、沈阳无货供应，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费食糖：
广州最高，为 12斤，上海、北京 3.5 斤，重庆 2.8斤，天津、武汉、沈阳 1.3－1.8斤，西安不到 7
两。职工工资也下降。1961 年，国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工资平均为 537元，比 1957年下降低 15.7%；
如果扣除物价因素，比 1957 年下降 28.7%。根据全国大、中、小 13 个城市、526 户职工家庭收支
情况调查，1961 年上半年，职工家庭每人平均货币收入为 17.07 元，扣除物价因素，每人平均实际
收入只有 15.53 元，比 1957 年减少了 1.87元。
由于商品供应全面紧张，商品“走后门”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没有私人关系，就是手持国家发的供
应票证也买不到东西。有了私人关系，就可以买到超过票证供应量的商品，商品的质量也比正常渠道
买的要好。能够“走后门”的主要是干部。当然，一些掌握商品供应人员的亲戚朋友也会沾光。“走
后门”卖出的商品有时比正常供应的商品还要多。河北省唐山市节日的副食品供应量，“走后门”卖
出去的比实有人数定量供应量多 10%。在商品供应本来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走后门”猖獗，普通百
姓更买不到东西了。所以，群众对商品走后门的情况非常愤慨。1961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了
反对商品“走后门”的专门会议，中共中央在这个会议的《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情况的报告》
报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业中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
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到 1962 年 3月底，在 27 个省市自治区中（不包
括西藏），有 21个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有 3个省进行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教
育，有 3 个省把反对商品“走后门”作为整风运动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之一。1962年 4月 16
日，国务院财贸办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联合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报告》，
这个报告在肯定运动成绩的同时，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边反边走，有些不合
理的‘内部供应办法’还没有取消。”实际上，只要商品供应紧，只要权力至上，走后门的现象不可
能停止。

 

[Doomsday]

面对国民经济的困境，在 1960年 7 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年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
调整。所谓调整，实际就是从前两年过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过，在这次会上，调整的目的还是为了
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
北戴河会议期间及稍后，国家计委党组根据中央的决议，酝酿提出对工业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初
步设想。8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国务院汇报 1961 年的计划指标时谈了他们的设想，周恩来总理补
充了“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1960年 9月 30日，中共中央
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 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报告》的批语中指出：“1961年，我们要
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这八个
字，但当时尚未当作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明确起来。由于思想认识尚不明确，组织行动不及时，所以
1960 年下半年调整工作并未实际贯彻下去。中央对 1960年的高指标也未提出修改。眼见钢铁生产月
月完不成计划，中共中央还于 8 月和 12 月两次发出紧急指示，作为政治任务，要求保证完成当年 1860
万吨钢的生产计划。这一年虽然经过拼消耗、拼设备，勉强把钢铁生产任务完成了，而农业却大幅度
地减产，结果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更大失调。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作为方针确定下来，是在 1961年 1 月中旬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
决定的。全会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和全国宣布：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
实和提高的方针”。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在调整方针的贯彻过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干具体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
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同时，压缩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
基本建设的规模，充实和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队伍；压缩党政机关和社
会集团的购买力；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等等。
这些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八届九中全会还抱着“十个指头”成绩和“一个指头”缺点的看法，
不承认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的严重后果，调整工作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
来进行的。因此，当时确定的 1961 年的主要工业指标，如要求钢的产量达到 1，900万吨，比上年
增长 1.6%；原煤产量 43，100 万吨，比上年增长 2.6%；粮食产量要求达到 4，100 亿斤，比上年增
长 10.8%。发展速度比“大跃进”的速度是大大降下来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过高的水平上有所发展，
而实际执行的结果同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反。1961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战线都在全面下跌，
不仅距离完成计划甚远，而且大大低于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粮食产量也没有达到计划规定的指
标。
在这种情况下，1961年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认真研究了工业状况。
会议对当时工业生产中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有了较深的了解，9月 15日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当前
工业问题的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承认，八字方针虽然提出一年多，但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
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没有能够有效地进行，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
现在再也不能犹豫了，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
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要退够。庐山会议确定了具体降
低钢、铁、煤、电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规模的指标。又对 40 种急需的轻工业和
手工业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提出具体的发展指标。这次会议提出“退够了再前进”的思想是符
合实际的，但经济调整工作仍然不能越过“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障碍。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
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随后他又形象地说，“现在退到
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因此，“退”的决心还不大，这一年计划指标还是很高，
始终没有放下大跃进的架子，结果，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 30.9%，
国民收入比上年下降 29.7%主要工农业产品，除粮食略有增长以外，多数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
吃穿用的紧张局面还在发展。
在 1962年 1 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对经济形势讲了一些真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
但是，在对经济困难程度的估计以及如何克服困难的步措施上，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领导核心间和高
级干部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国民经的严重局面，主张采取坚决有效
的调整措施，扭转危局。另一部分人不愿意承认工作中犯了错误，把困难主要归之于农业遭到的自然
灾害，认为只要农业有了好收成，困难就过去了。他们留恋“大跃进”，不仅不肯下马收摊子，还认
为政策的后退是右倾，并且随时准备反“右倾”。
真正实现“退够”还是“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 14 天，1962年 2月 21日，刘少奇在
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这次会议上，陈云分
析了经济形势的严峻情况，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措施。西楼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
小组，统管经济工作，由陈云任组长。5 月 7日到 10 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通称“五月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认识，特别是在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
切实加强农业这两件事上下定了决心。进一步调低了 1962 年的各项经济指标，明确了国民经济调整
的具体方案。在这次会议以后，对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城镇人口在 1961 年已经减少 1000多万人（其中减少职工 873 万人）
的基础上，1962 年又减少 1000万人（其中职工 850万人）。1961 年、1962年两年内减少城镇人
口 2000万人以上。精简工作 1963 年还继续进行。从 1961 年 1月，到 1963年，三年共减少职工 1940
万人。如果减去同期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净减职工 1744 万人。其中，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有
1300 多万人。精简职工相应带来城镇人口减少，截至 1963年 6月，共减少城镇人口 2600万人左右。
（2）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建战线。1960 年基建投资完成 384 亿元，1961 年减到 123 亿元，
1962 年计划减到 46 亿元，后来实际完成 56亿元加上自筹完成 67亿元。这样，积累率就从 1960年
的 39.6%降到 1961年的 19.2%，1962 年进一步降到 10.4%。基本建设的大中型项目，从 1960 年的
1815 个减到 1961年的 1409个，1962年进一步减至 1003 个，许多工程下马。
（3）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首先是压缩钢铁指标。1960 年钢产量 1866
万吨，1961年压到 870万吨，1962年最初的计划是 750 吨，后来调整为 600万吨，实际完成 667
万吨。煤炭，1960 年实际产量 39700 万吨，1961 年完成 27800 万吨，1962 年计划 25100 万吨，后
来调整为 23900 万吨，实际完成 22000 万吨。关、停、并、转，1961年已经开始。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全民所有制企业，1961 年已经比 1960年减少 25000个，主要是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小
企业。1962 年继续减少了 18000，两年合计减少了 43700 个，相当于 1960 年 96000 个的 44.8%。
（4）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首先，是精简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劳无益的水
利建设，农村劳动力 1960 年只有 17017 万人，1961 至 1962 年两年，增加到 21278 万人。其次，
减少粮食征购量。为了解决国内粮食供应不足，仅 1961年和 1962年两年，净进口粮食 160多亿斤。
第三，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向农业增拨钢材、木材、毛竹，满足农村制造小农具需要。到 1962
年，农村铁制小农具基本上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1961和 1962年，集中力量修理农用拖拉机、排
灌机械及运输工具。第四，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农民实行退赔。1961 年粮食价格提高 25%，几
年来由国家财政共向农民退赔 20亿元。
（5）对一些急需的工业进行了充实。在轻纺工业方面，除了恢复传统手工业和一般轻工业产品外，
还发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学纤维工业。在重工业方面，特别是保证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原油产量 1960
年 520万吨，1962年 575 万吨，化纤 1960年 10600 吨，1962 年 13600 吨，1965年达到 50100
吨。
（6）整顿了经济秩序，整顿了管理。在经济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时，在工业、农
业、手工业、商业、财政、银行、计划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新的规章制度。
（7）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首先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
支出；其次，清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包括机关招待所的物资；第三，在坚决稳住 18 类基本生活
必须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如糖果，糕点，饭馆，自行车，尼龙袜子等。第四，
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开头，自由市场上许多产品的价格，比国营的价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经过采
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笼了几十亿货币，自由市场价格就下来了。
经济调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说是“全民”所有，实际无人负责，工程
下马以后，很多地方对停建、缓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损失。1961 年 9、10 月，建筑工程部
派了几个工作组，到沈阳、天津、太原、西安、兰州、长沙等城市，对停建缓建的项目进行了调查，
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调查报告。报告称，截至 1961 年 9月的不完全统计，上述六个城市先后停建的工
程共 1035项，建筑面积 334.4万平方米，约占开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础的有 95.4万
平米，占停建工程的 28.5%；主体工程进行了一半的约有 132.9 万平米，占 38.6%；主体工程基本完
成的有 74.6万平米，占 22.3%；只剩下少量装修工程的有 31.4 万米，占 10.6%。到工作组检查的时
候，许多工程基础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门窗玻璃丢的丢，坏的坏，甚至房倒屋塌，造成伤亡
事故。天津东郊电厂、天津西郊电厂的主厂房和天津钢厂的粗轧车间，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础桩，
就停下来了，这些基础槽，都被雨水灌满，槽帮遭到严重破坏。沈阳市筹建的小洋水泥厂工程，主要
厂房已建成，机械设备也基本安装起来，由于地下防水工程没有做，地下水渗出，深达 3米，把安装
在地下室的机电设备全部淹没。商业部兰州石油仓库的宿舍工程，砖墙即将砌完，停工以后，由于没
有搞好排水，四面墙基全泡在水里。太原艺术学院新建的 2600 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挂瓦，就停了
工。1961年 8月底，一阵大风把屋顶刮掉，刮倒了墙，压死了 3人，伤了两人。
停建以后，工地上的大量建筑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费。据沈阳、天津、甘肃等四地的不完全
统计，共留下钢材 10285 吨，木材 10900 立方米，水泥 12650 吨，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筑材料。这些
材料不仅呆滞积压，而且很多损坏变质。天津炭黑厂工程进场的白灰 138 吨，大部分被风刮走。
有些设备，露天放置，无人管理，损坏严重。沈阳市砖瓦厂一套隧道窑，停建以后，两台鼓风机放在
野外，全部生锈，200多个炉篦全部锈烂，不能使用。沈阳合成氨厂七台大型设备也是露天堆放，任
其风吹雨淋。天津东郊电厂第一期 10 万千瓦的进口发电设备和第二期的 10万千瓦的国内设备，先后
进厂，一无仓库，二无遮盖，在车站、马路以及施工现场，到处乱摆乱放，普遍生锈。
许多停建工程下马以后，多占的土地没有及时退还，任其荒芜。凡是工程下马之处，都能看到残垣断
壁，荒草萋萋。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级一声令下，说停就停。很多本来可以利用的工程，功亏一匮。沈阳地
区 1960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属工程中，有 13项已经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
上上油，装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于“一刀切”，这些工程无人收尾。
不管代价多么大，以上措施对于纠正过激的政策，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到 1965 年，国民经济逐渐
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是，这样大步倒退，虽然稳住了经济，但毛泽东从心底里是不满意的，国民经济稍有转机，他就想
反右，1962年夏秋经济形势刚有转机。毛泽东等人却认为形势本来不错，主张实行大调整的人把形
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刮了“黑暗风”。于是在 8、9月间相继召开的北戴河中央
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又发动批“右倾”，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为新
一轮政治斗争埋下了杀机。
第二十三章完

 

[相对论]

好冽长

 

[Doomsday]

第二十四章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通常会引发的农民的大反抗，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有的会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
义，从而实现王朝更迭。20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的规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为
什么没有引发重大的社会震荡？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历史之谜。
一、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状况
在 1958－1962 年间，由于苛政害民、饥民遍地，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据陕西省兴平县、宝
鸡市和西安市雁塔区三个地方统计，1960年发生的 116 起“反动标语”和信件中，有 50％是针对粮
食问题的。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局部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骚乱和暴动，边民大量
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1，骚乱和暴动
骚乱和暴动较多地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汉族地区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政府对中原汉族地区
的控制比少数地区更为严密，民间没有武器，没有非政府组织；有些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并有枪
支武器，有些地方头人还能够起一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
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
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对这些骚乱和
暴动， 政府讳莫如深， 报纸上通常不作报道， 现将散见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资料摘录如下， 供读者参考。
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介绍了“丽江小凉山暴乱”、“富宁县瑶族骚乱”、“维西县伏击
事件”、“归化寺武装冲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
合部事件”、 “宣威事件”等暴乱。其中“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和“宣威事件”规模最大。
这里不再复述。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老馆里，本书作者调阅了几十本 1990 年代编修的地方志，从中看到了以下
记载：
1958 年 4月 18日，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韩乙奴为首的 200余名匪徒，胁迫群众 4000多人，率
先在青海省循化县发起武装叛乱，随之牧业区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反革命武装叛乱。这场叛乱历经五年
才得以平息。“从 1958 年 4月到 1962 年 3月，为期 5年共进行大小战斗 3639次（其中部队作战
2811 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 828次），毙敌 1.6 万人，伤敌 4876人，俘获 4.68万人次，招降 5.88
万人次。缴获无座力炮 4 门、高射机枪 4 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 年 3月 18日晚，甘肃省卓尼县录竹全区发生武装叛，上迭区（今迭部县）扎尕那、北山地区也
相继发生叛乱。
1958 年 7月，云南省在鹤庆、永胜、宾川三县结合部的四角山发生土匪骚乱。
1958 年 8月 15日，甘肃省广河、东乡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在马国忠等人的策划下，广河、东乡等
县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呼喊反动口号、捣毁政府、杀害干部、抢劫银行、破坏公路及通信
线路等。8月下旬，兰州部队在民兵的协助下，及时平叛，9月中旬叛乱平息。在平叛中，有扩大化
问题。”
1958 年 10月 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
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 117
人，大搞逼供信，打死 24 人，打伤致残 36 人（致死 7 人），判刑 50 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 年四川省荣昌县破获“归根堂”、“乾元堂”、“万全党”等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
1958 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
1958 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
1958 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
1958 年 12月 27日，云南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发生暴乱。
1958 年和 1959 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
1958 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
1959 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
1959 年 4月 16，云南省建水县岔科公社白云村发生暴乱。生产队长李万成被杀，夺走民兵枪支 14
支。4 月 26日平息。
1959 年青海省海西州发生部落叛乱。
1959 年湖北保康县有人自称皇帝，纠集 200 多农民企图暴动。
1958 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共破获反革命案件 24 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柱县的“自由中国民主同盟
西南联合反共战斗军”反革命暴乱案、黎平县的中黄农场劳改犯预谋叛国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归养反
革命集团预谋暴乱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团复活预谋暴乱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 35名。1959
年这个州共破获反革命集团案 19起。1960年 10月这个州镇远县破获“中国自由民主党”预谋暴乱
案。1961年 1月，在锦屏、剑河、黎平三县结合部的青山介地区破获“中国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反
革命预谋暴乱案。
1960 年 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全县不足 10万人却饿死了 4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
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他们家里的孩子也饿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很
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
河身死。
1960 年 5月 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 300 多名道徒抢走公
社民兵枪支 18 条，子弹 1200 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 4
人，绑架干部 16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年 7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
“五四”式手枪 5 支，子弹 50 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 年 12月 20日，甘肃省镇原县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反革命暴乱。
1960 年 10月 28日，湖南公安厅、株州市公安局和凤凰县公安局在凤凰县的腊尔山、沱江镇抓获以
吴求富、龙绍海为首的“中国民主救星党”阴谋暴乱案，抓获 40 多人。
1960 年 12月，云南省宣威发生“反革命暴乱。
1960 年 12月，河北省邯郸市破获“新星会”阴谋暴乱案。首犯阎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机
会，成立武装组织“仁义军”。12月 13日阎普真带领 95 名道徒人企图占领河北省永年县老城。被
公安部门全部抓获。
1961 年 4月，四川省剑河县公安局破获太拥公社展模管理区反革命集团“中国英雄党”案，首要分
子被逮捕法办。1962年 8月，剑河县公安局与三穗县公安局配合，捕获涉及剑河县南明、大洋、
溪、平岑和三穗县瓦寨、顺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政司令部”全部成员。
1961 年四川省垫江县在西山虾蟆湾一带破获预谋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革命军”，捕获头目 5 名。
1961 年 7月，吉林省公安部门破获“中国民主党”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赵革东是原怀德县委宣传
部长。
1962 年 11月 10日，云南省南华县沙桥、五街地区发生反革命武装土匪暴乱，11 月 22日平息。
1963 年，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峪关公社黄草营大队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川省阿坝地区从 1956 年到 1961年元月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
1962 年云南镇沅县发生 30 余人的暴乱。
在地方志里（特别是各地的“公安志”）这样的记载很多，本书不再一一列举。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到
图书馆里翻阅。
绝大部分暴乱的规模都不大。有些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并没有政治动机，只是为了填饱肚皮。有些地方
官员把正常的反映意见行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为成为反革命暴乱。例如在 1957 年 12月云南通
海一名共产党员联名向上级写意见书，反映该乡缺粮情况，并且发动 800 多人在意见书上签名。结果
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人遭冤狱，到 1979 年才平反。

 

[Doomsday]

2，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居民大量外逃。我所掌握的资料中得知，大规模的边
民外逃有三处。
一是西南边界。云南省沿边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 8万人，从现存材料上看，外逃人员超过
了此数。仅德宏州外逃人员就有近 6 万人。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
述。
二是广东深圳，从 1958年以来就出现了成批的人逃往香港，但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 1960
年，而是发生在 1961年和 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
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参与这次偷渡外流的有 11 万多
人，其中 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 4 月 27日到 6月 24日，港英当遣返 4 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 2
万人。（详见本书《岭南风云》一章）
三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1962 年春夏，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
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Doomsday]

3，哄抢粮食
饥民哄抢粮食的事件很多地方的档案馆有资料记录。哄抢粮食多发生在铁路沿线，成群结队的饥民哄
抢运粮列车。哄抢粮库的情况也有发生。
张掖地委 1961 年 1月 7日晚向省委的报告说，武威车站自运粮一开始，群众就成群结队地到车站偷
粮，1 月 5日，白天约有五六百人，晚上约有 200 多名青年人，到车站偷粮、偷煤，共偷去青稞 90
多包，约 18000 多斤。驻车站炮兵团警卫战士阻拦不住，有的向战士掷石头，逼迫战士后退。有的喊
话说：“你们不敢开枪打我们。”有的一个人纠缠战士，其他人去偷。据了解，当时警卫战士已架起
了机枪，以阻拦群众。下午，到车站的群众已增加到 1000 人左右，县委常委黄进忠，从炮兵团又调
两个排。同时，抽了部、局长 10多人，到车站附近的生产队了解情况，教育群众，安排社员生活。
张掖地委得知情况后立即撤回新调去的两个排战士，不准打骂群众，不准拘留，绝对不准开枪，对远
道而来吃不上饭的给他们做饭吃，说服他们回去。这天下午 6 时张掖地委乔生瑞向省委电话报告说，
警卫人员架了一挺机枪，又从炮兵团抽了两个排的战士。
中共酒泉市委 1961年 1 月 11日、14 日连续向省委的报告说，从 1月 5 日到 8日，先后三天有 400
多名群众成群结队地抬上梯子，拿着口袋，手持木棒、刀子、铁铣等到面粉厂抢粮。有的是搭上梯子
越过墙去硬要，硬拿，有的在墙上挖洞进去偷，还有一些人在公路上趁天黑拦劫拉粮的皮车，用刀子
将装粮的口袋割破，一涌而上，抢到粮就走。5 日曾鸣枪驱散，但后两天有人继续抢粮。对鸣枪行为
酒泉市委向地委和省委作了检查。
省委天水工作组和中共天水地委 1961 年 1月 23 日联向省委的报告说，最近以来，铁路沿线社会秩
序十分混乱，列车被抢被偷事件不断发生，继续蔓延，日益严重，损失非常惊人。北道车站检查组去
年 12月份检查了进站列车 338 次，发现有 142 组列车被盗。另据统计，1960年 10月到 1961 年 1
月 22日，共发生列车被盗事件 420次。其中，1961 年 1月的 20天中就发生 184次。被盗地区由小
到大，由站到线，逐步蔓延发展，偷盗人数由单个发展到三五成群、结伙作案，由小量地偷窃粮食到
大宗地见什么偷什么，由黑夜秘密偷盗到白天公开抢夺。
一些地方志记载了一些群众哄抢粮食的事件：
1960 年 12月安徽芜湖专区发生大小抢粮事件 180 起， 据查清的 96 起统计， 抢走粮食 3.6万斤， 1961
年初全省又发生抢粮事件 65起，抢走粮食万多斤，直到 1962 年春仍有抢粮事件发生。抢粮事件主
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大的地区。据淮南等 13 个县 22起抢粮事件调查，参与者 5495 人。
甘肃省在 1961 年 1月间发生哄抢粮食事件五六百起，损失粮食百万斤以上，牲畜近万头，还有大批
百货，使交通陷于瘫痪。
1961 年在张掖市发生 3000 多人抢国家粮库哄抢粮食事件。
1961 年甘肃安西县发生群众砸开国家粮食仓库抢粮食事件。
贵州省雷山县在 1960年发生多次哄抢国家粮库事件。
贵州黎平县 1960 年 12月－1961年 1月期间发生 4000多群众因缺粮而哄抢国家和集体粮食事件。
广东省潮州市也发生哄抢集体粮食事件。

 

[Doomsday]

4，刑事案件增多
个案调查报告显示， 四川省泸县治安情况混乱， 个别严重的生产队、 管理区， 连夜里开会都开不起来。
如杨九公社自 1961年 1 月 6日到 10 日 5天当中，连续发生抢劫偷盗案件 17 起。该村二朗管区三队
社员杨云章在 10日晚就被持棍棒进家抢走 6只鹅、12个鸡蛋、3只羊。又如曹市公社从 1960 年 12
月底以来，发生抢劫偷盗案件 104起。据政法部门统计，1961 年春一周内，全县 69 个公社中，有
36 个公社发生了抢劫偷盗案件。
过去中国是不公布犯罪统计资料的，1987年才在有关部门中逐年公布，并且将以往的犯罪统计补充
公布。从公布的刑事案件数据中，可以看到，正常年景刑事立案数 21 万起左右，在饥饿最为严重的
1960 年和 1961 年，刑事立案数大幅度上升。
刑事立案数大幅度上升的现象， 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但也与司法部门的指导思想不当有关。
甘肃省《民勤县志》记载：“1959年－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人们大量外逃
和死亡，为了生存，一些社员宰杀牲畜、偷盗粮食。期间，法院审判工作由于受左的影响，将这些行
为当作破坏活动进行打击。1959 年受理各种案件种类刑事案件 492 件，占总案数的 55.8%。”这本
县志的说法也符合其它地方的情况。
中国公安大学研究社会治安的教授张庆五当年曾在公安部工作，他对本书作者说，当年所发生的所谓
刑事案件，大多是饥民为了生存偷窃或抢劫食物。所以，在刑事案件中，盗窃案最多，杀人案很少。
从吉林省的一份统计资料证实，在最困难的时候，凶杀、纵火、诈骗等案件与常年差不多，强奸案大
幅下降，而盗窃案和残害牲畜案（杀了吃了）大幅上升。这和张庆五教授的看法一致。
表 24-1 1957－1963年吉林省刑事案件发案数（起）的变化状况
年份 凶杀 强奸 盗窃 残害牲畜 诈骗 纵火 合计
1957 140 603 4537 79 366 74 10753
1958 165 671 7867 73 203 64 6148
1959 107 493 4395 24 125 26 5278
1960 106 542 4295 60 163 32 6557
1961 114 263 5478 397 297 38 12945
1962 146 388 11284 159 260 28 10593
1963 136 967 9443 27 366 48 9540
资料来源：《吉林省志》卷 12《公安司法志・公安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172
页。

 

[Doomsday]

二、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震动的原因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震动， 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有效的社会控制，
而这些社会控制的手段都是来自极权制度。
1，大规模的镇反肃反
1950 年 7月 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名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 年 2月
21 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这些政令发出以后，各地大
规模地开展了镇压和肃清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这场大规模的镇反运动中，共捕了 260万人（捕后因
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 38 万人），杀了 71.2万人，关了 129 万人，管制了 120 万人。
以后这种惩治反革命的政令持续不断：
1951 年 6月 22日，公安部公布《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
1952 年 7月 17日，公安部公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罗法》；
1955 年 4月 21日，国务院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的决议；
1957 年 8月 9日，国务院第 56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在肃反运动中查出的反革
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工龄和工资问题的规定；
1957 年 9月 20日到 11 月 27日，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证展览在北京展出，开展了关
于肃反的大宣传。
1958 年 6月 24日到 8 月 16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加强对“民主革命不彻
底地区”的肃反力度。
中央政府每一次指示，都会在各省、地、县掀起一次肃清反革命的高潮。从广东省镇反可见一斑。政
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名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表以后，1950年 10月，广州市军管
会就颁布了《关于特务分子登记自新的布告》，限令所有国民党特务在 10月 11日之前，前往公安部
门登记自新。广州市的镇反由此拉开序幕。叶曙明先生写了一篇题为《1951年：广东镇反实录》长
文，现摘引部分内容如下。
直到 1951年 3月为止，在省、市机关及铁路自首登记的特务共有 1013 人；另有反动党团分子登记，
在市机关有 10669 人；铁路系统职工总人数 9000 人，其中已登记的反动党团分子就有 5054人……
从 1949年 10 月至 1950年 10月，新生的人民政府已把 3437 名反革命分子投入大牢（不包括治安
案件在内，其中广州市 1263 人），杀了 1465人（其中广州市 67 人）。
1950 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尽快完成两广的剿匪和镇反。10月 10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反中“宽大无边”的偏向。毛泽东多次指
示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领导，国民党进攻厦门、汕头的可能性很大，广东、福建要加强剿
匪，大胆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 “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 （毛泽东《关
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
1951 年 1月 22日）。广东决心急起直追。至 1951年 1 月上半月以前，再逮捕了 1340人（不完全
统计，其中广州市 300人），杀了 1308 人，在押 15322人（剿匪中的俘虏未计，其中广州市 3322
人）。中央派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到广东坐镇督战。1月下旬以后，广东再加快捕杀的进度。为了
提高效率，决定把杀人批准权，下放到地委一级。据广东省公安厅 2月份的公布，从 11月会议之后，
至翌年 2月，“根据初步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 2831 名（其中军区 1406，地方 1425），破案
180 件。另外仅潮汕、珠江、西江三个区和汕头湛江二市的统计，已抓 7270名，现在全省统计共押
犯人 40486名，其中公安系统 28575 名，法院 11911 名。”但距离完成“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
的任务尚远。
2 月 1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信中，对两广在剿匪和镇反中的“宽大无边”政策，
再次提出严厉批评……随着 2月 2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的批准和公布， 广东各地，
再次掀起镇反高潮，成批镇压反革命分子。并定下指标，在大城市须按 0.5‰比例杀，在农村须按 1‰
比例杀。
按 3月份一个月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 8039 名，超过了解放后至 1951 年 2月的 14个月内所处
决的总和（5218 名）。现在（截至 3 月份）全省共已处决 13257 名，关押 49281名。
通过游街、举行宣判大会、街头布告、动员、上门宣讲，以及诗歌、小说、电影等等形式的铺天盖地
的宣传，形成全民镇反的高潮。4月 25日，广州市举行了有 3 万人参加的各界人民控诉反革命罪行
大会，当场判处 198 名反革命分子死刑。会后三天之内，政府收到群众投寄的拥护信和检举反革命分
子信件，竟多达 3 万多封。
3 月以后，雷霆万钧，高潮叠涌，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公审大会、控诉大会。在报纸上，人们常常可
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我检举了我的爷爷”，“我不承认他是我的父亲，我要控诉他”，“我的丈夫
是特务，现在人民政府枪决了他，我很欢喜”。
广东的情况不是个别的。朝鲜战争开始以后，为了纠正一些地方对反革命分子处理“过宽”的倾向，
根据政务院和最高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东北地区迅速大规模地逮捕了匪特及其他反
革命分子， 处决近千人。 广西接到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后， 扣押了各类反革命分子 8 万多人，
其中一批人被处决。
建国初的彻底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五十年代中期又进行了多次肃反。在 1955－1957 年，全国在机
关、企事业单位、工厂进行了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
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中
共中央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
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
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它基层单位共 141 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
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由于肃反任务过于繁重，就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
的右倾保守思想，从而“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 40多
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 年 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
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
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
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 25000 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
代了问题。到了 1958年 11月，又在大跃进期间新建、扩建单位共 77 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
到 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 “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
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大跃进期间，公安力量的地位得到明显的突
出。1959 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基层的领导，南京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
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
市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连续不断的镇反、肃反运动，使社会反抗力量大为削弱，没有人敢当反抗的带头人。吉林省人民检察
院党组的一份报告分析说：“由于几年来镇压反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上各级政治机关在各级
党委的领导下，抓紧了打击现行、挖掘残余、大搞改造、加强预防等工作，给敌人连续不断的沉重打
击。所有这些，促使全省敌我斗争形势进一步趋向缓和，反革命虽然还有，但比过去更少、更弱和更
加分化孤立了。”

 

[Doomsday]

2，利用专政工具连续严厉打击
大跃进以来，专政机关也对专政工作实行了大跃进，任何反政府的言论和行为以及犯罪嫌疑都被及时
发现和严厉打击。1958年 6月 24日到 8月 16 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肃反斗
争进行了总结，还作出了《关于彻底肃清山区、结合部、水上、落后地区漏网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流窜
犯的决议》，加强了肃反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清理力度。根据全国第九次公安会议的决议，各省
纷纷行动。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8 年冬到 1959 年 6月，吉林省共挖出残余反革命分子 9058 名，反
动会道门骨干 943 名；捉住流窜犯 677 名。还揭发出隐瞒成份逃避管制、改造的地富分子 4959 名。
此外，还清查出嫌疑分子 11145名。战役中收到群众检举揭发材料 26839 件，其中有价值的 16538
件。在群众压力和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有 2232 名反革命、流窜犯投案自首。1960 年 7月，吉林省将
“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批捕人犯的权限下放到县委和省、地委工作组，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打击力
度。据本书作者党握的资料，吉林的情况具有普遍性。1958－1960年，安徽天长县法院带着盖好公
章的空白判决书下乡，遇到被认为表现不好的人，随时判决，宣布管制。公安、检察机关和公社干部
亦可随时填写空白判决书，甚至出现少数口头判决现象。1958－1961年间，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
击现行反革命 5813人，在 1958年共打击各种坏分子 10549 名，其中死刑 37人，逮捕 3238 人，劳
动教养 702人， 被打击的坏分子大约占总人口 0.7%。 这些被打击的对象， 有相当一部分是冤假错案。
除了常规打击以外， 各地还集中组织力量， 进行突击性的打击。 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统一部署， 1961
年 12月 13日到 19 日， 吉林省在城市、 铁路沿线的集镇， 集中力量统一领导， 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
对盗窃和投机倒把活动，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围剿。这次行动，全省组织了 2万多名干部参加，检
查了 12487个重点场所和部位。全省共发现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和可疑、嫌疑分子共 9905名，其中
集中审查 8733 名，拘留审查 1172名。清查处理了 7713名。其中逮捕了 39 名，劳动教养 79 名，
强制劳动 143 名，行政拘留 315 名。其它属一般问题，转交有关部门或经过批评教育后放回。由于
广泛发群众，群众检举各种犯罪线索 1万多件，扭送违法犯罪分子 52 名。在强大的声势下，7天中
坦白自首的盗窃、投机倒把、走私分子 2000多名，坦白出来的集团有 21个。1961 年四川崇庆县开
展了 7 天的突击“治安运动”，对 909 名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进行斗争，造成打死和被打者自杀事件
12 起。
为了防止敌捕乱杀，有的省对捕人、杀人有控制数字。但是，1960 年，感到原定的捕人、杀人的指
标不够。如，1960年吉林省捕人的控制数为 5000 人，杀人控制数字为 80 人。到 6月底，全省已捕
2575 人（其中，反革命分子 714 人，其它犯罪分子 1861人）占控制数字的 51.5%；杀 53 人，占控
制数字的 66.25%。吉林省政法委党组给省委的报告说：“据目前情况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更加深入，特别是改造落后地区、三反运动和城市调查摸底工作的全面展开，必然会有许多敌
人被揭发暴露出来，捕人、杀人也就会相应地增多……为了争取主动，领导心中有数，必须将捕人、
杀人的控制数加以调整。我们的意见是，捕人控制数由 5000 人增加到 6500－7000 人；杀人控制数
由 80人增加到 160 人。”吉林是一个饥荒不算严重的省份，杀人的指标成倍突破，一些饥荒严重的
省份，捕人、杀人就更多一些。
除了加强打击以外，大跃进一开始，各地基层政权对“敌对势力”加强了控制。《垫江县志》记载：
“从 1959年起，采取由党员、团员、民兵、治保员组成‘包夹小组’，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监管起来；实行一月一训话、季度一考评、年终总评的制度。根据表现好坏，摘‘帽子’或戴
上‘帽子’，由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予以宣布。”四川省垫江县的作法具有普遍性。

 

[Doomsday]

3，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食品供应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
1958 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 1500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
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都必须听从党的意志，并带动和监督他周围的群众执行党的意志。党
组织的控制深入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车间、每一所学校、每一家商店，每一个连队。共产党还领导
着共青团、工会、妇联、少年先锋队等“群众组织”，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共产党所控制的组
织里面工作、学习和生活。每一个人都只能从组织里得到生活资料，只能从组织那里得到信息。每一
个人的行为和思想都受到组织的控制。很少有人发表与政府不一致的言论，反政府是极其个别的极端
行为。
流民失控最容易造成社会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分注意减少流民、控制流民。自 1953
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居
住所在地领取。1958年 1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
全国公民的户口登记工作。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作为公安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户口的控
制，公安部门对每一个居民的情况了如指掌。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
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
出所登记才能住宿， 用自己带来的粮票、 油票才能吃饭。 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 不能外出做工。
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由于把农民紧紧捆在土地上，社会上基本没有流民。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
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
是收容遣返。1962年 10 月 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 年流
动人口曾经达到 600 万，1961年 1月－8 月，全国收容 207 万人，1962 年 1月－8 月全国共收容
140 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 200 万人。
1961 年 11月 2日， 吉林省政法工作负责人徐守身在省委召开的整顿城市治安秩序的电话会议上讲话
说：最近中央公安部、内务部召开了会议，研究了收容自流人口和整顿城市的治安秩序问题。因此，
吉林省 8个市在 11 月都要行动起来，到年底要求见效，到春节要求见大效。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
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坚决制止流动人口。首先要堵住外流的口子，教育农民不要外流。第二是铁路要卡紧，火车上要
严格执行凭票上车、凭票就餐制度。凡是流入城市、铁路沿线的流动人口，一律收容起来，有一个收
一个。有家可归、自己愿意回去的，就遣送回乡；实在不愿意走或有困难的，也可以安置到农村。对
遣送不归或假籍贯的人，要集中劳动，边劳动，边审查，边教育，边处理。
二是认真解决城市闲散人口。经过整顿以后，户口工作要加强起来。城市户籍警一般只管 500 户，力
量不足的要补充。户籍警按干部待遇，并且不得轻易调动。对旅店、饭店、澡堂等复杂场所控制要严，
防止坏人混入。立即停止对外售票的舞厅。
三是加强交通要道的治安工作。此外，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要整顿内部秩序，加强纪律，建
立制度，堵塞漏洞。
徐守身还说，要有计划地大张旗鼓地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中央公安部指示，各个大城市都要选择典
型案件杀几个，中等城市、农村也要杀一点。杀人要开万人大会，会上要有市长讲话，当场宣判，立
即执行，张贴布告，做到家喻户晓，以收杀一儆百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