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om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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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指挥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强风。当时搞各种“大办”：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大办
工业……每种“大办”都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
“白天红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县领导人晚上站在山头上看各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
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越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其实，这种大兵团作
战不仅造成了窝工和浪费，也使得干部的瞎指挥到了极致。农业上的瞎指挥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生产
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用什么方式种，都由上级规定。上级的规定不是来自实际，而
是来自更上一级的意图。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就层层放大，最后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说过话，下面就当圣旨，强令农民执行。
关于密植，其实毛泽东只说一个字，这就是他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
工、管”。意思是要搞好农业必须抓好这八个方面。前面四个字好理解，不必解释。密，是合理密植；
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间管理。“密”字仅是“八字宪法”中的一个字。这一
个字经各级领导人层层放大，就变成了一股狂风，刮遍全国各地。在很多地方，县里规定禾苗行距和
株距，由公社贯彻到每一个生产队，没有按这个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积，都得全部拨掉重插。不
仅重新返工，还要“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说成是“稀植论”和“密植减产
论”，就要当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看作“红旗”，
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
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党委书
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请求
来公社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领导人答复不行，说：“因为你是中国共
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由于过度密植，有的一亩地就播下种子几百斤，长出后苗株间密不透风，阳光也进不去，连种子也收
不回。尽管如此，但“密植”是来自最高指示，谁也不敢反对。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还得毛泽东自
己出来说话。1959年 4月 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才解决“不可太密”的问题。只有
他自己说话没有政治风险。
对深翻，毛泽东也讲过几句深翻对作物生长有利的话。于是，全国各地都深翻土地 1米以上。把生土
翻上来，把熟土埋在下面。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大幅度减产。
吉林省公主岭凤响乡泡子沿村，1958 年 10月，将凤响、响水、范家屯三个区并入一个大公社――范
家屯人民公社，下设团、营、连的军事体制。然后“大跃进、大兵团大会战”。第一个战役就是深翻
地。在会战中“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各家烟囱站岗，锁头看门”，上至拄棍
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里参加大会战。全管区共抽 1000 人，其中 500 人被调到王学坊管理区“放
卫星”，其余 500人在本村搞会战，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
天搞检查，随时报进度。10队因进度慢，队长万老九，被公社干部当场拔了“白旗”，撤了职。为
了加快深翻进度，劳动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妇女搞秋收，有 10％的庄稼扔在地里。
辽宁省铁岭县河公社，上级说搞密植，就不管好坏地，一律规定一个株距，下种时用尺量。有一个
社员比规定的株距种宽了一点，就拉到会上“辩论”，直到本人承认“破坏生产”才算完事。各种活
计安排，都是公社干部发令，大队干部传令，小队干部听令，社员任凭干部摆弄。不管干什么，都要
求一个规格，一个期限，一个进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战，大搞辩论。杨威楼生产队社员编了一个顺口
溜：“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瞎指挥从 1958年一直搞到 1960 年。
1960 年社员说：“58年你们瞎指挥，我们提意见；59 年你们搞瞎指挥，我们还偷着干；今年豁出来
了，叫我们种石头我们也种。反正我们挨饿你们也饱不了。”
湖北省沔阳县在贯彻《紧急指示》（十二条）的过程中，由于中共中央开始批评瞎指挥，群众才敢说
话，贴了不少批评瞎指挥的大字报。选录如下几张：
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
群众反映有困难，右倾帽子实难当。
（沙湖公社中帮管理区群众贴）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麦种这密，
每亩下种一千斤，害得群众饿肚皮。
（双江公社黄荆生产队群众贴）
干部强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误了一年好庄稼。
（沙湖公社杜窑管理区群众贴）
干部主观主义大，扭转乾坤种庄稼，
为了好看连片化，坏田也要种棉花。
（杨林尾公社中心生产队群众贴）
四、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干部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本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又是对农民实行专制的具体表现。在大饥荒期间，除
了饥饿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计其数。在本书各省的章节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一
一赘述，只重点介绍一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发生的“上海奉贤县问题”。
1958 年 6、7 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就发生
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 1958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
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因而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
乱斗、乱关等现象。据调查，被活活打死的农民有 4 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有 95 人，昼
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 131人，生病不准请医治而导致死亡的 205 人，不准父母请假、使生
病儿童失去护理而致死亡的 411 人，其它因严重强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 114人。共计 960 人。仅奉
贤公社（县委的重点社）一个社，被直接或间接逼死的群众，就达 364 人。经初步调查，公社党委副
书记、正副社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捆绑、吊、打、关过农民的就有 55人，占上述干部总数
的 50％，被他们亲手捆绑、吊、打、关过的农民有 329 人，被他们直接逼死的农民有 29 人。
10 月间，县委领导人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地、富、反、坏分子作斗争”
的口号，普遍发生乱斗中农乱撤干部的现象。经县委排队准备斗争、撤职的干部有 1800多人（占干
部总数近 20％），其中 725 人已被斗争后撤职。被戴上“富裕中农”帽子（实际上大部分是贫农和
下中农）而斗争或劳改的农民，约 4000 人左右。
10 月下旬，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产营都普遍设立了所谓“劳改队”，被劳改的农民就
有 2400多人，此外集训了 2000多人。有的“劳改队”还定了各种“处罚条例”，动辄加以严刑拷
打。县公安局还举办了“儿童集训班”，集训了 200多名儿童。进入集训班的儿童大都 10岁左右，
最小的仅 6 岁。“儿童集训班”规定不准哭，不准笑，不准玩，不准讲话，违者就受到吊打、脚踢、
罚站、罚跪，用针剌手心、用手铐铐（小手小，双手铐在一个圈里），用手枪对准脑袋等种种摧残手
段进行折磨。
11 月间，该县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认为放过棉花的房子都有红铃虫，就将放过棉花的 2131 间房
子烧掉。此外，在“拆屋并村”时，又拆掉房屋 2146间。被拆房屋的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
的淋雨受冻、气愤发疯，有的叫苦连天，碰头打滚。在深耕秋播中，强迫群众将已经成熟、即将收获
的棉花 78891 亩统统翻掉。在兴修水利时，为了铺设运土方的四轮车木轨道，将全县 9000多台织布
机全部拆掉，连社员的门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还挖出了墓地里 8000多具棺材。掘墓时既不
征得墓主的同意，对尸骨也不作善后处理。
奉贤县的问题虽然很突出，但不是个别的。不管是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山东省，还是远在大西南的云
南省泸西和远在大西北的甘肃省通渭，都出现过类似奉贤这样的问题，有的情况比奉贤还要严重。但
是，在处理这些违法乱纪的干部时，又都追究这些干部个人和其配偶的家庭出身。认为是他们是国民
党的残余分子，大搞“民主革命补课”，为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埋下了伏笔。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由于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干部掌握着一切资源，权力的运用又没有制衡，干部们运用
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饥荒期间，干部特殊化主要表现在食品方面。干部及其
亲属多吃多占，损公肥私比较普遍。干部大吃大喝和农民的饥饿形成了强烈反差。本书在介绍各省情
况时已有大量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五风”其所以成为全局性的灾难，有刮风的，有跟风的。刮风的是风源，跟风使“五风”越刮越大，
越刮越紧。
有人说风源是毛泽东，毛曾自己说过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说风源是刘少奇，1958 年夏秋之间，
刘说过很多狂热的话。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中国那种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响全国的风潮。全国性风
潮一般是由高层领导刮起来的，或者起源于地方（实际是地方官员揣磨中央的意图而作为），然后由
高层领导肯定或倡导刮向全国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对“五风”的形成过程讲了一外故事：有一个
人砌了一堵墙，粉刷得很干净，不让任何人在墙上画东西，他就在墙上写了“此墙不准画”。有一个
人看了就写了一句“我来画一画”，第三个人看了就写了“你画我也画”，后来又一个人写了“要画
大家画”。这样就成了一首诗：此墙不准画，我来画一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周恩来讲这个
故事的意思是，这堵墙不是一个人弄脏的，“五风”不是某一个人刮起来的。
毛泽东“始作俑者”的事实本书已有充分的介绍。由于刘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于对蒙冤
者的同情，在以后的社会舆论和回忆文章中，常常把刘说成毛泽东的错误的反对者，是“右”的，是
反“五风”的。其实不然。看了下面列举刘少奇在 1958年的一些言论，读者就会知道，刘少奇在某
些方面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这方面的言论，本书其它章节已经有些介绍，这里再作些补充：
1958 年 6月 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
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 27岁（一说 25岁）写《大同书》，要破
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等九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
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
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
刘少奇这次还讲到要消灭家庭。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认为，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
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
1958 年 6月 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三、四十年之后，我看可到共产主义
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
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
1958 年 7月 1日，刘少奇在首钢视察时说：“总路线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总路线的，通通破掉。”
1958 年 7月 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
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
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
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
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 年 7月 19日，在天津地委向刘少奇汇报到高速度的粮食增产与生产基础条件不相适应是当前一
个重要矛盾时，刘少奇说：“乡社合一怎么样啊，你们不是并社吗，一乡一社不好吗？”“农业合作
社，合在一块，采取打乱平均的办法，把道路一修，那个吃亏，那个占便宜，好在你这里土地多，大
家搞的嘛，什么你的。”“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
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
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
共产主义公社。”
1958 年 8月 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
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
送给一些人。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
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 1958 年 9月 10日至 11 日到徐水视察，作
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
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
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
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
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
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
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同志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
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
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少奇同志对群众的这两句在，
感到很有意思，他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
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
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
志。”刘少奇在 9月 27 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对上述“两个心思”又作了进一步的强调。
他说：“从马克思以来，从提出共产主义制度这个理想以来，就有人反对。反对的一条理由就是认为
实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愿工作了，就要懒下来……我们实行供给制，也有人
怕‘干不干，两斤半’。劳动人民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到实行供给制以后，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
农民这句话证明，实行粮食供给制，不是使人家更懒了，而是使人更勤劳。”
在同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
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 月 27日，他在南京党员
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
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
们的标兵。他站稳了，他实行了供给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齐。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
齐，向他们排队。”
1958 年 7月 14日到 18 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视察，不仅鼓吹共产主义，还相信下面干部说的假话，
并加以鼓励。1958年 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
报告说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1958 年 9月 10日至 11 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
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 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
狗很容易繁殖吗！”刘少奇很支持密植，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方
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
也可以用镊子夹。”
1958 年 9月 19日到 28 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
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 1 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1 万斤还能再多吗？
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刘少奇同志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的做法。他说：“现
在各地方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
行粮食供给制，或者半供给半工资制，这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几千几万人……这是一种
共产主义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它给我们今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道
路。”刘少奇这段话不仅助长了各地的瞎指挥，还对劳动制度的改革进行了误导。9月 27日，他在
南京向党员干部的讲话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江苏省有 300多万人炼钢铁，大多是从
农村调去的。他们搭起棚子就干，情绪很高，不扯皮，不闹待遇，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什么工资太
少。江苏省只有 50 万产业工人，现在炼钢铁的有 300 万。哪个大呢？是 300 万大。这就为我们创造
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炼钢铁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开纱厂也可以这么做？比如，这个厂要两千名工人，
请你们哪两个县调两千工人……那么机械厂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
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我这里罗列刘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风”的言论，并不是说，“五风”的风源是刘少奇。也不是为了减
轻毛泽东的责任，而是说明，自从批评“反冒进”以后，当时中央领导集团中的多数人是和毛泽东一
致的，是支持毛泽东的。其中，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调子一致，他们有时还说出比毛泽东更激
进的话。20多年以后，邓小平回顾当年的情况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何止没有反对？实际是火上加油，
推波助澜。如果要追究“五风”的风源的话，那就是整个中央领导集团。当然，说中央领导集团有意
刮“五风”那也不符合事实。他们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们的这些言行一层一层地放大、
扭曲，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更有制度的原因。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风源”来自中央领导集团。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动静，下面的跟风者会成千上万、风起
云涌。
在庞大的跟风队伍中，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自觉认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机钻的；四是盲
目无知的；五是混水摸鱼的。
自觉认同者中有一批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盲目无知者，相当一部分是“热血
青年”，他们深信在“共产主义教育”中学到的一切，深信报刊上关于大跃进宣传。这两部分人在知
识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两极，但在跟风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真诚”的赞同，他们表现得自
觉而虔诚。他们在跟风过程有一种参与神圣事业的自豪感，有一种实现理想目标的责任心。但是，这
两类人在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显然不同。自觉认同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有号召力，能发动
群众，关键时刻能提出新的口号，新的说法推动运动深入。无知的“热血青年”，最为激进，最容易
把事情推向极端，也最具有破坏性。这两批人是跟风力量的中坚。
热血青年，脑子里只有舆论所灌输的共产主义信仰，再没有别的东西。他们很容易被上级领导发动起
来，不顾一切地去保卫某种价值。为保卫这种价值，他们无所畏惧。这种无畏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中
国共产党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是热血青年打冲锋，这是毛泽东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毁性的力量。他们
易冲动，往往把事情搞得过火，只要这种过火不破坏政府的目标，这种过火是允许的，甚至被认为是
可爱的。
被迫自保而跟风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跟风有可能被认定为“态度”、“立场”有问题，有可能犯
“方向”、“路线”错误。右倾的帽子就拿在上级的手上，是可以随时给戴上的，谁也担当不起。在
这批人当中，多数人不激进，但也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为了给自己营造更可靠的保护层，也说出一
些过激的话，做出一些过激的事。开始有的地方放“高产卫星”，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信以为真，许
多地方领导人起初都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到了“浮夸”者得到了中央的称赞，感到自己再不跟风就有
政治危险时，才跟风放起了“卫星”。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持否定、批判态度者，开始
只是少数人，经过一段时间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后，才“同仇敌忾”掀起“反
右倾”的风潮的。跟风者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背现实，也违背自己的心愿，但是身不由己或无可奈何。
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风过程往往伴随着痛苦与不安，伴随着对风潮严重后果的担忧与焦虑。
一些投机钻营分子，跟风是为了投领导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这固然与个人品质有关，最根本的
还是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干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全由领导人说了算。
只要主要领导人喜欢，仕途就畅通无阻。在这种制度下，看到上级喜欢亩产 1000 斤，他就来一个亩
产 2000斤。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与欢心。他使出浑身解数去跟风，以求仕途
通达。
在农村有一批素质极差的人，在任何政治运动中，总是打头阵。毛泽东的《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称
这种人为“痞子”。没有这些“痞子”，运动就打不开局面。所以毛泽东对“痞子运动”持肯定态度。
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后的“四清运动”中，这些人被称之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农村干部队伍
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表现得十分激进，以求混水摸鱼。对农民进行
拷打，捆绑，各种违反政策的事，就是这批人干出来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干出来的，彭秀
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她不是坏人，只是“三面红旗”的一个积极推行者。她
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湖南省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土改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她都是分子。1952
年她串联了左邻右舍六户农民组织了互助组。秋后，六户农民家家增产。“彭梅秀互助组”被评为全
县的模范互助组。以后的合作化中，她又带头紧跟中央，组织了初级社、高级社。省报和地报还经常
有她的报道。我这里提到她还因为她和刘少奇直接发生过冲突，作为风源人物之一的刘少奇认识已经
改变，而她还没有转变。《渴望真话・刘少奇在 1961》一书对她作了生动的介绍。现摘录如下：
在大炼钢铁时，公社下达天华大队上交林炭的任务很重，按这个指标，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队党
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建议不要上交这么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务一斤不少，结果几个山头都剃了
光头。后来又没有炼出钢铁，段树成说“这是得不偿失”。上级强调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间有几
丘冷浸田不适合种棉花。小队干部请示段树成。段树成回答说：“因地制宜吧！”结果，大片棉田中，
有几丘田种了水稻。大队有个茶园，由于虫害和干旱，有些茶树枯死，在茶树间有一些空地。段树成
让社员在空地上栽上了红薯，以补茶场工人粮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树成打成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日夜批斗，车轮战术，留党察看两年。
刘少奇到天华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六十条，重点听取对公共食堂的见。彭梅秀也参加了一次座谈会。
刘少奇说，“我们今天讨论公共食堂，刚才已经学习过六十条，请谈谈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
上的一本六十条，翻了几页，说：“刘主席，我们今天不说办不办公共食堂的事！”刘少奇微笑着说：
“为什么呢？”彭梅秀扬着手里的六十条说：“第 34 条讲得很明白，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
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天华怎么没有条件呢？省里都在天华开过座谈会。即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
要办。要不然，还算什么红旗大队？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会主义墙脚，
不办，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刘少奇笑了笑，说：“过去我们的宣传有点过火，也不能说不办公共
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看有不有利于群众生活，有不有利于发展生产。红旗大队
更应该实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说：“别人办不办，我不管，反正天华的公共食堂要坚决办，
积极办！”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连刘少奇也不放在眼里。她得知刘少奇找她的“政敌”段树成了
解情况，很不满意。在屋里摔东西，担桌子，暴跳如雷。她冲到刘少奇和段树成谈话的屋子，要进去，
被刘少奇的警卫拦在门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刘胡子，你到天华来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后的几天，彭梅秀越来越不像话，对中央调查组的工作设置重重障碍，长沙县委不得不将她调到另
一个大队任党支部书记。几天以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长沙县委书记李满成等上领导人到天华大
队开会，刘少奇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调动的决定，同时宣布为段树成平反。并由段树
成担任天华大队领导。就在这个时候，彭梅秀闯到会场来了，她哭着，闹着，在地上打滚，破口大骂
“刘胡子”。
应该说，彭梅秀这样的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忠诚骨干，是核心力量，中国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
化，就是靠这样一些人推动的。
“风源人物”和大批跟风者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联系起来，使“五风”的蔓延有了组织依托。
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每次
运动，都是通过这种层层核心力量，通过种种会议，实行全民动员，大搞“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
历来重视群众运动，把它作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手段。不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众运动，就是在科学性很
强的工业建设中，也大搞群众运动。作为工业指导思想的“鞍钢宪法”中，就有“大搞群众运动”这
一条。其实，在极权制度下，群众运动实质就是运动群众。群众运动背后总是以最高权力的意志为背
景的。最高权力人物“运动”群众打击自己的反对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众运动是依靠权力系统
层层发动的，在运作过程中有权力的操纵。被“运动”的群众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断能力，
处于一种盲目的亢奋状态，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出现了“过火”行为。只要这种“过火”只
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最高当权者是乐观其成的。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思想的指
引下，这种被“运动”起来的无知者，对一切反对力量和反对意见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有了风源，又有了跟风者，如果没有舆工具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刮起持久的影响全国的
“五风”。上面介绍的种种跟风人物，都是在舆论工具的鼓动下行动的。甚至风源人物也受到舆论工
具的影响。这里说的舆论工具，不仅是报纸、电台，还包括文艺工、教育、社会科学。舆论工具的动
员作用是“五风”大面积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新闻、文艺、教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下动员群众的工具。在全体人民
中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批判一切非共产主义思想，是这些机构的任务。教育工作从很小的年龄就开
始灌输，在一张白纸上印上最初的印记；文艺工作者则编织动人的故事，改变人们的感情；社会科学
研究，则用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从深层次改变人们的认识；而新闻则无时无地的用“事实”
教育群众，开成强大的攻势。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建国以来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多
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独立思考的人士几乎被扫荡以尽，能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不是顺从者就是没
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只知道共产主义不知道其它的年轻人。这些在舆论
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在宣传共产主义以及“三面红旗”时，不仅干劲十足，还富有创造性。
舆论工具说假话不脸红，因为也是有理论根据的。当时新闻界常用的理论是：
“现象和本质”。你看到的虽然是真实的，但只是表面现象，不是事物的本质。记者明明看到了真实
情况，却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质”的理由被编辑部否定。明明是与现实相悖的报道，却因为它说出了
事物的“本质”，而得到肯定。当然，什么是本质，只有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体”。不能只看一个局部，要从全局上看问题。你虽然看到了真实情况，如饿死了人，但
这只是一个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情况。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而“九个指头”是好的。你如果过份
强调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体”的错误。当然，普通百姓、一般记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
领导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说话，写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虽然你看到了眼
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虽然多数农民的现实利益受到了侵
害，但这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谁能了解什么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
小知识分子，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最高当权者才有这个认识水平。
“事实选择的阶级性”。世间事物是十分复杂的，同一个问题包含着很多不同的事实。说话、写文章
就要选择事实。选择过程就体现了一个人的立场，体现了他代表谁的利益。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
对“三面红旗”怀有强烈阶级感情的人，在写文章、说话时，决不会选择不利于无产阶级的事实。而
选择“黑暗面”的事实，批评“三面红旗”的人，他的立场、感情一定有问题。
这些“本质”、“整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论，把判断是非的权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领
导人手里，下面的人只能听命从事。“事实选择的阶级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们思考问题、
写文章时，只能选择反映“光明”的事实，不能选择反映“黑暗”的事实。所以，报纸上只能一片叫
好，没有一丝批评的声音。
舆论一律，理论一律，文艺、教育也是一律。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噪音”，没有“杂音”。
“五风”也就一致地刮了起来。
在思想舆论控制和信息封锁的条件下，开动所有的舆论机器，长期宣传一种价值，批判其它价值，这
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崇高理想的强烈渴望。这
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的攻击。
工业……每种“大办”都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
“白天红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县领导人晚上站在山头上看各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
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越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其实，这种大兵团作
战不仅造成了窝工和浪费，也使得干部的瞎指挥到了极致。农业上的瞎指挥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生产
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用什么方式种，都由上级规定。上级的规定不是来自实际，而
是来自更上一级的意图。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就层层放大，最后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说过话，下面就当圣旨，强令农民执行。
关于密植，其实毛泽东只说一个字，这就是他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
工、管”。意思是要搞好农业必须抓好这八个方面。前面四个字好理解，不必解释。密，是合理密植；
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间管理。“密”字仅是“八字宪法”中的一个字。这一
个字经各级领导人层层放大，就变成了一股狂风，刮遍全国各地。在很多地方，县里规定禾苗行距和
株距，由公社贯彻到每一个生产队，没有按这个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积，都得全部拨掉重插。不
仅重新返工，还要“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说成是“稀植论”和“密植减产
论”，就要当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看作“红旗”，
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
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党委书
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请求
来公社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领导人答复不行，说：“因为你是中国共
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由于过度密植，有的一亩地就播下种子几百斤，长出后苗株间密不透风，阳光也进不去，连种子也收
不回。尽管如此，但“密植”是来自最高指示，谁也不敢反对。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还得毛泽东自
己出来说话。1959年 4月 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才解决“不可太密”的问题。只有
他自己说话没有政治风险。
对深翻，毛泽东也讲过几句深翻对作物生长有利的话。于是，全国各地都深翻土地 1米以上。把生土
翻上来，把熟土埋在下面。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大幅度减产。
吉林省公主岭凤响乡泡子沿村，1958 年 10月，将凤响、响水、范家屯三个区并入一个大公社――范
家屯人民公社，下设团、营、连的军事体制。然后“大跃进、大兵团大会战”。第一个战役就是深翻
地。在会战中“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各家烟囱站岗，锁头看门”，上至拄棍
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里参加大会战。全管区共抽 1000 人，其中 500 人被调到王学坊管理区“放
卫星”，其余 500人在本村搞会战，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
天搞检查，随时报进度。10队因进度慢，队长万老九，被公社干部当场拔了“白旗”，撤了职。为
了加快深翻进度，劳动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妇女搞秋收，有 10％的庄稼扔在地里。
辽宁省铁岭县河公社，上级说搞密植，就不管好坏地，一律规定一个株距，下种时用尺量。有一个
社员比规定的株距种宽了一点，就拉到会上“辩论”，直到本人承认“破坏生产”才算完事。各种活
计安排，都是公社干部发令，大队干部传令，小队干部听令，社员任凭干部摆弄。不管干什么，都要
求一个规格，一个期限，一个进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战，大搞辩论。杨威楼生产队社员编了一个顺口
溜：“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瞎指挥从 1958年一直搞到 1960 年。
1960 年社员说：“58年你们瞎指挥，我们提意见；59 年你们搞瞎指挥，我们还偷着干；今年豁出来
了，叫我们种石头我们也种。反正我们挨饿你们也饱不了。”
湖北省沔阳县在贯彻《紧急指示》（十二条）的过程中，由于中共中央开始批评瞎指挥，群众才敢说
话，贴了不少批评瞎指挥的大字报。选录如下几张：
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
群众反映有困难，右倾帽子实难当。
（沙湖公社中帮管理区群众贴）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麦种这密，
每亩下种一千斤，害得群众饿肚皮。
（双江公社黄荆生产队群众贴）
干部强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误了一年好庄稼。
（沙湖公社杜窑管理区群众贴）
干部主观主义大，扭转乾坤种庄稼，
为了好看连片化，坏田也要种棉花。
（杨林尾公社中心生产队群众贴）
四、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干部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本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又是对农民实行专制的具体表现。在大饥荒期间，除
了饥饿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计其数。在本书各省的章节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一
一赘述，只重点介绍一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发生的“上海奉贤县问题”。
1958 年 6、7 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就发生
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 1958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
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因而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
乱斗、乱关等现象。据调查，被活活打死的农民有 4 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有 95 人，昼
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 131人，生病不准请医治而导致死亡的 205 人，不准父母请假、使生
病儿童失去护理而致死亡的 411 人，其它因严重强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 114人。共计 960 人。仅奉
贤公社（县委的重点社）一个社，被直接或间接逼死的群众，就达 364 人。经初步调查，公社党委副
书记、正副社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捆绑、吊、打、关过农民的就有 55人，占上述干部总数
的 50％，被他们亲手捆绑、吊、打、关过的农民有 329 人，被他们直接逼死的农民有 29 人。
10 月间，县委领导人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地、富、反、坏分子作斗争”
的口号，普遍发生乱斗中农乱撤干部的现象。经县委排队准备斗争、撤职的干部有 1800多人（占干
部总数近 20％），其中 725 人已被斗争后撤职。被戴上“富裕中农”帽子（实际上大部分是贫农和
下中农）而斗争或劳改的农民，约 4000 人左右。
10 月下旬，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产营都普遍设立了所谓“劳改队”，被劳改的农民就
有 2400多人，此外集训了 2000多人。有的“劳改队”还定了各种“处罚条例”，动辄加以严刑拷
打。县公安局还举办了“儿童集训班”，集训了 200多名儿童。进入集训班的儿童大都 10岁左右，
最小的仅 6 岁。“儿童集训班”规定不准哭，不准笑，不准玩，不准讲话，违者就受到吊打、脚踢、
罚站、罚跪，用针剌手心、用手铐铐（小手小，双手铐在一个圈里），用手枪对准脑袋等种种摧残手
段进行折磨。
11 月间，该县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认为放过棉花的房子都有红铃虫，就将放过棉花的 2131 间房
子烧掉。此外，在“拆屋并村”时，又拆掉房屋 2146间。被拆房屋的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
的淋雨受冻、气愤发疯，有的叫苦连天，碰头打滚。在深耕秋播中，强迫群众将已经成熟、即将收获
的棉花 78891 亩统统翻掉。在兴修水利时，为了铺设运土方的四轮车木轨道，将全县 9000多台织布
机全部拆掉，连社员的门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还挖出了墓地里 8000多具棺材。掘墓时既不
征得墓主的同意，对尸骨也不作善后处理。
奉贤县的问题虽然很突出，但不是个别的。不管是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山东省，还是远在大西南的云
南省泸西和远在大西北的甘肃省通渭，都出现过类似奉贤这样的问题，有的情况比奉贤还要严重。但
是，在处理这些违法乱纪的干部时，又都追究这些干部个人和其配偶的家庭出身。认为是他们是国民
党的残余分子，大搞“民主革命补课”，为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埋下了伏笔。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由于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干部掌握着一切资源，权力的运用又没有制衡，干部们运用
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饥荒期间，干部特殊化主要表现在食品方面。干部及其
亲属多吃多占，损公肥私比较普遍。干部大吃大喝和农民的饥饿形成了强烈反差。本书在介绍各省情
况时已有大量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五风”其所以成为全局性的灾难，有刮风的，有跟风的。刮风的是风源，跟风使“五风”越刮越大，
越刮越紧。
有人说风源是毛泽东，毛曾自己说过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说风源是刘少奇，1958 年夏秋之间，
刘说过很多狂热的话。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中国那种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响全国的风潮。全国性风
潮一般是由高层领导刮起来的，或者起源于地方（实际是地方官员揣磨中央的意图而作为），然后由
高层领导肯定或倡导刮向全国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对“五风”的形成过程讲了一外故事：有一个
人砌了一堵墙，粉刷得很干净，不让任何人在墙上画东西，他就在墙上写了“此墙不准画”。有一个
人看了就写了一句“我来画一画”，第三个人看了就写了“你画我也画”，后来又一个人写了“要画
大家画”。这样就成了一首诗：此墙不准画，我来画一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周恩来讲这个
故事的意思是，这堵墙不是一个人弄脏的，“五风”不是某一个人刮起来的。
毛泽东“始作俑者”的事实本书已有充分的介绍。由于刘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于对蒙冤
者的同情，在以后的社会舆论和回忆文章中，常常把刘说成毛泽东的错误的反对者，是“右”的，是
反“五风”的。其实不然。看了下面列举刘少奇在 1958年的一些言论，读者就会知道，刘少奇在某
些方面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这方面的言论，本书其它章节已经有些介绍，这里再作些补充：
1958 年 6月 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
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 27岁（一说 25岁）写《大同书》，要破
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等九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
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
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
刘少奇这次还讲到要消灭家庭。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认为，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
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
1958 年 6月 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三、四十年之后，我看可到共产主义
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
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
1958 年 7月 1日，刘少奇在首钢视察时说：“总路线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总路线的，通通破掉。”
1958 年 7月 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
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
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
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
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 年 7月 19日，在天津地委向刘少奇汇报到高速度的粮食增产与生产基础条件不相适应是当前一
个重要矛盾时，刘少奇说：“乡社合一怎么样啊，你们不是并社吗，一乡一社不好吗？”“农业合作
社，合在一块，采取打乱平均的办法，把道路一修，那个吃亏，那个占便宜，好在你这里土地多，大
家搞的嘛，什么你的。”“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
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
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
共产主义公社。”
1958 年 8月 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
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
送给一些人。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
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 1958 年 9月 10日至 11 日到徐水视察，作
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
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
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
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
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
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
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同志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
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
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少奇同志对群众的这两句在，
感到很有意思，他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
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
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
志。”刘少奇在 9月 27 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对上述“两个心思”又作了进一步的强调。
他说：“从马克思以来，从提出共产主义制度这个理想以来，就有人反对。反对的一条理由就是认为
实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愿工作了，就要懒下来……我们实行供给制，也有人
怕‘干不干，两斤半’。劳动人民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到实行供给制以后，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
农民这句话证明，实行粮食供给制，不是使人家更懒了，而是使人更勤劳。”
在同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
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 月 27日，他在南京党员
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
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
们的标兵。他站稳了，他实行了供给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齐。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
齐，向他们排队。”
1958 年 7月 14日到 18 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视察，不仅鼓吹共产主义，还相信下面干部说的假话，
并加以鼓励。1958年 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
报告说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1958 年 9月 10日至 11 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
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 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
狗很容易繁殖吗！”刘少奇很支持密植，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方
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
也可以用镊子夹。”
1958 年 9月 19日到 28 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
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 1 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1 万斤还能再多吗？
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刘少奇同志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的做法。他说：“现
在各地方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
行粮食供给制，或者半供给半工资制，这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几千几万人……这是一种
共产主义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它给我们今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道
路。”刘少奇这段话不仅助长了各地的瞎指挥，还对劳动制度的改革进行了误导。9月 27日，他在
南京向党员干部的讲话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江苏省有 300多万人炼钢铁，大多是从
农村调去的。他们搭起棚子就干，情绪很高，不扯皮，不闹待遇，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什么工资太
少。江苏省只有 50 万产业工人，现在炼钢铁的有 300 万。哪个大呢？是 300 万大。这就为我们创造
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炼钢铁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开纱厂也可以这么做？比如，这个厂要两千名工人，
请你们哪两个县调两千工人……那么机械厂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
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我这里罗列刘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风”的言论，并不是说，“五风”的风源是刘少奇。也不是为了减
轻毛泽东的责任，而是说明，自从批评“反冒进”以后，当时中央领导集团中的多数人是和毛泽东一
致的，是支持毛泽东的。其中，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调子一致，他们有时还说出比毛泽东更激
进的话。20多年以后，邓小平回顾当年的情况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何止没有反对？实际是火上加油，
推波助澜。如果要追究“五风”的风源的话，那就是整个中央领导集团。当然，说中央领导集团有意
刮“五风”那也不符合事实。他们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们的这些言行一层一层地放大、
扭曲，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更有制度的原因。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风源”来自中央领导集团。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动静，下面的跟风者会成千上万、风起
云涌。
在庞大的跟风队伍中，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自觉认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机钻的；四是盲
目无知的；五是混水摸鱼的。
自觉认同者中有一批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盲目无知者，相当一部分是“热血
青年”，他们深信在“共产主义教育”中学到的一切，深信报刊上关于大跃进宣传。这两部分人在知
识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两极，但在跟风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真诚”的赞同，他们表现得自
觉而虔诚。他们在跟风过程有一种参与神圣事业的自豪感，有一种实现理想目标的责任心。但是，这
两类人在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显然不同。自觉认同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有号召力，能发动
群众，关键时刻能提出新的口号，新的说法推动运动深入。无知的“热血青年”，最为激进，最容易
把事情推向极端，也最具有破坏性。这两批人是跟风力量的中坚。
热血青年，脑子里只有舆论所灌输的共产主义信仰，再没有别的东西。他们很容易被上级领导发动起
来，不顾一切地去保卫某种价值。为保卫这种价值，他们无所畏惧。这种无畏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中
国共产党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是热血青年打冲锋，这是毛泽东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毁性的力量。他们
易冲动，往往把事情搞得过火，只要这种过火不破坏政府的目标，这种过火是允许的，甚至被认为是
可爱的。
被迫自保而跟风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跟风有可能被认定为“态度”、“立场”有问题，有可能犯
“方向”、“路线”错误。右倾的帽子就拿在上级的手上，是可以随时给戴上的，谁也担当不起。在
这批人当中，多数人不激进，但也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为了给自己营造更可靠的保护层，也说出一
些过激的话，做出一些过激的事。开始有的地方放“高产卫星”，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信以为真，许
多地方领导人起初都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到了“浮夸”者得到了中央的称赞，感到自己再不跟风就有
政治危险时，才跟风放起了“卫星”。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持否定、批判态度者，开始
只是少数人，经过一段时间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后，才“同仇敌忾”掀起“反
右倾”的风潮的。跟风者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背现实，也违背自己的心愿，但是身不由己或无可奈何。
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风过程往往伴随着痛苦与不安，伴随着对风潮严重后果的担忧与焦虑。
一些投机钻营分子，跟风是为了投领导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这固然与个人品质有关，最根本的
还是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干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全由领导人说了算。
只要主要领导人喜欢，仕途就畅通无阻。在这种制度下，看到上级喜欢亩产 1000 斤，他就来一个亩
产 2000斤。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与欢心。他使出浑身解数去跟风，以求仕途
通达。
在农村有一批素质极差的人，在任何政治运动中，总是打头阵。毛泽东的《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称
这种人为“痞子”。没有这些“痞子”，运动就打不开局面。所以毛泽东对“痞子运动”持肯定态度。
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后的“四清运动”中，这些人被称之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农村干部队伍
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表现得十分激进，以求混水摸鱼。对农民进行
拷打，捆绑，各种违反政策的事，就是这批人干出来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干出来的，彭秀
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她不是坏人，只是“三面红旗”的一个积极推行者。她
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湖南省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土改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她都是分子。1952
年她串联了左邻右舍六户农民组织了互助组。秋后，六户农民家家增产。“彭梅秀互助组”被评为全
县的模范互助组。以后的合作化中，她又带头紧跟中央，组织了初级社、高级社。省报和地报还经常
有她的报道。我这里提到她还因为她和刘少奇直接发生过冲突，作为风源人物之一的刘少奇认识已经
改变，而她还没有转变。《渴望真话・刘少奇在 1961》一书对她作了生动的介绍。现摘录如下：
在大炼钢铁时，公社下达天华大队上交林炭的任务很重，按这个指标，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队党
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建议不要上交这么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务一斤不少，结果几个山头都剃了
光头。后来又没有炼出钢铁，段树成说“这是得不偿失”。上级强调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间有几
丘冷浸田不适合种棉花。小队干部请示段树成。段树成回答说：“因地制宜吧！”结果，大片棉田中，
有几丘田种了水稻。大队有个茶园，由于虫害和干旱，有些茶树枯死，在茶树间有一些空地。段树成
让社员在空地上栽上了红薯，以补茶场工人粮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树成打成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日夜批斗，车轮战术，留党察看两年。
刘少奇到天华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六十条，重点听取对公共食堂的见。彭梅秀也参加了一次座谈会。
刘少奇说，“我们今天讨论公共食堂，刚才已经学习过六十条，请谈谈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
上的一本六十条，翻了几页，说：“刘主席，我们今天不说办不办公共食堂的事！”刘少奇微笑着说：
“为什么呢？”彭梅秀扬着手里的六十条说：“第 34 条讲得很明白，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
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天华怎么没有条件呢？省里都在天华开过座谈会。即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
要办。要不然，还算什么红旗大队？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会主义墙脚，
不办，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刘少奇笑了笑，说：“过去我们的宣传有点过火，也不能说不办公共
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看有不有利于群众生活，有不有利于发展生产。红旗大队
更应该实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说：“别人办不办，我不管，反正天华的公共食堂要坚决办，
积极办！”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连刘少奇也不放在眼里。她得知刘少奇找她的“政敌”段树成了
解情况，很不满意。在屋里摔东西，担桌子，暴跳如雷。她冲到刘少奇和段树成谈话的屋子，要进去，
被刘少奇的警卫拦在门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刘胡子，你到天华来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后的几天，彭梅秀越来越不像话，对中央调查组的工作设置重重障碍，长沙县委不得不将她调到另
一个大队任党支部书记。几天以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长沙县委书记李满成等上领导人到天华大
队开会，刘少奇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调动的决定，同时宣布为段树成平反。并由段树
成担任天华大队领导。就在这个时候，彭梅秀闯到会场来了，她哭着，闹着，在地上打滚，破口大骂
“刘胡子”。
应该说，彭梅秀这样的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忠诚骨干，是核心力量，中国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
化，就是靠这样一些人推动的。
“风源人物”和大批跟风者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联系起来，使“五风”的蔓延有了组织依托。
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每次
运动，都是通过这种层层核心力量，通过种种会议，实行全民动员，大搞“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
历来重视群众运动，把它作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手段。不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众运动，就是在科学性很
强的工业建设中，也大搞群众运动。作为工业指导思想的“鞍钢宪法”中，就有“大搞群众运动”这
一条。其实，在极权制度下，群众运动实质就是运动群众。群众运动背后总是以最高权力的意志为背
景的。最高权力人物“运动”群众打击自己的反对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众运动是依靠权力系统
层层发动的，在运作过程中有权力的操纵。被“运动”的群众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断能力，
处于一种盲目的亢奋状态，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出现了“过火”行为。只要这种“过火”只
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最高当权者是乐观其成的。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思想的指
引下，这种被“运动”起来的无知者，对一切反对力量和反对意见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有了风源，又有了跟风者，如果没有舆工具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刮起持久的影响全国的
“五风”。上面介绍的种种跟风人物，都是在舆论工具的鼓动下行动的。甚至风源人物也受到舆论工
具的影响。这里说的舆论工具，不仅是报纸、电台，还包括文艺工、教育、社会科学。舆论工具的动
员作用是“五风”大面积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新闻、文艺、教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下动员群众的工具。在全体人民
中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批判一切非共产主义思想，是这些机构的任务。教育工作从很小的年龄就开
始灌输，在一张白纸上印上最初的印记；文艺工作者则编织动人的故事，改变人们的感情；社会科学
研究，则用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从深层次改变人们的认识；而新闻则无时无地的用“事实”
教育群众，开成强大的攻势。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建国以来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多
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独立思考的人士几乎被扫荡以尽，能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不是顺从者就是没
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只知道共产主义不知道其它的年轻人。这些在舆论
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在宣传共产主义以及“三面红旗”时，不仅干劲十足，还富有创造性。
舆论工具说假话不脸红，因为也是有理论根据的。当时新闻界常用的理论是：
“现象和本质”。你看到的虽然是真实的，但只是表面现象，不是事物的本质。记者明明看到了真实
情况，却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质”的理由被编辑部否定。明明是与现实相悖的报道，却因为它说出了
事物的“本质”，而得到肯定。当然，什么是本质，只有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体”。不能只看一个局部，要从全局上看问题。你虽然看到了真实情况，如饿死了人，但
这只是一个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情况。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而“九个指头”是好的。你如果过份
强调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体”的错误。当然，普通百姓、一般记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
领导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说话，写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虽然你看到了眼
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虽然多数农民的现实利益受到了侵
害，但这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谁能了解什么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
小知识分子，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最高当权者才有这个认识水平。
“事实选择的阶级性”。世间事物是十分复杂的，同一个问题包含着很多不同的事实。说话、写文章
就要选择事实。选择过程就体现了一个人的立场，体现了他代表谁的利益。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
对“三面红旗”怀有强烈阶级感情的人，在写文章、说话时，决不会选择不利于无产阶级的事实。而
选择“黑暗面”的事实，批评“三面红旗”的人，他的立场、感情一定有问题。
这些“本质”、“整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论，把判断是非的权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领
导人手里，下面的人只能听命从事。“事实选择的阶级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们思考问题、
写文章时，只能选择反映“光明”的事实，不能选择反映“黑暗”的事实。所以，报纸上只能一片叫
好，没有一丝批评的声音。
舆论一律，理论一律，文艺、教育也是一律。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噪音”，没有“杂音”。
“五风”也就一致地刮了起来。
在思想舆论控制和信息封锁的条件下，开动所有的舆论机器，长期宣传一种价值，批判其它价值，这
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崇高理想的强烈渴望。这
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的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