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业务需要经常被抽调配合各级纪委、监察、检查院系统参加经济案件的检查。开始时，也和媒体上无知的记者及网民中的愤愤们一样，对贪官们充满了蔑视和憎恶。现在，更多的感慨却是来自于对目前体制和文化氛围的不满。不禁想问，中纪委，你能给一个官员不贪的理由吗？
首先，为了政治前途官员们必须去贪。现代官场各等级乌纱、肥缺明码标价，一些普通的科局级领导都可以坦然地和周围的人谈论某人买某个职位的价格。这在十年前几乎是不敢想的事。我认识一个出身井下民工的朋友，因为娶了主管工业副县长远方农村亲戚做老婆才有缘结识领导。17 年前，拿了家里仅有的200元钱给副县长外孙做压岁钱，其妻在隔日去拜年时，县长夫人问起年过得如何？其妻答曰：别提了，家里就剩200块钱，死鬼拿着不知干什么去了。县长夫人无奈又暗中多给了其一百。后来此君从金矿副矿长、矿长一直做到公安局长的位子上。此事多年来一直是这位朋友的笑柄。可见官员们不惜一切代价买官事实不仅早已暗流涌动，此事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做官成为一种投资，自然要收回本钱，还要有利润以便再投资买更大的官。这种恶性循环不能简单地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头上去。所谓“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和选举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是个别有权力的人自上而下的俯身去选好了拔，后者是自下而上群起举起或举出。
古有捐官一说，那是明码标价钱所得钱款要充公，而且所购官职多位虚职。眼下的用人体制局势简直是一种倒退，当官可以暴富，其服务的对象百姓们对官员的政治前途无可奈何，全靠上级一句话。难怪一个职位那么多人争着买，最后其它人钱都白花了，也够可怜的。能不变本加厉地贪准备再战吗？想升官必须去贪靠工资买不起更高的职位？官场里大家彼此心知肚名，上级能真正约束下级的贪欲吗？下级不贪怎么进步啊！
其次，当前的经济运行环境给官员们提供了绝好的令上级无奈贪污渠道。现行的财政体制根本没考虑企业和地方的利益把增值税等流转环节的税收大部分纳入了省级以上财政收入。地方只有靠企业盈利和各项监管不是很严格的收费等非税收入过日子。而上世纪末期靠政治运动搞的奔小康，几乎把地方的财力榨干，有的早已开始收隔年的的税，上面每年的财政收入任务还在不断地加码要求递增。不完成任务领导的乌纱就面临不保。地方企业和百姓工资涨不上去，负担税费的比例却是大中城市的数倍。有些恐怕说出来觉得好笑。一个在老区乡镇做书记的人，全镇30多个村总共不足3000人，本是不适合人类居住该移民的地方，那有什么企业，上面硬性摊派5000元的工商税收。乡书记逼村书记出去买税，就是只要对方肯来本地开票纳税，本地负担部分税收。但还是完不成任务，无奈县委书记出面动员乡书记拿自己的工资先完成任务保位子。书记尚且如此，百姓就更不要说了。
由于县、乡两级政府都靠贷、借款完成任务，虽然不少干部得到了升迁，但历年下来亏空很大，很多小康县发工资都费劲，“保工资、保稳定”成了一些地区的政治口号。而近年来中央乐观出台的很多公务员增资措施，地方根本无力执行。反而使得总理吹了半天的工资改革变成了形式主义。财力的匮乏上级只得默许地方自行想办法解决办公费、车马费、采暖费、奖金等必要的开支，渠道无非是些见不得人的乱收费、乱罚款等。既然见不得人就得走地下，而走地下走黑帐手续不严格，不仅截留了应上缴的收入。同时也为各级官员和经办人员大肆贪污提供了合法渠道。我查处过一个用市场买的收据收费的部门。该单位收费员就是自己花钱多买几本收据，再到财务部门骗得公章盖上。在长达三年中贪污巨额公款，如果不是被收费的人对收费标准有疑问来咨询，我从票号上看出端倪，还不知要隐瞒多少年。对这些问题汇报时，上级总是对基层的困难表示同情，从不好做什么处理。有的基层站所为防止发生问题，干脆就所、站长兼职出纳。收什么钱，收了多少，只能看他凭良心交会计多少了。几年前，央视焦点访谈曾报道过河南某地交警私分罚款的现象，后续报道称，两位交警被免职了，其实事隔不久两人都被提拔到其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为什么？记者傻不了解地方的痛苦，两位承认自己为贪污，没有咬出属地方政府乱收费的性质，保了一大批干部的乌纱自然该得到表彰。这种事不论报道多少也不会整体上改观，因为记者根本抓不住问题的本质。
正是这种政府的面子和官员的乌纱份量太重，给很多人提供了贪污、腐败的温床得以安然入睡。
再次，官员的职务消费使得官员们不得不贪。如今做官整日迎来送往的，除了别人孝敬还要孝敬别人。主要是自己的上级和各级检查组成员。主要表现在超标车、会议、考察、送礼、烟酒、娱乐等等。里边有很多即时单位有钱也是见不得人上不了财务帐的开支，必须用黑钱来支付的。我亲眼目睹一个县级政府办的几位主任每人常年在高级宾馆包一个单间，也见过一个乡长一天内怎么被几位来宾先后揩走10条中华烟的。一个负责大型电厂建设的官员曾无不自豪地告诉我，他个人一天没有四万块钱的消费日子不知怎么过。
职务消费明朗化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们的改革有些地区也出现了类似办法，但多是花架子。缺乏程序上的可行性和唯一性，只是官员们又多了个随意花钱的合法额度罢了。给老百姓办事的资金推了再推，拖了再拖。可遇到上级总是慷慨到有花不完的钱，生怕失去了靠山。说白了，就是彼此明白制度不是真的要约束自己而定的。
还有官员为了自己的生老病死不贪不行。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过程中曾有无数革命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或失去了健康。现在国家条件好了，一些生活在农村或老国企的老革命、残疾军人连医药费都报不了，企业改制使很多当年的劳动模范晚年生活没了保障。示范效应使得官员们很容易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感悟，在位时拼命捞钱以防不测。
如今做官是个十分危险的行当，为了地方的利益变通上级政策加上偷鸡摸狗的坏事干多了担心东窗事发被抓心情高度紧张，整日酒桌、娱乐场所奔走纵欲过度很容易得一些时尚的富贵病，到处观光旅游、开会很多时间在交通工具上打发最容易出意外事故。这些后顾之忧不解决官员们不贪不行。
再有官员及家庭自身发展需要也得去贪。从已经披露的大案要案看高层的大领导们都由亲属、子女出面各种形式参与或参股国家投资的大型项目，子女们一般不是从政就是经商。基层领导干部自然不甘心落后，加上手里有权经常和老板们打交道，在位时大都开始为离退休做准备牺牲国家或地方利益用无偿划拨、无息、贴息贷款、借款的方式做为自己的股份合资经营。这种贪污往往直接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比那些生活消费高出很多倍。更应该引起政府的关注。
最后，最后中国的文化背景特别是文革失败后，普通人对国家的责任感陡然下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凡不直接涉及个人眼前利益的事没人愿意去操心。谁也不想得罪人，心里知道谁是贪官可轮到选举都能服从领导安排。嘴里骂着腐败，可真让他去举报跑得比兔子还快。这种氛围使得官员们贪了也白贪，不贪白不贪。
有人会说近年年反腐倡廉取得的成就，我对这些高兴不起来。看看那些曝光的案件，不难发现大官不要跟错人，小官不要窝里斗、不要出人命，再有不要招惹那些不懂国情拿书本理论到处套用的记者和有上级背景的人，基本无大碍。
还有人会说出淤泥而不染的疯话，可你知道吗？莲花下面有个比它大得多的叶子托着自然不会染，可我们的官员有的怕吗？如果一定要找个不贪的理由，那就是把体制健全了，让人们能说话、敢说话，把法律落到实处说了有人管，贪官自然会减少多半。
首先，为了政治前途官员们必须去贪。现代官场各等级乌纱、肥缺明码标价，一些普通的科局级领导都可以坦然地和周围的人谈论某人买某个职位的价格。这在十年前几乎是不敢想的事。我认识一个出身井下民工的朋友，因为娶了主管工业副县长远方农村亲戚做老婆才有缘结识领导。17 年前，拿了家里仅有的200元钱给副县长外孙做压岁钱，其妻在隔日去拜年时，县长夫人问起年过得如何？其妻答曰：别提了，家里就剩200块钱，死鬼拿着不知干什么去了。县长夫人无奈又暗中多给了其一百。后来此君从金矿副矿长、矿长一直做到公安局长的位子上。此事多年来一直是这位朋友的笑柄。可见官员们不惜一切代价买官事实不仅早已暗流涌动，此事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做官成为一种投资，自然要收回本钱，还要有利润以便再投资买更大的官。这种恶性循环不能简单地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头上去。所谓“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和选举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是个别有权力的人自上而下的俯身去选好了拔，后者是自下而上群起举起或举出。
古有捐官一说，那是明码标价钱所得钱款要充公，而且所购官职多位虚职。眼下的用人体制局势简直是一种倒退，当官可以暴富，其服务的对象百姓们对官员的政治前途无可奈何，全靠上级一句话。难怪一个职位那么多人争着买，最后其它人钱都白花了，也够可怜的。能不变本加厉地贪准备再战吗？想升官必须去贪靠工资买不起更高的职位？官场里大家彼此心知肚名，上级能真正约束下级的贪欲吗？下级不贪怎么进步啊！
其次，当前的经济运行环境给官员们提供了绝好的令上级无奈贪污渠道。现行的财政体制根本没考虑企业和地方的利益把增值税等流转环节的税收大部分纳入了省级以上财政收入。地方只有靠企业盈利和各项监管不是很严格的收费等非税收入过日子。而上世纪末期靠政治运动搞的奔小康，几乎把地方的财力榨干，有的早已开始收隔年的的税，上面每年的财政收入任务还在不断地加码要求递增。不完成任务领导的乌纱就面临不保。地方企业和百姓工资涨不上去，负担税费的比例却是大中城市的数倍。有些恐怕说出来觉得好笑。一个在老区乡镇做书记的人，全镇30多个村总共不足3000人，本是不适合人类居住该移民的地方，那有什么企业，上面硬性摊派5000元的工商税收。乡书记逼村书记出去买税，就是只要对方肯来本地开票纳税，本地负担部分税收。但还是完不成任务，无奈县委书记出面动员乡书记拿自己的工资先完成任务保位子。书记尚且如此，百姓就更不要说了。
由于县、乡两级政府都靠贷、借款完成任务，虽然不少干部得到了升迁，但历年下来亏空很大，很多小康县发工资都费劲，“保工资、保稳定”成了一些地区的政治口号。而近年来中央乐观出台的很多公务员增资措施，地方根本无力执行。反而使得总理吹了半天的工资改革变成了形式主义。财力的匮乏上级只得默许地方自行想办法解决办公费、车马费、采暖费、奖金等必要的开支，渠道无非是些见不得人的乱收费、乱罚款等。既然见不得人就得走地下，而走地下走黑帐手续不严格，不仅截留了应上缴的收入。同时也为各级官员和经办人员大肆贪污提供了合法渠道。我查处过一个用市场买的收据收费的部门。该单位收费员就是自己花钱多买几本收据，再到财务部门骗得公章盖上。在长达三年中贪污巨额公款，如果不是被收费的人对收费标准有疑问来咨询，我从票号上看出端倪，还不知要隐瞒多少年。对这些问题汇报时，上级总是对基层的困难表示同情，从不好做什么处理。有的基层站所为防止发生问题，干脆就所、站长兼职出纳。收什么钱，收了多少，只能看他凭良心交会计多少了。几年前，央视焦点访谈曾报道过河南某地交警私分罚款的现象，后续报道称，两位交警被免职了，其实事隔不久两人都被提拔到其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为什么？记者傻不了解地方的痛苦，两位承认自己为贪污，没有咬出属地方政府乱收费的性质，保了一大批干部的乌纱自然该得到表彰。这种事不论报道多少也不会整体上改观，因为记者根本抓不住问题的本质。
正是这种政府的面子和官员的乌纱份量太重，给很多人提供了贪污、腐败的温床得以安然入睡。
再次，官员的职务消费使得官员们不得不贪。如今做官整日迎来送往的，除了别人孝敬还要孝敬别人。主要是自己的上级和各级检查组成员。主要表现在超标车、会议、考察、送礼、烟酒、娱乐等等。里边有很多即时单位有钱也是见不得人上不了财务帐的开支，必须用黑钱来支付的。我亲眼目睹一个县级政府办的几位主任每人常年在高级宾馆包一个单间，也见过一个乡长一天内怎么被几位来宾先后揩走10条中华烟的。一个负责大型电厂建设的官员曾无不自豪地告诉我，他个人一天没有四万块钱的消费日子不知怎么过。
职务消费明朗化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们的改革有些地区也出现了类似办法，但多是花架子。缺乏程序上的可行性和唯一性，只是官员们又多了个随意花钱的合法额度罢了。给老百姓办事的资金推了再推，拖了再拖。可遇到上级总是慷慨到有花不完的钱，生怕失去了靠山。说白了，就是彼此明白制度不是真的要约束自己而定的。
还有官员为了自己的生老病死不贪不行。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过程中曾有无数革命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或失去了健康。现在国家条件好了，一些生活在农村或老国企的老革命、残疾军人连医药费都报不了，企业改制使很多当年的劳动模范晚年生活没了保障。示范效应使得官员们很容易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感悟，在位时拼命捞钱以防不测。
如今做官是个十分危险的行当，为了地方的利益变通上级政策加上偷鸡摸狗的坏事干多了担心东窗事发被抓心情高度紧张，整日酒桌、娱乐场所奔走纵欲过度很容易得一些时尚的富贵病，到处观光旅游、开会很多时间在交通工具上打发最容易出意外事故。这些后顾之忧不解决官员们不贪不行。
再有官员及家庭自身发展需要也得去贪。从已经披露的大案要案看高层的大领导们都由亲属、子女出面各种形式参与或参股国家投资的大型项目，子女们一般不是从政就是经商。基层领导干部自然不甘心落后，加上手里有权经常和老板们打交道，在位时大都开始为离退休做准备牺牲国家或地方利益用无偿划拨、无息、贴息贷款、借款的方式做为自己的股份合资经营。这种贪污往往直接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比那些生活消费高出很多倍。更应该引起政府的关注。
最后，最后中国的文化背景特别是文革失败后，普通人对国家的责任感陡然下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凡不直接涉及个人眼前利益的事没人愿意去操心。谁也不想得罪人，心里知道谁是贪官可轮到选举都能服从领导安排。嘴里骂着腐败，可真让他去举报跑得比兔子还快。这种氛围使得官员们贪了也白贪，不贪白不贪。
有人会说近年年反腐倡廉取得的成就，我对这些高兴不起来。看看那些曝光的案件，不难发现大官不要跟错人，小官不要窝里斗、不要出人命，再有不要招惹那些不懂国情拿书本理论到处套用的记者和有上级背景的人，基本无大碍。
还有人会说出淤泥而不染的疯话，可你知道吗？莲花下面有个比它大得多的叶子托着自然不会染，可我们的官员有的怕吗？如果一定要找个不贪的理由，那就是把体制健全了，让人们能说话、敢说话，把法律落到实处说了有人管，贪官自然会减少多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