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副总理在美国发表中美经济关系像“夫妻关系”的言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人说它是“妙论”、“幽默”、“大白话”，有人说它是“把肉麻当有趣”、“丢人现眼”。我听了这话，第一个感觉是感到恶心，觉得太庸俗，而第二个感觉则是觉得耻辱，心想：受过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中国高级官员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来呢?!
人所皆知，夫妻关系是一种家庭关系，夫妻是“一家人”，人们要问：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一家人”的关系吗?
进而言之，夫妻关系在不同社会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夫为妻之纲”，夫妻关系是不平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平等也只是表面上的，事实上也是不平等的。正如马恩在《GCD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撕下了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夫妻关系，恩格斯曾说，“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那么，人们要问：中国和美国的所谓“夫妻关系”属于哪一类呢?汪洋在美所言怎么说也说不通。
对于中美关系的性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有过一场论战。汪洋生得晚，当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副总理，作为一个GCD的高级领导干部，《毛选》总应该是学过的，看来他并没有好好学，或者虽然学过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在这里，旧事重提，应该不是没有意义的。
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他的对华白皮书中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人民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以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展示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的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毛泽东则对艾奇逊的上述言论批驳道：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是‘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对华的援助’，据白皮书说是45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59亿1400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5-1506页)
在这里，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用“侵略”二字取代了艾奇逊的“友谊”二字，道出了近百年中美关系历史的实质，驳倒了艾奇逊的谬论。
当然，这只是从1840年-1949年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侵略的历史，不包括1949年以后的中美关系历史。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态度是不是改变了呢?没有，它仍然一以贯之地表现出它所固有的态度：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本来与远隔重洋的美国并无关系，可是美帝国主义立即作出反应，组织所谓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讨伐，同时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接着，美国侵略军又在仁川登陆，把战争扩大到鸭绿江边，还对我国边境地区进行轰炸扫射，甚至使用细菌武器对付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而在联合国，则利用它所控制的所谓“多数”，想方设法让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继续霸占联合国的席位，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但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和GCD的领导下，进行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抵抗了美国的侵略，迫使它不得不屈辱地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此事当然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大长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不仅如此，中国还顶住了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用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了“两弹一星”以及其它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并且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切都向全世界证明，没有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生活得很好，中国完全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才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中美之间才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不过，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多年来，它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妄图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美国的附属国;它在军事上用导弹射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撞击我国的战机，还支持日本、菲律宾等国侵略我国的钓鱼岛、黄岩岛等领土领海，表现出对于新中国的极大的仇视;它还在政治上支持中国的所谓“民运人士”、“法轮功”残余势力，支持台独、藏独和疆独，妄图推翻和瓦解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前几年，美国人甚至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做CHIMERICA ,意为“中美国”，想不战而屈人之兵，把整个中国都变成美国的一部分。看来，汪洋的中美“夫妻关系”说很可能就是受此影响。“中美国”是使中美两国成为一个国家，而中美“夫妻关系”说则进一步，要使中美关系成为“夫妻关系”，成为“一家人”的关系。有人以为提出“中美国”是美国人对中国人友好的一种表现。哪有这回事?它是看到了中国的劳动力众多而且便宜，生产能力强大，想让中国人专门为之生产，污染也留在中国，而让美国人赚钱并且享受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至于中国人，那是不能像美国人一样享受的。奥巴马曾毫不掩饰地扬言：“如果中国人过上与美国人同样的生活将是灾难。”这不能不令人想起当年日本曾经提出过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和所谓“农业中国，工业日本”的设想和主张!应该说，这些玩意儿都是帝国主义寄生性的产物和表现，都是为他们剥削和奴役殖民地人民服务的，其结果只能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而有损于中国的利益，中国人怎么会上这个当呢?!
应该说，国与国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它和真正意义上的夫妻关系显然根本不同，那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的。从历史上看，美国对中国除了侵略、损害中国的利益外有什么感情?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谈到毛泽东与他的一次谈话。他说，“在我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四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毛泽东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美关系的实质是一个利益关系，基辛格被驳得哑口无言，连自己都认为他跟邓小平讲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是“废话”。
实际上，一个多世纪来美国对中国的所有言行都是出于它自身的利益的考虑，中国对美国显然不应该存在任何幻想。现在有人说，中国与美国谁也离不开谁，如果中美关系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还想继续依赖美国，那肯定是非常危险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吃美国的亏难道还少吗?如果再不改变，今后肯定还要吃大亏，出更大的危险。
作为副总理，汪洋是新人，他作为习近平主席的特别代表到美国去谈判，实际上是代表十三亿中国人民去谈判，他应该想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严肃认真地做好这个代表，而不应该是搞一些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名堂去表现自己。这样做不仅不符合自己的身份，而且会损害中国的国格。这是不能不严肃指出的。
当然，毛泽东在《十大教授法》里也说过，“说话要有趣味”，但是，趣味有高级趣味和低级趣味之分，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里就要求人们“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显然，他所说的趣味当然不会是“低级趣味”。但是，从汪洋在美国的言论看，他的趣味说来说去都离不开男女。他除了说“中美关系像夫妻关系”外，还说什么“我和你们一样，在家里是听老婆的。”这两句话不仅听起来不雅，也经不起推敲。如果因为中美关系重要和密切，就说中美关系是夫妻关系;那么，中俄关系也同样重要和密切，是不是中俄关系也是“夫妻关系”?还有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也很重要和密切，是不是中巴关系也是“夫妻关系”?如此推论下去，中国与很多国家的关系都很重要和密切，是不是与这许多国家的关系都是“夫妻关系”?那么问题也就来了：中国与那么多国家都是“夫妻关系”，中国成了什么形象?中国岂不成了人尽可妻的淫棍或人尽可夫的娼妓了?这又是多么荒唐!同样，说什么“在家里听老婆的”，那人们就要说，原来我们那些领导人连影响自己家人的能力都没有，他还有能力影响全国的老百姓吗?这恐怕也不是一个虚拟的问题。现在不是有许多领导干部因为管不住自己的老婆和子女，管不住身边的工作人员，而走上了贪污和腐败的道路了吗?显然，这已经不是一个讲话水平的问题，而是一个用什么指导思想挂帅的问题了。这么一个大问题，难道不应该引起汪洋副总理的深自思之吗?
人所皆知，夫妻关系是一种家庭关系，夫妻是“一家人”，人们要问：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一家人”的关系吗?
进而言之，夫妻关系在不同社会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夫为妻之纲”，夫妻关系是不平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平等也只是表面上的，事实上也是不平等的。正如马恩在《GCD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撕下了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夫妻关系，恩格斯曾说，“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那么，人们要问：中国和美国的所谓“夫妻关系”属于哪一类呢?汪洋在美所言怎么说也说不通。
对于中美关系的性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有过一场论战。汪洋生得晚，当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副总理，作为一个GCD的高级领导干部，《毛选》总应该是学过的，看来他并没有好好学，或者虽然学过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在这里，旧事重提，应该不是没有意义的。
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他的对华白皮书中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人民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以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展示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的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毛泽东则对艾奇逊的上述言论批驳道：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是‘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对华的援助’，据白皮书说是45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59亿1400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5-1506页)
在这里，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用“侵略”二字取代了艾奇逊的“友谊”二字，道出了近百年中美关系历史的实质，驳倒了艾奇逊的谬论。
当然，这只是从1840年-1949年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侵略的历史，不包括1949年以后的中美关系历史。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态度是不是改变了呢?没有，它仍然一以贯之地表现出它所固有的态度：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本来与远隔重洋的美国并无关系，可是美帝国主义立即作出反应，组织所谓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讨伐，同时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接着，美国侵略军又在仁川登陆，把战争扩大到鸭绿江边，还对我国边境地区进行轰炸扫射，甚至使用细菌武器对付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而在联合国，则利用它所控制的所谓“多数”，想方设法让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继续霸占联合国的席位，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但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和GCD的领导下，进行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抵抗了美国的侵略，迫使它不得不屈辱地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此事当然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大长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不仅如此，中国还顶住了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用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了“两弹一星”以及其它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并且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切都向全世界证明，没有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生活得很好，中国完全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才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中美之间才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不过，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多年来，它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妄图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美国的附属国;它在军事上用导弹射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撞击我国的战机，还支持日本、菲律宾等国侵略我国的钓鱼岛、黄岩岛等领土领海，表现出对于新中国的极大的仇视;它还在政治上支持中国的所谓“民运人士”、“法轮功”残余势力，支持台独、藏独和疆独，妄图推翻和瓦解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前几年，美国人甚至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做CHIMERICA ,意为“中美国”，想不战而屈人之兵，把整个中国都变成美国的一部分。看来，汪洋的中美“夫妻关系”说很可能就是受此影响。“中美国”是使中美两国成为一个国家，而中美“夫妻关系”说则进一步，要使中美关系成为“夫妻关系”，成为“一家人”的关系。有人以为提出“中美国”是美国人对中国人友好的一种表现。哪有这回事?它是看到了中国的劳动力众多而且便宜，生产能力强大，想让中国人专门为之生产，污染也留在中国，而让美国人赚钱并且享受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至于中国人，那是不能像美国人一样享受的。奥巴马曾毫不掩饰地扬言：“如果中国人过上与美国人同样的生活将是灾难。”这不能不令人想起当年日本曾经提出过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和所谓“农业中国，工业日本”的设想和主张!应该说，这些玩意儿都是帝国主义寄生性的产物和表现，都是为他们剥削和奴役殖民地人民服务的，其结果只能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而有损于中国的利益，中国人怎么会上这个当呢?!
应该说，国与国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它和真正意义上的夫妻关系显然根本不同，那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的。从历史上看，美国对中国除了侵略、损害中国的利益外有什么感情?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谈到毛泽东与他的一次谈话。他说，“在我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四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毛泽东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美关系的实质是一个利益关系，基辛格被驳得哑口无言，连自己都认为他跟邓小平讲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是“废话”。
实际上，一个多世纪来美国对中国的所有言行都是出于它自身的利益的考虑，中国对美国显然不应该存在任何幻想。现在有人说，中国与美国谁也离不开谁，如果中美关系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还想继续依赖美国，那肯定是非常危险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吃美国的亏难道还少吗?如果再不改变，今后肯定还要吃大亏，出更大的危险。
作为副总理，汪洋是新人，他作为习近平主席的特别代表到美国去谈判，实际上是代表十三亿中国人民去谈判，他应该想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严肃认真地做好这个代表，而不应该是搞一些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名堂去表现自己。这样做不仅不符合自己的身份，而且会损害中国的国格。这是不能不严肃指出的。
当然，毛泽东在《十大教授法》里也说过，“说话要有趣味”，但是，趣味有高级趣味和低级趣味之分，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里就要求人们“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显然，他所说的趣味当然不会是“低级趣味”。但是，从汪洋在美国的言论看，他的趣味说来说去都离不开男女。他除了说“中美关系像夫妻关系”外，还说什么“我和你们一样，在家里是听老婆的。”这两句话不仅听起来不雅，也经不起推敲。如果因为中美关系重要和密切，就说中美关系是夫妻关系;那么，中俄关系也同样重要和密切，是不是中俄关系也是“夫妻关系”?还有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也很重要和密切，是不是中巴关系也是“夫妻关系”?如此推论下去，中国与很多国家的关系都很重要和密切，是不是与这许多国家的关系都是“夫妻关系”?那么问题也就来了：中国与那么多国家都是“夫妻关系”，中国成了什么形象?中国岂不成了人尽可妻的淫棍或人尽可夫的娼妓了?这又是多么荒唐!同样，说什么“在家里听老婆的”，那人们就要说，原来我们那些领导人连影响自己家人的能力都没有，他还有能力影响全国的老百姓吗?这恐怕也不是一个虚拟的问题。现在不是有许多领导干部因为管不住自己的老婆和子女，管不住身边的工作人员，而走上了贪污和腐败的道路了吗?显然，这已经不是一个讲话水平的问题，而是一个用什么指导思想挂帅的问题了。这么一个大问题，难道不应该引起汪洋副总理的深自思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