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E(汪洋大盗 @ 2015年09月05日 Saturday, 08:26 PM)
被宽大的日本战俘和被处决的242名国民党高级将领
2015-09-05 造枪者
1062名日本战犯中,1017名分批释放,只有40名罪行严重的分别判处8―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个判死刑。”
抗日战争时期对日本战俘的改造与中国GCD的人权保障政策
争取人权和实现人权,是中国GCD人进行革命的奋斗目标之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GCD就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法规条例,如《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等等。在中国GCD颁布的这些保障人权条例中,就人民的居住行动自由、抗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生命财产安全等项内容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①中国GCD不仅注重保障人民的人权,而且在对日本战俘的优待和改造方面,也体现了GCD人尊重人权的精神,这在人权史上留下了值得回顾的一章。
现在网上许多人对优待日本俘虏很不理解,甚至唧唧歪歪,这是对党思想工作不了解所致。。。
GCD的思想工作,绝对是最好的,任何人只要被俘虏,经过思想改造,党绝对可以做到使其坚定站到自己一边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管是国军,伪军,还是日本鬼子。。。
在抗日时期就有日本俘虏组成的反战同盟,教授我军军事知识,甚至直接参加了对日寇的作战,许多人立下功绩,甚至献出生命。。。比如我空军军最早的飞行员就是在原日本战俘的帮助下训练的。。。
抗战结束后,GCD大约有3万日本战俘,经过改造,培养了大量的左翼力量,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甚至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回国后,这些人成为日本左翼中坚力量,坚决的打击日本右翼势力,培养了大量日本亲华力量。我们许多耳熟能详的日本人,都是毛泽东的粉丝。。。
使日本政府始终不敢小窥中国的影响力。。。
这些日本战俘用行动洗刷着自己的罪孽,为自己在中国所犯的不可原谅的罪行赎罪。。。。
党所做的一切是值得的。。。。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的力量消灭自己人
被处决的242名国民党高级将领
转自 新浪博客 程灵信1
1949年后,党进行了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些被杀、被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全部参加抗日战争,其中不少高级将领都是抗日名将,民族英雄。 被杀242名民国高级将领中,,其中上将与辛亥元老5名、中将 78 名、少将159名。
上将与辛亥元老
1、何海清辛亥革命元勋(1875--1950)上将 1950年处死。
2、宋鹤庚辛亥革命元勋(1883--1952)上将。1952年死刑。
3、夏之时辛亥革命元勋(1887--1950)1950年枪决。
4、邓玉麟辛亥革命元勋(1881--1951)1950年处决。
5、宋鹤庚字皋南,护法健将1883年生,1952年死刑,立即执行。”
中将
1、糜藕池(1897--1951)中将。1951年7月在镇反中被处决。
2、谢崇阶(1904--1951)中将,1951年9月10日在四川乐山被处决。
3、彭旷高(1902--1951)中将。1937年9月任第15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旋任第54军参谋长,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秋任陆军通信兵学校教育处长,1939年任西南游击训练班教务处长,1943年春任第29集团军参谋长,参加常德会战,1951年9月26日处决。
4、崔世昌(1900--1953)中将。1939年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1942年任第14集团军中将参谋长,1944年7月任第5战区副参谋长,1953年12月7日在河北涿县被处决。
5、倪弼(1894--1958)中将。江苏江都人。1938年任第3战区军法执行监,1941年冬调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 1958年7月31日以反革命罪在江西赣州被处决
6、曹勖(1901--1951)中将。1938年任第98军193师副师长,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5月任第6战区鄂中游击第7纵队司令,1951年在湖北京山被处决,
7、赵世玲(1905--1949)中将。1938年任山西青年决死队第3纵队游击9团团长,1939年任山西青年决死队第3纵队197旅旅长,1940年任第2战区第2游击纵队司令,同年秋任第43军70师师长,1941年5月参加晋南会战,12月任第43军中将军长,1949年处决。
8、周址(1890--1953)中将。于1938年任广东军管区司令部兵役处长。1940年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1953年死刑。
9、林伯民(1866--1952)中将。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0、田西原(1900--1951)中将。1937年冬任第5战区第3路游击司令,1938年陆军大学教官,同年秋任第37军参谋长,后任第37军副军长,1939年任第15集团军参谋长,1940年秋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高参兼干训团教官,1941年任第39集团军参谋长,1943年任军令部中将参议兼陆军大学高级教官,1951年4月27日在湖北保康被处决
11、李强(1905--1952)中将,1939年任军政部第24补训处少将处长,1940年4月任新编第2军暂编16师师长,1941年任第29军暂编16师师长,1942年3月任第29军中将副军长,1943年任暂编第15军副军长兼镇平师管区司令,1952年4月14日在遂川被处决。
12、马守援(1899-1951)中将,1951年处决,
13、刘晴初(1894--1951)中将,1938年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51年处决。
14、潘峰名别字目屏,中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5、宋士台,抗日将领国军中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1953年被枪决。
16、金亦吾(1904--1951)中将,1951年处决。
17、武庭麟(1892--1952)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会战,1939年10月任第15军军长,曾参加豫中会战、豫西鄂北会战,1952年在河南洛阳被处决。
18、欧阳珍(1892--1950)中将。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9、陈光中(1897--1949)中将。号德隆,字桂山,湖南邵阳人。1937年6月任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49年在湖南邵阳被处决。
20、陈宏谟(1906--1952)中将。,1938年7月任军事委员会驻第18集团军少将参谋,1952年被判处死刑。
21、陈春霖(1901--1951)中将。1951年11月9日在镇反中被处决。
22、罗贤达(1905--1950)中将。1938年10月任第18军11师31旅62团团长,1939年3月任第18军11师31团上校团长,1940年参加枣宜会战,1941年9月任第18军11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12月任第86军67师少将师长,1945年6月任第66军13师师长,1950年11月击毙。
23、戴炳南(1905--1949)中将。号瞻衡,山东即墨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娘子关抗战,1938年任第30军31师91旅181团团长,参加徐州会战,1941年4月入中央训练团受训,1943年6月任第30军30师少将副师长1949年判处死刑。
24、周磐(1893--1952)中将。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25、黄镇中(1898--1950)中将。1938年4月任第3战区独立第33旅旅长,1941年秋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参议,旋赴中央训练团受训,1950年1月26日在江西宁都被处决。
26、徐经济(1897--1951)中将。抗战爆发后任陕西抗日义勇军第1纵队副司令,1938年6月任陕西省防空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参谋长,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27、夏炯(1897--1950)中将。字斗枢,四川温江人。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37年10月任第20军副军长,1939年1月兼任第20军133师师长,参加南昌会战、第1次长沙会战,1941年参加第2、3次长沙会战,1943年参加鄂西会战、常德会战,1950年被处决。
28、胡栋成(1901--1950)中将。又名栋臣,号立中,广西修仁人。黄埔军校第1期、1938年任第93军少将参谋长,1939年参加冬季攻势作战,1942年12月任第93军副军长,1944年参加桂柳会战,1945年1月兼任新编8师师长,4月任第46军副军长,1950年1月被处决。
29、柏辉章(1901---1952)中将。号建儒,贵州遵义人。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3月参加南昌会战,7月任第4军副军长兼102师师长,9月参加第1次长沙会战,1943年5月兼任赣南师管区司令,1944年调任第88军副军长,。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30、钟祖培(1890--1951)中将,1951年2月27日在桂林被枪决。
31、高倬之(1903--1952)中将。号昭汉,山西天镇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会战,1938年在绥南参加抗战,后任第35军73师参谋长,1940年3月任第23军73师少将师长,1943年12月任第34军军长,1952年12月在太原被处决。
32、黄祖埙(1900--1951)中将。抗战爆发后任第17军21师副师长,参加忻口会战,1938年11月任第27军46师师长,1939年参加冬季攻势作战。。。。。。
名单太长,不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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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较全面了。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历时两年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范围涉及到全国几乎所有地区,从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也已基本扑灭,使我国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改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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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简称镇反运动。镇反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不可避免地给了国民党的潜伏势力和派遣特务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ZG的镇反运动对于粉碎国民党东山再起的梦想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更何况,镇反运动极大地实现了毛泽东发动群众的目标。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各种形式的会议动员、血泪控诉,镇反之后明显地形成了群众向GCD一边倒的情况。GCD和新政府的权威已经相当牢固地树立起来了。[1]
从1950年冬开始,在全中国范围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1951年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为镇压反革命运动提供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在运动中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坚持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精神,力求做到“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2-3]毛泽东主席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2]
在ZG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通过群众检举揭发,人民政府依法惩处了一批公开的反革命分子、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头子。1952年底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背景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在大陆留下一大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如炸毁工矿、铁路、桥梁,烧毁仓库,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因此,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4]
据统计,从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内,新解放地区就有四万多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杀害。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生活秩序,1950年3月,ZG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各地开始对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各类反革命分子严加清查。同年10月,鉴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大门口,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加紧进行破坏活动,ZG中央再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强调“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必须对于一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予以严厉制裁”。同时,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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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化
不仅如此,由于镇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捕杀地方恶霸,以及惩处那些历史上曾经危害GCD人的分子为重点,间接取缔打击任何可能结成团伙的社会黑恶势力,藉以发动社会上的积极分子,组成联防及居民治安小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大大加强了社会的治安力量,极大地降低了刑事案件的发案率。[1]
但是,即使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标准,镇反运动无疑也已经发生扩大化了。[1]
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结果,是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设想和计划。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杀、关、管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
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1]
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ZG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进而将刘定为“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200余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枪毙,5人被判刑,4人被开除公职,1人下落不明。[1]
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积极追随ZG,投身抗日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ZG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同样既无民愤、亦无血债,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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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瀛,四川大学教授,国民党军第七编练司令官罗广文及《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的堂兄,解放前夕冒着危险,成功策动罗广文率残部起义,但镇反中却被捕,其妻写信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政府给予宽大处理”,但还是被很快处决。
马剑秋,时任忠县自卫总队的他在解放前夕通电忠县全县起义,并徒步数里出城迎接解放军,但时隔不久就成为阶下囚。获知被判死刑后,他流着泪写了一份“刑场上的演讲”,大意是:他一直在寻找救国之道,对于国民党他很失望,终于盼来了GCD,终于有了希望,可是却要被枪毙,再也看不到希望了。但是他对自己的起义之举依然不后悔,在最后的时刻,他要高呼:中国GCD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斯大林元帅万岁![5]
此外,金庸的父亲查枢卿也是在镇反期间被作为“反功地主”处死的,1981年邓小平会见金庸时曾提过该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广西要员反复邀请梁羽生回乡省亲,梁羽生要求对父亲一案重新甄别,隐然有不平反则不回乡之意。经查,陈信玉属错杀,蒙山县政府下文平反。[5]
勉强凑数,滥捕滥杀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甚至包括曾受ZG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影响
镇反运动的胜利基本肃清了残留在大陆上的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势力,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破坏活动和反革命复辟阴谋,安定了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支援了抗美援朝、土改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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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
为稳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对新生政权的猖狂进攻。据当时统计,仅西南地区就有土匪百万、潜伏特务8万之众,此外还有一大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分子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据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马宇平、黄裕冲编写的《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一书披露,是71万人。[6]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则是杀了100万。[7-8]
后续
“双十”指示虽然明确提出了要以政务院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为依据,但制定这样一套标准仍旧颇费周折。直到ZG中央决定了大致的处决人犯比例和毛泽东开始向各地提出了具体的镇压数字之后,政务院才于1952年2月21日根据ZG中央的要求,正式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9]
《条例》根据毛泽东要“慎杀”人犯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地方上能够放开手脚,有意使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相当宽泛,所规定的处刑标准掌握起来更是有相当的自由度。该杀不该杀,则主要取决于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节严重”,二者占其一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9]
毛泽东这时之所以敢于一反其开始时小心谨慎的态度,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推动“镇反”,前提自然也还是建立在其再三强调的“只要我们不杀错”的基础上的。问题是,镇压反革命,一旦走上了以鼓动和宣传群众为目的,仅仅着眼于打击特务、间谍和《条例》所列举的那些已遂或未遂的“现行”分子,就明显不够了。因为,鼓动和宣传群众,必须以群众的直接利益为着眼点。因此,镇压反革命作为一种群众运动被掀动起来,从一开始就不能不着眼于打杀那些直接与普通民众有着切身利害关系,即是有较大民愤的“恶霸分子”和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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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什么人可以算是“恶霸”、“民愤”大小又以什么为标准。十分明显,离开了具体的法律标准,单纯靠各级干部凭借主观判断来具体落实,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运动开始之际,一些地区很早就出现了杀人由心的情况。根据一些地方报告,只因为要完成镇反任务,不少被定性为“恶霸”者,连具体罪行都罗列不出,只因有人指认,便被草率杀掉。[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