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
――2008“两会”后的中国
章立凡
自去年中共十七大以来，我已不大发表时评，今年“两会”期间也是如此。有朋友问起个中原委，我自认对中国政改“话已说尽，事无可为”；即便再言，犹若“知其不可而为之”。
变法：永远的历史悲怆
温家宝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我却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悲凉。以王安石自命，可谁又愿意当宋神宗？旧体制的强大惯性，会令一切革新方案变味，王安石锐意改革，最终竟搞到民不聊生，就是一个著名的悖论。
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光绪到胡、赵，历代改革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体制内的非秩序更迭，在前苏联阵营及中国不乏先例，“胡温新政”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天变（自然灾害）、祖宗（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人言（来自左、右阵营的抨击），恰恰反映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甚至有学者断言“改革已死”，中国已进入“后改革时代”。
改革：最大敌人是自己
1949年的革命和社会一体化整合，消灭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和地方自治，将党的管制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胞，并毫无节制地自我复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车轮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结果不但造就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从官僚体制内部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
政治体制改革的悖论在于：改革阻力来自××党内部，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目前从中央部委到省地市县乃至基层，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们不仅相互博弈，也在与中南海博弈。体制内耗严重削弱了执政能力。
今春的大雪灾，也是历年积弊的一次总爆发。《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未有丝毫检讨，呼唤多年的“阳光法案”继续搁置，说明利益的坚冰难于打破。
在体制内阻力重重的背景下，改革须争取人民的支持，与民间的互动尤为必要。政改应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既要改革也要开放，没有公民起来监督，政改就只能是一种体内循环，关门改革不会成功。
大部制：难脱尾大之局
在君主专制时代，百姓只须供养一家一姓的政府，如果这种血酬供养超出了负担的极限，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当今中国是名列世界第二的重税国家，纳税人同时负担执政党和政府两套班子的运转成本，是历史形成的“中国特色”，负担比历代王朝还重。
本次“两会”上，高调出台的“大部制”，目前只收得28-1之效，且必将继续遭到官僚体制内部的顽强抵抗。从历史上看，国务院自1951年迄今已实行了十次改革，机构编制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地循环增减。“大部制”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举措，无法替代政治体制改革。
没有宪政监督的“大部制”，前途无非两种：一、形成更为集权的新垄断；二、像以往一样无疾而终。两者都改变不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尾大不掉之局。
“两会”及民主党派：有亏监督职守
根据1949年大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三条之规定，政协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共同纲领》是共和国立国的法理依据，但自1954年至今，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仍是“遴选”，显然有悖建国共识。当今政协也是一个地位很奇特的机构：号称统一战线组织，既是政权的一部分，又不是权力机构，究竟是“org”还是“gov”？半个世纪以来，人大、政协尸位素餐，未对政府实现有效监督，显然有亏职守。
今年“两会”期间，某些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见记者时牙牙学语，称中国不能搞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两院制，实在是数典忘祖。民主党派创建时的理想，是反对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与中共合作也是基于此种共识。历经多年改造后，其政党特征早已消失，只是作为附庸延续至今。既然不讲民主，又何必自称民主党派？当前若搞全民直选，估计中共还能挟政治资源当选，但花瓶恐怕无以为生。
民主宪政：一张未兑现的支票
常有人将中国社会与清末类比，将改革开放比拟洋务运动，把胡赵下台比做戊戌变法失败。当今的内外环境，与一个世纪前明显不同，但也确有某些相似之处。观看今年的“两会”风景，不免又令人想起“预备立宪”和“皇族内阁”。
我一直将中国的近代史视为一场改良与革命的赛跑，在清末的大赛场上，最终革命跑到了前头，改良的一切设计，在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后成了废纸。
中共的民主宪政承诺，是抗战结束前开出的远期支票，超过一个甲子仍未兑现。当今中国社会缺乏诚信，要从毛泽东开始问责。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在“8964”事件后被长期搁置；有中共元老声称政权是2000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显然是一种血酬史观，没有跳出王朝更迭的周期律。
赢家通吃不可能永远持续。君主立宪设计的高明之处，是在承认“万世一系”的前提下，用宪法限制君主权力，改为依法永享血酬。近年所谓“党主立宪”之说，也是主流学者为维系一党执政地位所做的政治设计。
突发事件：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腐败也是一种历史动力。解体是从内生腐败开始的，当腐熟到一定程度，偶然的外力触发，也可能导致突然的崩溃。
中共在野时是革命党，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党；而现在最不能接受的，恐怕就是革命和共产。近年执政党内有“不反腐要亡国，反腐会亡党”的深忧，没有民意选举的背书，现政权的合法性主要靠经济增长维系，一旦经济崩溃，合法性就不复存在。而腐败恰恰是寄生于经济命脉上的血瘤，伴随着宿主的成长而无限膨胀，现已到达危险的临界点。
以2008初春的天灾为起点，物价飞涨，股市狂跌，“胡温新政”进入了高风险时期。“两会”期间出现了突发事件，而危机处理机制却僵化如故，唤起了国人对十九年前历史悲剧的沉痛回忆。
机构可改政治不改，内部小改外不开放，政治体制改革仍在螺丝壳里做道场。按中共智库人物提出的时间表，全民直选要到2040年才能实现。可是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以个人或团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渐进式的理性改革前景迷茫，体制在权力与财富的欲海中沉浮，台湾大选的话题持续发酵，毛泽东的幽灵四处游荡；历史留给政改的时间，恐怕不多了……
――2008“两会”后的中国
章立凡
自去年中共十七大以来，我已不大发表时评，今年“两会”期间也是如此。有朋友问起个中原委，我自认对中国政改“话已说尽，事无可为”；即便再言，犹若“知其不可而为之”。
变法：永远的历史悲怆
温家宝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我却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悲凉。以王安石自命，可谁又愿意当宋神宗？旧体制的强大惯性，会令一切革新方案变味，王安石锐意改革，最终竟搞到民不聊生，就是一个著名的悖论。
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光绪到胡、赵，历代改革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体制内的非秩序更迭，在前苏联阵营及中国不乏先例，“胡温新政”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天变（自然灾害）、祖宗（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人言（来自左、右阵营的抨击），恰恰反映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甚至有学者断言“改革已死”，中国已进入“后改革时代”。
改革：最大敌人是自己
1949年的革命和社会一体化整合，消灭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和地方自治，将党的管制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胞，并毫无节制地自我复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车轮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结果不但造就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从官僚体制内部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
政治体制改革的悖论在于：改革阻力来自××党内部，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目前从中央部委到省地市县乃至基层，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们不仅相互博弈，也在与中南海博弈。体制内耗严重削弱了执政能力。
今春的大雪灾，也是历年积弊的一次总爆发。《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未有丝毫检讨，呼唤多年的“阳光法案”继续搁置，说明利益的坚冰难于打破。
在体制内阻力重重的背景下，改革须争取人民的支持，与民间的互动尤为必要。政改应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既要改革也要开放，没有公民起来监督，政改就只能是一种体内循环，关门改革不会成功。
大部制：难脱尾大之局
在君主专制时代，百姓只须供养一家一姓的政府，如果这种血酬供养超出了负担的极限，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当今中国是名列世界第二的重税国家，纳税人同时负担执政党和政府两套班子的运转成本，是历史形成的“中国特色”，负担比历代王朝还重。
本次“两会”上，高调出台的“大部制”，目前只收得28-1之效，且必将继续遭到官僚体制内部的顽强抵抗。从历史上看，国务院自1951年迄今已实行了十次改革，机构编制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地循环增减。“大部制”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举措，无法替代政治体制改革。
没有宪政监督的“大部制”，前途无非两种：一、形成更为集权的新垄断；二、像以往一样无疾而终。两者都改变不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尾大不掉之局。
“两会”及民主党派：有亏监督职守
根据1949年大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三条之规定，政协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共同纲领》是共和国立国的法理依据，但自1954年至今，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仍是“遴选”，显然有悖建国共识。当今政协也是一个地位很奇特的机构：号称统一战线组织，既是政权的一部分，又不是权力机构，究竟是“org”还是“gov”？半个世纪以来，人大、政协尸位素餐，未对政府实现有效监督，显然有亏职守。
今年“两会”期间，某些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见记者时牙牙学语，称中国不能搞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两院制，实在是数典忘祖。民主党派创建时的理想，是反对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与中共合作也是基于此种共识。历经多年改造后，其政党特征早已消失，只是作为附庸延续至今。既然不讲民主，又何必自称民主党派？当前若搞全民直选，估计中共还能挟政治资源当选，但花瓶恐怕无以为生。
民主宪政：一张未兑现的支票
常有人将中国社会与清末类比，将改革开放比拟洋务运动，把胡赵下台比做戊戌变法失败。当今的内外环境，与一个世纪前明显不同，但也确有某些相似之处。观看今年的“两会”风景，不免又令人想起“预备立宪”和“皇族内阁”。
我一直将中国的近代史视为一场改良与革命的赛跑，在清末的大赛场上，最终革命跑到了前头，改良的一切设计，在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后成了废纸。
中共的民主宪政承诺，是抗战结束前开出的远期支票，超过一个甲子仍未兑现。当今中国社会缺乏诚信，要从毛泽东开始问责。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在“8964”事件后被长期搁置；有中共元老声称政权是2000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显然是一种血酬史观，没有跳出王朝更迭的周期律。
赢家通吃不可能永远持续。君主立宪设计的高明之处，是在承认“万世一系”的前提下，用宪法限制君主权力，改为依法永享血酬。近年所谓“党主立宪”之说，也是主流学者为维系一党执政地位所做的政治设计。
突发事件：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腐败也是一种历史动力。解体是从内生腐败开始的，当腐熟到一定程度，偶然的外力触发，也可能导致突然的崩溃。
中共在野时是革命党，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党；而现在最不能接受的，恐怕就是革命和共产。近年执政党内有“不反腐要亡国，反腐会亡党”的深忧，没有民意选举的背书，现政权的合法性主要靠经济增长维系，一旦经济崩溃，合法性就不复存在。而腐败恰恰是寄生于经济命脉上的血瘤，伴随着宿主的成长而无限膨胀，现已到达危险的临界点。
以2008初春的天灾为起点，物价飞涨，股市狂跌，“胡温新政”进入了高风险时期。“两会”期间出现了突发事件，而危机处理机制却僵化如故，唤起了国人对十九年前历史悲剧的沉痛回忆。
机构可改政治不改，内部小改外不开放，政治体制改革仍在螺丝壳里做道场。按中共智库人物提出的时间表，全民直选要到2040年才能实现。可是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以个人或团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渐进式的理性改革前景迷茫，体制在权力与财富的欲海中沉浮，台湾大选的话题持续发酵，毛泽东的幽灵四处游荡；历史留给政改的时间，恐怕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