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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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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等人的出位，是必然的
1959年，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C・P・斯诺，发表了一篇演讲，题目叫做《两种文化》，这在当时的英国掀起轩然大波。斯诺后来不断地扩充这篇演讲，最后写出了一本书，书的名字也叫《两种文化》。在那个演讲里，斯诺认为，当时的英国出现了两种文化，一种是“文学文化”，另外一种是“科学文化”，代表这两种文化的人，分别是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知识分子。据说当时的这两拨人见了面不仅不说话，还互相瞧不起。这样的情况，导致了整个英国的知识分子们不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展开正常的交流和切磋。斯诺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才产生了他最初的演讲与后来成书的《两种文化》。
其实这种情况在我国也是一直存在着的。政治上有“在朝”与“在野”之分；文化上有“官方”和“民间”之分。可以说，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比较棘手的文化难题。学者程文超先生认为，造成这些难题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1）当时社会的欲望表现；２）传统或者上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困境与危机。因此不同社会、不同时代里就会出现不同的欲望表述。而这种表述，一定就是今后文化发展的一根链条。
远的不说，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辈文学界里一些有趣的现象，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上一届文学领域里狂人颇多。这里面的第一个狂人要数余华。曾经的先锋派新锐余老师是这样说的：“我心高气傲，经常在家里挥挥手，就可以把中国的文学给否定掉。”其二要数科幻作家柯云路，据说柯老师是个神秘气功的爱好者。在他的《新世纪》里，柯老师甚至宣布：“我代表整个宇宙”、“我会刷新一切现行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和物理学。”排名第三的才是王朔，但王老师向来喜欢反讽，我不敢肯定他说这句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他是这样说的：“俺一不小心，就跟曹雪芹同学打了个平手。”
面对他们的狂妄，民间的一些评论家们是很有意见的。据说当年有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评论家，曾经这样说过：“马原、格非是迷宫，余华是屠宰场，残雪、孙甘露是垃圾堆，王朔是痞子文学。”但是人们不信。出版界和媒体对此论调也是嗤之以鼻的。他们开始反炒，立即说当时的先锋派文学“最具独创性”、“最具前卫性”、“最时髦”、“最民间”、“最乡土”，并在各大报刊上腾出了大量的版面和资源来刊载他们的作品，迅速培养了一大批所谓的先锋派。对此现象，读者们一开始也是非常配合的。人们一哄而上，抢着阅读那些先锋派作家们的小说，时间久了才发现，根本就不是媒体宣传的那么回事。这才狂呼上当，开始向当时的先锋小说作者们大吐口水。人们遭遇欺骗后，回头再次把自己的审美目光奉送给金庸琼瑶，奉献给《还珠格格》、《故事会》。这种以群众爱好为基础的自发要求，促成了后来大批通俗小说的畅销。
事情既然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王蒙陈村等老一辈中国文学的顶梁柱们，被迫将目光投向了当时还没成什么气候的上海小青年杂志《萌芽》。万事开头难，一开始的操作程序里，他们对前几届“新概念”状元，诸如陈佳勇、甘世佳等人的包装显然是不合格的（据说对韩寒的初期包装也很不负责）。在后来不断地吸取教训后，才逐渐业务熟稔起来，于是陈佳勇和甘世佳就成了一些后进者的垫脚石，但这就是新鲜事物的基本发展规律。通过一些爱国主义战争影片，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定律，为了不停的前进，为了战争的胜利，为了国家和人民，英雄们基本上都会在最最艰难的杀伐中失去宝贵的生命。所以说，对于陈佳勇和甘世佳的没有出位，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绝不是他们的文字水准就比后来的那些“新概念”状元们差。而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英雄和广大牲口们的无偿劳动，毕竟泽被后世，促进可持续发展。君不见现在的少男少女作家，个个“玉树临风，貌美如花”，只要被某某出版机构盯上便“一不小心就出名了”，“一不小心就发财了”，其风骚已不在其“前辈”和“先行者”可以想像的范围之内。当然，如果哪位牛逼巫术大师弄个水晶球给大家看的话，即使二十年前，这种乌烟瘴气的景象也逃不过我们的法眼。换句话说，这种现象有其必然性，从商品经济大潮淹没过来的那一天，就注定有一批批“文化商品”的涌现，而通俗文化也必将包裹上亮丽鲜艳的外衣，在商贩似的叫卖声中，得以昂首挺胸地走进千家万户，并带出大把大把的金钱。
并且众所周知，俯瞰我国近年来的文学创作队伍，老一辈作家从政后的创作热情及写作能力基本上已经丧失殆尽，中青年作家们又在埋头操练着所谓纯文学，偌大一个中国文坛，光指望梁晓声刘醒龙陈忠实池莉王朔和卫慧九丹这些为数很少的当红作家们，显然是支撑不住的。在这种形势下，韩寒、郭敬明等人的出位就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设若他们不出位，中国的文学商业运作便无法维持。果真这样的话，我国伟大的文学事业在经济效益方面的塌方就会波及到整个文化领域。当然我们的老一辈顶梁柱们无疑是高瞻远瞩的，决不会放任此种情况的发生，况且扶植少年作家又是这么一件既不费力又能讨好的事情。于是面对大中学生这个广大消费群体，一批批能写一手或者能抄一手风花雪月文字的俊男靓女们，纷纷以巧克力糖纸的身份包裹住一卷卷的通俗文化，随着保健用品脑白金，共同走进社会主义文化生活。关于郭庄官司的一种表述
1、近年以来，国内的一些出版商把目光死死地锁定在“80后”这个群体上，“80后”以外作者作品的出版好像就比较低迷。这期间，“80后”的郭敬明先以一本《幻城》轻轻叩开了当代青春小说商业市场的大门，紧接着又以一本《梦里花落知多少》迅速突破了中国图书发行史上的最高记录。据小道消息传闻：仅《梦》一书，郭就获得了1000多万人民币的经济收益，这个传闻确实有些骇人听闻，同时也使得一些大龄文学青年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然而，出版界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并不能说明那些生于70、60乃至50年代的文学作者们的水平就已经下降了，也不能说明我们目前的“生于80”这个群体的文学创作水平就已经得到了质的提高，更不能说畅销书作家郭敬明就是“生于80”这个团体里出类拔萃的天才。这跟我们生于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没有什么瓜葛。
2、讲一个故事：十九世纪末，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京畿突发瘟疫，死人无数。但他很快就封锁住了这个消息，一直没向当时的万岁爷禀报，也没告诉其他的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其后，有俄国首相维特伯爵出面责问李大人，说你为什么不向你们国家的首脑汇报此事呢？为什么不向全国人民宣布一下疫情和可以采用的预防措施呢？李大人则非常机智地反问对方，说：我为什么要拿这样的坏消息去烦恼皇上啊？为什么要用这样不好的消息去吓唬各地老百姓啊？言下之意就是耻笑长毛们不识时务。一时之间，倒把那个吹毛求疵的俄国首相问得白眼乱翻，无话可说。是啊，为什么要拿不好的消息去刺激皇上和各地百姓呢？不过，据说后来那个俄国首相，还是在回忆录里极其骄傲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毕竟，我们已经走在大清帝国的前面了。
3、最近以来，江湖突然盛传：迅速窜红我国青春小说领域的青年作家郭敬明同学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涉嫌抄袭了庄羽的《圈里圈外》，并且此事还闹上了法庭。
4、《梦》一书的出版方春风文艺出版社时祥选老师出面，向各位游行群众表示：同学们稍安毋躁，此事有待进一步调查。
5、颇具文学鉴赏能力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先生作出如下鉴定：“我还没来得及细看这两本书，现在不可能对这件事下结论，因为涉及到双方当事人的名誉，我作出判断要非常非常慎重，况且我也有选择沉默的自由。我大致的感觉是，《梦》在叙述语调上和《圈》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有些地方存在着严重模仿的痕迹。至于是否是抄袭，应该由法院来裁定。少年作家不等于未来的作家，中学生只能定位在少年写作上。我很难想像对于一个少年作家来说，一个月或几个月就写就一部长篇小说。要么是模仿要么是重复，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生活阅历。我现在只能说郭敬明的写作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把写作看成严肃的事，不能急功近利。”
6、反方意见代表，新浪网一位名为橡子的网友评论说：“郭敬明所写的是他不了解的生活，除了东拼西凑以向出版社交稿之外，他无计可施，所以，在《梦》中我们就得以‘温习’庄羽在《圈》中写到过的那些情节。比如，李穹和初晓借游戏之便抽张萌萌耳光的那个小段子，稍稍改换了一下面目，就出现在《梦》中。初晓和胡军同处一室、被她未来的婆婆堵个正着的故事，变成了林岚和陆叙住在一起，被陈伯伯抓了个现行。两个情节的气氛、叙事走向、情境完全一致。类似的情况在《梦》中比比皆是。如火柴骂林岚找鸭子、林岚花七百块钱买个玻璃盘子等等，看到大量这样的相似和雷同之处，读者无法不为郭敬明感到脸红。郭敬明大概是太迷恋庄羽的风格了，他索性连庄羽的个性化语言也照抄不误。”
7、由于目前中国文化领域内的各种改革还处于一种尚未完成状，或者即使已经构筑好了一个完全可行的模式，但它终究还只是一纸空文，更不可能是现实意义上的人气与作品的两极分化。这就使得很多批判专家们的批剿文章里，含有了太多个人性质的杂念，党同伐异成为家常便饭，经济利益决定一切。从而使得所有的读者和围观群众们失去了应该保持的严肃，仲裁单位都已经失去了应有的耐性，很多事情结果都以不了了之而了之，从而使得这些本来应该很是严肃的事情，在突然发生及至戛然结束的过程里，显得非常荒唐，十分搞笑。
五十步笑一百步，是不对的
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侧面评论了一下美女作家张悦然的一些作品，本人非常清楚地记得，在那篇文章里，我几乎没提任何关于“80后”或者“80前”的问题。但很快就有一位网友跟帖，他说，“现在‘80后’似乎成了一种印钞机，只要作文写得好，又能长篇垒字的孩子，经过出版商一番炒作，书就能出版畅销，这其实是‘80后’的悲哀，这种极度的功利和拔苗助长的方式，只会造就出无数垃圾作品，而形成一个恶瘤，‘80后’的作品最终走向的，只会有一个结果，溃烂，并永远被历史所遗弃。”他说他相信中国未来一定会出现一批非常出色的作家。但他不相信这些作家会出现在“80后”这批人当中。这里我觉得，该网友的前一段评论倒有些长者风范，只是后一段预言显得有些闹情绪了。但无疑的，这愤怒绝非凭空而来。只是应了张爱玲同学很早以前说过的一句“出名要趁早”，于是小年轻们急功近利，群起而轰之，但其本人往往都缺乏生活沉积，只有堆砌、重复，或者干脆“借鉴”。
还有一个，是网络知名作家李骏虎的一篇文章，题目叫《“80后”是锅鲜汤》。在那篇文章里，李老师很是严肃地鞭挞了一些利欲熏心的出版商，又非常中肯地告诫“80后”小说作者们要“养精蓄锐，厚积薄发”。这句话总算被他给蒙对了，但非常可惜的是，在今天，即便是一些传统作家、大龄文学青年，他们也往往热衷于商业包装。据说王朔的《看上去很美》首印20万，附赠光碟买一送一。这和家庭主妇经常光顾的超市卖东西，洗衣粉、牙膏买二送一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池莉阿姨在新书发布会上也呼吁过“有了快感你就喊”；陈染偏偏在一部看上去很纯粹的小说里穿插一章“床的尖叫”；卫慧的笔下，连手枪都有性欲；张抗抗的《作女》，传统的内容，封面却偏弄个裸体女人，等等，此类现象，不胜枚举。在商业包装以及宣传策划上，既然他们这些成名已久的传统作家们都可以大搞“多而滚”，凭什么郭敬明们就不可以是“青春美少男”或“80后作家群里人气第一”之类？怎么就只准你们州官放火，不许我们百姓点灯？
话说到此，不知有人注意到这么个奇怪的现象没有，在中国，我们一旦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往往都是新华社怎么怎么说，中央电视台怎么怎么说，达尔文怎么怎么说，大师们怎么怎么说，总之一定要先打听到别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其实新华社也好，中央电视台也好，大师们也好，他们都是愿意告诉大家，知识的本性就是不断更新和瞬间万变的。借用我小学的语文老师常说的一个口头禅，那叫“天下只有老七，没有老一。”契诃夫有个小说叫《没意思》，主人公是个老师，他年轻的时候讲课非常有名，弟子众多。当地的人们也都很尊敬他。但他后来老了，该说的也都已经说完了，思维开始变得迟钝起来，语言也不尖锐了，他自己都觉得再这样下去已经十分没意思了。可他的学生们却还在讲台下不停地乞求着：“先生，求求你，再给我一个题目吧。”
如果说模仿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则人类的这种本能以及心理活动，内心是既有共性也有异性的。也就是说，模仿是根本的，只是程度的大小有别而已。每个人由内心而外化的言行，肯定会对周围人产生一种必然的辐射。你笑，别人也笑；你哭，别人也哭，正如欢乐和悲伤能够波及别人，而这也就成其为模仿。在路口的红灯下面，我们等，别人也会等，我们抢道，别人当然也会抢道。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在对待作文抄袭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常常是用五十步去笑一百步，态度确实是不怎么端正的。其实同时我也还在想一个问题，就是郭敬明到底算不算是一个作家？用模仿而博得金钱名声，是否就是其作为一个作家的荣耀？但退而一想，也许还可以这么说，即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模仿着他人的行事方式、谈吐举止，而他们依然是人，那么为什么郭敬明就不能算是作家呢？
郭敬明，你有一万个理由放弃忏悔
其实，可以这么说，既然王朔、池莉等人可以凭自己的影响力而获得更高档次的商业包装，伟大的红色文学《红岩》也“借鉴”了苏联老大哥的《青鸟》，那么郭敬明同学去“模仿”一下庄羽也就是无可厚非的了。而既然如此，我们又凭什么那么不待见出版社对郭敬明、张悦然等新锐的商业包装？凭什么？机遇面前，人人平等，你们说是吧。存在即合理，这是常识。打个很不贴切的比方，即使《梦里花落知多少》真的全文抄袭了《圈里圈外》，即使人人都知道，我也敢保证，《圈里圈外》也绝不会比《梦里花落知多少》还畅销。进一步说，别说是《圈里圈外》，就是确实在写作上比郭同学强很多的作家、作者，其作品也很可能根本就没法和《梦里花落知多少》等量级相拼。这就是商业之光下的现实。当年德国有个名叫布莱希特的伟大诗人，他与法西斯独裁主义发生争执时，就非常狡猾地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顺世之道》，在这里，我也要光明正大地抄袭并胡乱改编一下：
1
我从不匡扶正义，也没胆识
你们今天派我去察看一下他们的世界
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光了身子在大街上裸奔的皇帝
你们想听我说实话是吗，可是对不起
我也要高呼几句：皇帝，我喜欢你
2
书市里的盛况，眼前的人世沧桑
我从早到晚肃立而视
大批因杀猪而暴发的屠夫们已经投身于神圣的事业
他们西装革履地派上了用场
干净利索地包装完一名写手后他们问我：你高兴吗？我说：高兴！
3
从这个小时起我对一切说：高兴。
与其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不如多干点龌龊的勾当
只图不被饿死穷死而甘受控制
为了出名和发财
你们不能顺从的，我顺从
4
看吧，无数的人还在不停地宣传和策划
人们由于冲动而让文学在这个世界上继续遭受着践踏
我挤进人群里开始呐喊，这才是繁荣昌盛的象征
书商，编辑，亲爱的们
俺要向你脱帽致意：长官您真是我国文化领域里的天才！
5
庄羽和郭敬明的那件事情与警察毫不相干
我看见庄羽将自己的手帕递给警察和法官先生
请求他们擦掉自己嘴边的口水
这让他们觉得，她对他们也还忠心
6
任何一头畜生都很狡猾
对于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它们早就已经心领神会
蓝天上的太阳，不过是
当代最伟大的畜生的宠妃
7
书山有径抄为路
学海无涯炒作舟
8
从此以后我发誓决不狡诈
我希望你们严密监视我
如果现在就需要我表明拥护某人的话
那他就是今天的日报上最牛逼的那个家伙
这个名叫郭敬明的牛逼家伙也受到“我们”的拥戴，无数个小女生“饭丝”（fans）们死心塌地的崇拜着他，出版商与其共走金砖大道，老一辈鼠胆作家也为其大打太极拳。事实上这丝毫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这个没有骨气的时代，我们已学会逆来顺受地看待每一种现象。在缺损的体制面前，弱智的或者常人都暂且不说，有些绝对的聪明人尚且为一些间接而微妙的利益出卖自己的血性与良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那么郭敬明的出位与这件小小的意外，倒不失为这个变质的媒体时代的测谎仪，从此以后，再没有真理。
相比较同年龄的写作者来说，郭无疑是最特别的一位。说郭，更多的不是关于其人，而是关于其书，而这又并不是因为其已牛逼到用作品说话的境界，却是其人格的确已退缩到书本之后。不说《梦》一书的沸沸扬扬，对于《幻城》，之前一些老作家还曾不惜血本地褒奖过，郭也装模作样地当了把思想者、驭文天才。这也许可以原谅，因为老一辈对新鲜事物知之甚少，但漫画迷们想必都知道，在日本的大阪，有一个以几姐妹组成的创作团体――CLAMP，她们有一部极受欢迎的作品，也就是处女作《圣传》，而显然的，《幻城》和《圣传》之间也有着太深的“渊源”。在此我们姑且不去评价郭的创作能力，仅是从其走红的整个过程来看，的确是个“一不小心就出名，一不小心就发财”的例子。今天，我真切希望以一个评论者的身份去评论一部作品的社会价值与文本价值，但在当今混乱的文坛，在坛子上星光闪闪的郭与其书之间，却有着一道抹之不去的“非洲大裂谷”，实在是我所无法弥合的。
从哲学的角度讲，量变引起质变，一件事情发展到极端必将成为其反面。文化的商品化首先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而到达一定程度，则又成为束缚文化发展，甚至遏制、破坏文化发展的恶敌。“80后”一派的繁荣当然塑造了一批优秀的幼苗，他们在生长，而残枝也是有的，比如拔苗助长，空洞无物。而问题的根本矛盾在于，在这里，商品与文化已成为一个对立的姿态。而在郭敬明事件中，我们看到，天平最终倾向于商业。而这也是社会的必然，于是这样下去，迎来的不是别的，必将是文化的泡沫繁荣，并且风过之后，废墟必将暴露，那时没人再会买泡沫的账，接下来的便是泡沫文化的枯萎。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只有求助于体制，而体制，又不是短时期能够改变的。虽然不想承认一切申辩只是磨嘴皮子，但最后一招依然不是我想用的。大家知道两个人分一块蛋糕可以有这样一种分法，一个人切蛋糕，切好之后让另一个人先选，这样能达到最大可能的公平而又不违背人的趋利本质。而最后一招显然是要扭转人的思维想法的，显然算不得最优方法，但这个要求非常迫切，它总是从心里不由自主地冒出来，那就是：我觉得生而为人，首先要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言论、行为；其次，一些人，打太极拳如同小偷小摸，形容委琐，是要不得的；其三，这个比较苛刻，也许每个人都该尽量找个合乎逻辑点儿的赚钱方法。
总之，在这场斗争里，郭敬明没有必要忏悔，因为符号已淹没了他的自身，代替了其自身的存在，在所有“80后”文学写作者中，已丝毫不再有他的一席之地。
恭小兵：本名汪平，1982年生于皖南小城黄山。著有长篇小说《少年犯》、《云端以上，水面以下》、《罪证》，杂文集《草根时代》等。（中国戏剧出版社《十少年作家批判书》）
1959年，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C・P・斯诺，发表了一篇演讲，题目叫做《两种文化》，这在当时的英国掀起轩然大波。斯诺后来不断地扩充这篇演讲，最后写出了一本书，书的名字也叫《两种文化》。在那个演讲里，斯诺认为，当时的英国出现了两种文化，一种是“文学文化”，另外一种是“科学文化”，代表这两种文化的人，分别是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知识分子。据说当时的这两拨人见了面不仅不说话，还互相瞧不起。这样的情况，导致了整个英国的知识分子们不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展开正常的交流和切磋。斯诺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才产生了他最初的演讲与后来成书的《两种文化》。
其实这种情况在我国也是一直存在着的。政治上有“在朝”与“在野”之分；文化上有“官方”和“民间”之分。可以说，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比较棘手的文化难题。学者程文超先生认为，造成这些难题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1）当时社会的欲望表现；２）传统或者上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困境与危机。因此不同社会、不同时代里就会出现不同的欲望表述。而这种表述，一定就是今后文化发展的一根链条。
远的不说，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辈文学界里一些有趣的现象，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上一届文学领域里狂人颇多。这里面的第一个狂人要数余华。曾经的先锋派新锐余老师是这样说的：“我心高气傲，经常在家里挥挥手，就可以把中国的文学给否定掉。”其二要数科幻作家柯云路，据说柯老师是个神秘气功的爱好者。在他的《新世纪》里，柯老师甚至宣布：“我代表整个宇宙”、“我会刷新一切现行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和物理学。”排名第三的才是王朔，但王老师向来喜欢反讽，我不敢肯定他说这句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他是这样说的：“俺一不小心，就跟曹雪芹同学打了个平手。”
面对他们的狂妄，民间的一些评论家们是很有意见的。据说当年有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评论家，曾经这样说过：“马原、格非是迷宫，余华是屠宰场，残雪、孙甘露是垃圾堆，王朔是痞子文学。”但是人们不信。出版界和媒体对此论调也是嗤之以鼻的。他们开始反炒，立即说当时的先锋派文学“最具独创性”、“最具前卫性”、“最时髦”、“最民间”、“最乡土”，并在各大报刊上腾出了大量的版面和资源来刊载他们的作品，迅速培养了一大批所谓的先锋派。对此现象，读者们一开始也是非常配合的。人们一哄而上，抢着阅读那些先锋派作家们的小说，时间久了才发现，根本就不是媒体宣传的那么回事。这才狂呼上当，开始向当时的先锋小说作者们大吐口水。人们遭遇欺骗后，回头再次把自己的审美目光奉送给金庸琼瑶，奉献给《还珠格格》、《故事会》。这种以群众爱好为基础的自发要求，促成了后来大批通俗小说的畅销。
事情既然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王蒙陈村等老一辈中国文学的顶梁柱们，被迫将目光投向了当时还没成什么气候的上海小青年杂志《萌芽》。万事开头难，一开始的操作程序里，他们对前几届“新概念”状元，诸如陈佳勇、甘世佳等人的包装显然是不合格的（据说对韩寒的初期包装也很不负责）。在后来不断地吸取教训后，才逐渐业务熟稔起来，于是陈佳勇和甘世佳就成了一些后进者的垫脚石，但这就是新鲜事物的基本发展规律。通过一些爱国主义战争影片，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定律，为了不停的前进，为了战争的胜利，为了国家和人民，英雄们基本上都会在最最艰难的杀伐中失去宝贵的生命。所以说，对于陈佳勇和甘世佳的没有出位，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绝不是他们的文字水准就比后来的那些“新概念”状元们差。而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英雄和广大牲口们的无偿劳动，毕竟泽被后世，促进可持续发展。君不见现在的少男少女作家，个个“玉树临风，貌美如花”，只要被某某出版机构盯上便“一不小心就出名了”，“一不小心就发财了”，其风骚已不在其“前辈”和“先行者”可以想像的范围之内。当然，如果哪位牛逼巫术大师弄个水晶球给大家看的话，即使二十年前，这种乌烟瘴气的景象也逃不过我们的法眼。换句话说，这种现象有其必然性，从商品经济大潮淹没过来的那一天，就注定有一批批“文化商品”的涌现，而通俗文化也必将包裹上亮丽鲜艳的外衣，在商贩似的叫卖声中，得以昂首挺胸地走进千家万户，并带出大把大把的金钱。
并且众所周知，俯瞰我国近年来的文学创作队伍，老一辈作家从政后的创作热情及写作能力基本上已经丧失殆尽，中青年作家们又在埋头操练着所谓纯文学，偌大一个中国文坛，光指望梁晓声刘醒龙陈忠实池莉王朔和卫慧九丹这些为数很少的当红作家们，显然是支撑不住的。在这种形势下，韩寒、郭敬明等人的出位就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设若他们不出位，中国的文学商业运作便无法维持。果真这样的话，我国伟大的文学事业在经济效益方面的塌方就会波及到整个文化领域。当然我们的老一辈顶梁柱们无疑是高瞻远瞩的，决不会放任此种情况的发生，况且扶植少年作家又是这么一件既不费力又能讨好的事情。于是面对大中学生这个广大消费群体，一批批能写一手或者能抄一手风花雪月文字的俊男靓女们，纷纷以巧克力糖纸的身份包裹住一卷卷的通俗文化，随着保健用品脑白金，共同走进社会主义文化生活。关于郭庄官司的一种表述
1、近年以来，国内的一些出版商把目光死死地锁定在“80后”这个群体上，“80后”以外作者作品的出版好像就比较低迷。这期间，“80后”的郭敬明先以一本《幻城》轻轻叩开了当代青春小说商业市场的大门，紧接着又以一本《梦里花落知多少》迅速突破了中国图书发行史上的最高记录。据小道消息传闻：仅《梦》一书，郭就获得了1000多万人民币的经济收益，这个传闻确实有些骇人听闻，同时也使得一些大龄文学青年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然而，出版界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并不能说明那些生于70、60乃至50年代的文学作者们的水平就已经下降了，也不能说明我们目前的“生于80”这个群体的文学创作水平就已经得到了质的提高，更不能说畅销书作家郭敬明就是“生于80”这个团体里出类拔萃的天才。这跟我们生于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没有什么瓜葛。
2、讲一个故事：十九世纪末，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京畿突发瘟疫，死人无数。但他很快就封锁住了这个消息，一直没向当时的万岁爷禀报，也没告诉其他的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其后，有俄国首相维特伯爵出面责问李大人，说你为什么不向你们国家的首脑汇报此事呢？为什么不向全国人民宣布一下疫情和可以采用的预防措施呢？李大人则非常机智地反问对方，说：我为什么要拿这样的坏消息去烦恼皇上啊？为什么要用这样不好的消息去吓唬各地老百姓啊？言下之意就是耻笑长毛们不识时务。一时之间，倒把那个吹毛求疵的俄国首相问得白眼乱翻，无话可说。是啊，为什么要拿不好的消息去刺激皇上和各地百姓呢？不过，据说后来那个俄国首相，还是在回忆录里极其骄傲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毕竟，我们已经走在大清帝国的前面了。
3、最近以来，江湖突然盛传：迅速窜红我国青春小说领域的青年作家郭敬明同学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涉嫌抄袭了庄羽的《圈里圈外》，并且此事还闹上了法庭。
4、《梦》一书的出版方春风文艺出版社时祥选老师出面，向各位游行群众表示：同学们稍安毋躁，此事有待进一步调查。
5、颇具文学鉴赏能力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先生作出如下鉴定：“我还没来得及细看这两本书，现在不可能对这件事下结论，因为涉及到双方当事人的名誉，我作出判断要非常非常慎重，况且我也有选择沉默的自由。我大致的感觉是，《梦》在叙述语调上和《圈》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有些地方存在着严重模仿的痕迹。至于是否是抄袭，应该由法院来裁定。少年作家不等于未来的作家，中学生只能定位在少年写作上。我很难想像对于一个少年作家来说，一个月或几个月就写就一部长篇小说。要么是模仿要么是重复，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生活阅历。我现在只能说郭敬明的写作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把写作看成严肃的事，不能急功近利。”
6、反方意见代表，新浪网一位名为橡子的网友评论说：“郭敬明所写的是他不了解的生活，除了东拼西凑以向出版社交稿之外，他无计可施，所以，在《梦》中我们就得以‘温习’庄羽在《圈》中写到过的那些情节。比如，李穹和初晓借游戏之便抽张萌萌耳光的那个小段子，稍稍改换了一下面目，就出现在《梦》中。初晓和胡军同处一室、被她未来的婆婆堵个正着的故事，变成了林岚和陆叙住在一起，被陈伯伯抓了个现行。两个情节的气氛、叙事走向、情境完全一致。类似的情况在《梦》中比比皆是。如火柴骂林岚找鸭子、林岚花七百块钱买个玻璃盘子等等，看到大量这样的相似和雷同之处，读者无法不为郭敬明感到脸红。郭敬明大概是太迷恋庄羽的风格了，他索性连庄羽的个性化语言也照抄不误。”
7、由于目前中国文化领域内的各种改革还处于一种尚未完成状，或者即使已经构筑好了一个完全可行的模式，但它终究还只是一纸空文，更不可能是现实意义上的人气与作品的两极分化。这就使得很多批判专家们的批剿文章里，含有了太多个人性质的杂念，党同伐异成为家常便饭，经济利益决定一切。从而使得所有的读者和围观群众们失去了应该保持的严肃，仲裁单位都已经失去了应有的耐性，很多事情结果都以不了了之而了之，从而使得这些本来应该很是严肃的事情，在突然发生及至戛然结束的过程里，显得非常荒唐，十分搞笑。
五十步笑一百步，是不对的
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侧面评论了一下美女作家张悦然的一些作品，本人非常清楚地记得，在那篇文章里，我几乎没提任何关于“80后”或者“80前”的问题。但很快就有一位网友跟帖，他说，“现在‘80后’似乎成了一种印钞机，只要作文写得好，又能长篇垒字的孩子，经过出版商一番炒作，书就能出版畅销，这其实是‘80后’的悲哀，这种极度的功利和拔苗助长的方式，只会造就出无数垃圾作品，而形成一个恶瘤，‘80后’的作品最终走向的，只会有一个结果，溃烂，并永远被历史所遗弃。”他说他相信中国未来一定会出现一批非常出色的作家。但他不相信这些作家会出现在“80后”这批人当中。这里我觉得，该网友的前一段评论倒有些长者风范，只是后一段预言显得有些闹情绪了。但无疑的，这愤怒绝非凭空而来。只是应了张爱玲同学很早以前说过的一句“出名要趁早”，于是小年轻们急功近利，群起而轰之，但其本人往往都缺乏生活沉积，只有堆砌、重复，或者干脆“借鉴”。
还有一个，是网络知名作家李骏虎的一篇文章，题目叫《“80后”是锅鲜汤》。在那篇文章里，李老师很是严肃地鞭挞了一些利欲熏心的出版商，又非常中肯地告诫“80后”小说作者们要“养精蓄锐，厚积薄发”。这句话总算被他给蒙对了，但非常可惜的是，在今天，即便是一些传统作家、大龄文学青年，他们也往往热衷于商业包装。据说王朔的《看上去很美》首印20万，附赠光碟买一送一。这和家庭主妇经常光顾的超市卖东西，洗衣粉、牙膏买二送一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池莉阿姨在新书发布会上也呼吁过“有了快感你就喊”；陈染偏偏在一部看上去很纯粹的小说里穿插一章“床的尖叫”；卫慧的笔下，连手枪都有性欲；张抗抗的《作女》，传统的内容，封面却偏弄个裸体女人，等等，此类现象，不胜枚举。在商业包装以及宣传策划上，既然他们这些成名已久的传统作家们都可以大搞“多而滚”，凭什么郭敬明们就不可以是“青春美少男”或“80后作家群里人气第一”之类？怎么就只准你们州官放火，不许我们百姓点灯？
话说到此，不知有人注意到这么个奇怪的现象没有，在中国，我们一旦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往往都是新华社怎么怎么说，中央电视台怎么怎么说，达尔文怎么怎么说，大师们怎么怎么说，总之一定要先打听到别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其实新华社也好，中央电视台也好，大师们也好，他们都是愿意告诉大家，知识的本性就是不断更新和瞬间万变的。借用我小学的语文老师常说的一个口头禅，那叫“天下只有老七，没有老一。”契诃夫有个小说叫《没意思》，主人公是个老师，他年轻的时候讲课非常有名，弟子众多。当地的人们也都很尊敬他。但他后来老了，该说的也都已经说完了，思维开始变得迟钝起来，语言也不尖锐了，他自己都觉得再这样下去已经十分没意思了。可他的学生们却还在讲台下不停地乞求着：“先生，求求你，再给我一个题目吧。”
如果说模仿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则人类的这种本能以及心理活动，内心是既有共性也有异性的。也就是说，模仿是根本的，只是程度的大小有别而已。每个人由内心而外化的言行，肯定会对周围人产生一种必然的辐射。你笑，别人也笑；你哭，别人也哭，正如欢乐和悲伤能够波及别人，而这也就成其为模仿。在路口的红灯下面，我们等，别人也会等，我们抢道，别人当然也会抢道。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在对待作文抄袭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常常是用五十步去笑一百步，态度确实是不怎么端正的。其实同时我也还在想一个问题，就是郭敬明到底算不算是一个作家？用模仿而博得金钱名声，是否就是其作为一个作家的荣耀？但退而一想，也许还可以这么说，即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模仿着他人的行事方式、谈吐举止，而他们依然是人，那么为什么郭敬明就不能算是作家呢？
郭敬明，你有一万个理由放弃忏悔
其实，可以这么说，既然王朔、池莉等人可以凭自己的影响力而获得更高档次的商业包装，伟大的红色文学《红岩》也“借鉴”了苏联老大哥的《青鸟》，那么郭敬明同学去“模仿”一下庄羽也就是无可厚非的了。而既然如此，我们又凭什么那么不待见出版社对郭敬明、张悦然等新锐的商业包装？凭什么？机遇面前，人人平等，你们说是吧。存在即合理，这是常识。打个很不贴切的比方，即使《梦里花落知多少》真的全文抄袭了《圈里圈外》，即使人人都知道，我也敢保证，《圈里圈外》也绝不会比《梦里花落知多少》还畅销。进一步说，别说是《圈里圈外》，就是确实在写作上比郭同学强很多的作家、作者，其作品也很可能根本就没法和《梦里花落知多少》等量级相拼。这就是商业之光下的现实。当年德国有个名叫布莱希特的伟大诗人，他与法西斯独裁主义发生争执时，就非常狡猾地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顺世之道》，在这里，我也要光明正大地抄袭并胡乱改编一下：
1
我从不匡扶正义，也没胆识
你们今天派我去察看一下他们的世界
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光了身子在大街上裸奔的皇帝
你们想听我说实话是吗，可是对不起
我也要高呼几句：皇帝，我喜欢你
2
书市里的盛况，眼前的人世沧桑
我从早到晚肃立而视
大批因杀猪而暴发的屠夫们已经投身于神圣的事业
他们西装革履地派上了用场
干净利索地包装完一名写手后他们问我：你高兴吗？我说：高兴！
3
从这个小时起我对一切说：高兴。
与其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不如多干点龌龊的勾当
只图不被饿死穷死而甘受控制
为了出名和发财
你们不能顺从的，我顺从
4
看吧，无数的人还在不停地宣传和策划
人们由于冲动而让文学在这个世界上继续遭受着践踏
我挤进人群里开始呐喊，这才是繁荣昌盛的象征
书商，编辑，亲爱的们
俺要向你脱帽致意：长官您真是我国文化领域里的天才！
5
庄羽和郭敬明的那件事情与警察毫不相干
我看见庄羽将自己的手帕递给警察和法官先生
请求他们擦掉自己嘴边的口水
这让他们觉得，她对他们也还忠心
6
任何一头畜生都很狡猾
对于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它们早就已经心领神会
蓝天上的太阳，不过是
当代最伟大的畜生的宠妃
7
书山有径抄为路
学海无涯炒作舟
8
从此以后我发誓决不狡诈
我希望你们严密监视我
如果现在就需要我表明拥护某人的话
那他就是今天的日报上最牛逼的那个家伙
这个名叫郭敬明的牛逼家伙也受到“我们”的拥戴，无数个小女生“饭丝”（fans）们死心塌地的崇拜着他，出版商与其共走金砖大道，老一辈鼠胆作家也为其大打太极拳。事实上这丝毫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这个没有骨气的时代，我们已学会逆来顺受地看待每一种现象。在缺损的体制面前，弱智的或者常人都暂且不说，有些绝对的聪明人尚且为一些间接而微妙的利益出卖自己的血性与良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那么郭敬明的出位与这件小小的意外，倒不失为这个变质的媒体时代的测谎仪，从此以后，再没有真理。
相比较同年龄的写作者来说，郭无疑是最特别的一位。说郭，更多的不是关于其人，而是关于其书，而这又并不是因为其已牛逼到用作品说话的境界，却是其人格的确已退缩到书本之后。不说《梦》一书的沸沸扬扬，对于《幻城》，之前一些老作家还曾不惜血本地褒奖过，郭也装模作样地当了把思想者、驭文天才。这也许可以原谅，因为老一辈对新鲜事物知之甚少，但漫画迷们想必都知道，在日本的大阪，有一个以几姐妹组成的创作团体――CLAMP，她们有一部极受欢迎的作品，也就是处女作《圣传》，而显然的，《幻城》和《圣传》之间也有着太深的“渊源”。在此我们姑且不去评价郭的创作能力，仅是从其走红的整个过程来看，的确是个“一不小心就出名，一不小心就发财”的例子。今天，我真切希望以一个评论者的身份去评论一部作品的社会价值与文本价值，但在当今混乱的文坛，在坛子上星光闪闪的郭与其书之间，却有着一道抹之不去的“非洲大裂谷”，实在是我所无法弥合的。
从哲学的角度讲，量变引起质变，一件事情发展到极端必将成为其反面。文化的商品化首先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而到达一定程度，则又成为束缚文化发展，甚至遏制、破坏文化发展的恶敌。“80后”一派的繁荣当然塑造了一批优秀的幼苗，他们在生长，而残枝也是有的，比如拔苗助长，空洞无物。而问题的根本矛盾在于，在这里，商品与文化已成为一个对立的姿态。而在郭敬明事件中，我们看到，天平最终倾向于商业。而这也是社会的必然，于是这样下去，迎来的不是别的，必将是文化的泡沫繁荣，并且风过之后，废墟必将暴露，那时没人再会买泡沫的账，接下来的便是泡沫文化的枯萎。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只有求助于体制，而体制，又不是短时期能够改变的。虽然不想承认一切申辩只是磨嘴皮子，但最后一招依然不是我想用的。大家知道两个人分一块蛋糕可以有这样一种分法，一个人切蛋糕，切好之后让另一个人先选，这样能达到最大可能的公平而又不违背人的趋利本质。而最后一招显然是要扭转人的思维想法的，显然算不得最优方法，但这个要求非常迫切，它总是从心里不由自主地冒出来，那就是：我觉得生而为人，首先要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言论、行为；其次，一些人，打太极拳如同小偷小摸，形容委琐，是要不得的；其三，这个比较苛刻，也许每个人都该尽量找个合乎逻辑点儿的赚钱方法。
总之，在这场斗争里，郭敬明没有必要忏悔，因为符号已淹没了他的自身，代替了其自身的存在，在所有“80后”文学写作者中，已丝毫不再有他的一席之地。
恭小兵：本名汪平，1982年生于皖南小城黄山。著有长篇小说《少年犯》、《云端以上，水面以下》、《罪证》，杂文集《草根时代》等。（中国戏剧出版社《十少年作家批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