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寒冬里的某一天，我出差到水东，因对方地址不详，电话变更找不到客户正想回府（沪）一不留神被小偷把钱包、所有证件及行里全部“没收”身无分文的我只好空着肚子露宿街头，任由寒风吹刮。第二天，是他给我一佰元才得以解决饥、渴和打长途电话求助，得以安全返回家中。后经打听得知他叫梁伟南，曾是个大老板，还听说在九五年至九六年间因投资在水东三角圩一H综合楼（现三角圩短途汽车站）失败，去向不明，本人现已事业有成，希望能借此找到昔日大恩人当面酬谢或是帮他重振雄风，有认识他本人的朋友或知道其下落消息的请直接与本人ddv815@sohu.com联系！重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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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发起人 寻人V梁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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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琅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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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受人之助，也助了记不清助了多少需要助的人了。
助人者不要有图报之念，但往往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感恩回报！
1920年，章士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毛泽东为了筹备湖南××党的成立，又想援助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向章要求助借钱，章士钊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他收了这笔钱，一部分资助湖南青年赴欧勤工俭学，一部分就用来搞革命了。后来情况发展怎样，我就不累述了。。。。
另，北大教授，文学大家，自由主义之父胡适先生，也曾借过银两给台湾青年李敖救急，几十年后，李敖以一个奇特的方式回报胡适先生－－用在凤凰卫视做节目的收入，为胡适在北大塑像！
还有很多例子，历史上，生活中都有。。。。。
助人者不要有图报之念，但往往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感恩回报！
1920年，章士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毛泽东为了筹备湖南××党的成立，又想援助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向章要求助借钱，章士钊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他收了这笔钱，一部分资助湖南青年赴欧勤工俭学，一部分就用来搞革命了。后来情况发展怎样，我就不累述了。。。。
另，北大教授，文学大家，自由主义之父胡适先生，也曾借过银两给台湾青年李敖救急，几十年后，李敖以一个奇特的方式回报胡适先生－－用在凤凰卫视做节目的收入，为胡适在北大塑像！
还有很多例子，历史上，生活中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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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料：
毛泽东与章士钊的恩恩怨怨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1881年。清末曾任上海《苏报》主编，鼓吹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已闻知章士钊的大名，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也是他爱读的一种。据说，当杨昌济考虑自己的爱女杨开慧是否要嫁与毛泽东时，曾征询过章士钊的意见。章士钊与杨昌济是朋友，他那时已认识毛泽东，就劝杨昌济促成此事。杨昌济就听从了章士钊的意见，成全了这桩婚姻。后来杨昌济在临终前，也向章士钊推荐过毛泽东，而章士钊也认真地接受了这一推荐。
1920年，毛泽东为了筹备湖南××党的成立，又想援助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目较大的钱款。一时无法筹措，想起了章士钊，就请他帮忙。“你派什么用场？”章士钊问。“为了一批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好吧。”章士钊一口答应。不久，章士钊即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他收了这笔钱，一部分资助湖南青年赴欧勤工俭学，一部分就用来搞革命了。
那时章士钊正在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有时抽空也去听他的课。
1945年，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其间由覃理鸣设宴，让毛泽东与章士钊聚谈。“行严先生，你看怎么办？”毛泽东虽比章士钊年小12岁，但都是老熟人了，彼此握手寒暄了以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章士钊想了想，没说话，只是操起笔，在手上写了个“走”字，递给了毛泽东，然后悄悄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毛泽东默然，但内心甚感激他。
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以后，便与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在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人分析形势时，毛泽东特意提到了章士钊所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见解。他说：“他的这一意见应该引起重视。只有真正是××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意见。”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他为了挽回战局，特请章士钊等来与毛泽东面谈，以求和谈之路。于是，由章士钊等3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同年2月北上，先到北平，然后到西柏坡会见毛泽东。毛泽东闻讯后，先接见了章士钊，就有关事项交换了意见，征求了他的看法后，再接见其他二位代表。不久，国共两党和谈再次破裂，章士钊与当时不少知识界人士都到了香港。在香港期间，他每逢熟知的老朋友，便极道毛泽东之贤。这时他的家眷尚在上海国统区。
1949年5月27日，即上海城刚解放的当天，便有4名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轮流24小时站在章士钊家门前值班，保护章先生的家属。
同年秋，章士钊在香港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便北上北平。不久，章士钊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他便把在上海的家属接往北京定居。
1950年春，原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李傥年已66岁，与老妻无儿无女，孤苦伶仃，又无工作，生活发生困难，找到章士钊那儿。章士钊就叫他写份自传，又把李傥的自传转送到毛泽东那里，自己附了封亲笔信。毛泽东不久便在这份自传的第一页上批道：“请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然后，他又批了一段话：“李自谓已66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益，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批语后，马上就给李傥安排了工作。这件事使李傥一直对章士钊十分感激。
建国以后，毛泽东不仅经常请章士钊开座谈会，陪同吃饭，两人之间还有一些彼此会心的幽默交往。1955年，章士钊寄给毛泽东一封信。毛泽东看罢，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转向李银桥，吩咐道：“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李银桥连忙赶到街上，跑了好几家副食品店，总算把鸡买到了，又匆匆送到章士钊家去。章士钊那时住在一个四合院内，李银桥敲开门，拎着两只鸡对章士钊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说着，便接过了两只鸡。“主席看到你的信了。”章士钊举举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随后又问：“主席身体怎么样？”李银桥说：“很好。”告别了章士钊，在回去的路上，李银桥一直很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钊信上到底说了些什么？”一见到毛泽东，李银桥便把给章士钊送鸡的经过照说了一遍。毛泽东听了，微微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
1957年，××党开门整风。在一次政协召开的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章士钊诚恳地说：“希望中国××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很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惟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所以，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惟××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
岂料，不数日，“反右”斗争接踵而起，政协一部分人猛烈批判章士钊的发言，逼令他写检查。章士钊在家闷闷不乐。这时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章士钊的检讨书总通不过。他百思不得其解。一天晚上，他忽然拍案而起，大声说：“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其女章含之一听，吓了一跳，便劝说道：“爸爸，千万别写，也许再写一遍检讨可以通过。”“不！”怒气冲天的章士钊主意已定，毫不听劝，立刻挥毫疾书，向毛泽东陈述他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和目前对他批判之不公。毛泽东阅信后，立刻对政协作出批示：“章士钊虽然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判他了。”有了这道批示，章士钊当然也就“过关”了。
毛泽东对逻辑学问题重新发生兴趣后，得知章士钊过去也有过这方面的著作。一次碰见他时，就问道：“行严先生，听说您过去曾有过逻辑方面的著作，是否能够拜读一下？”
章士钊一听，便知道是指他过去写的《逻辑指要》一书。此书1943年初版于重庆，是为响应蒋介石“以精神之学教天下”的号召而写的，张君劢曾为之宣扬过。想到这儿，他颇觉踌躇，便回答说：“这本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我如果把这本书给您看，岂不是侮辱您了吗？这怎么可以呢？”毛泽东笑着说：“这是学问方面的事，没有什么关系。”章士钊只好把《逻辑指要》一书借给了毛泽东。
过了3个月，毛泽东邀章士钊前去聚谈。他到时，只见毛泽东的书桌上放着他的原著。毛泽东坦然地对他说：“行严先生，我对此书已从头到尾、一字不遗地通读过了。这些年来，我阅览的有关逻辑的书也不算少了，但大多数都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不足称为专著，独先生吸取中国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可以说是仅见的一种……”
“主席过奖了，还是多提些意见。”章士钊不好意思地说。“根据我的意见，此书足可作为今日的参考资料，宜于印行。”“承蒙主席错爱。”章士钊说，“我的观点比较旧，即使要出版的话，有些地方还需改动。”“这就全由先生做主了。”毛泽东说，“目前中央政治研究室拟出一套《逻辑丛书》，先生的大作是否即可作为其中的一种？”“可以。”1961年，《逻辑指要》经过修改后，由三联书店出版。章士钊自然赠送给了毛泽东一本。
1962年1月31日早晨，章士钊忽然收到毛泽东的请柬，邀他到丰泽园去小酌。“今天请乡亲们来，要陪一位客人。”当毛泽东见章士钊等被接到颐年堂前时，诙谐地说。
“客人是谁呢？”章士钊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你们都认识他。”毛泽东见章士钊甚为蹊跷的模样，故意不说出名字来，为这次家宴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来了就知道了。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也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经这一说，章士钊等更觉诧异了。正猜测着，一位高个头戴眼镜的清瘦男子已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入了颐年堂的客厅。毛泽东迎上前去，与他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然后环视了一下章士钊等人，微笑着说：“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章士钊等这时才恍然大悟。于是，大家边吃边聊。吃完饭，毛泽东还与溥仪、章士钊等一起合影留念。
196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他设了两桌饭，除自己的亲属外，只邀了4位老人作陪，他们是：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和王季范，事先并关照，每位来客可带一个子女。
章士钊那次赴宴便带了女儿章含之同往。
在吃饭之前，毛泽东与章士钊等谈古说今，十分快活，接着便又问了4位老人儿孙辈的情况。
听说章含之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毛泽东要她教自己读英文。
章含之原以为他是说了玩的，不料一周之后，果然派人打来了电话，并约她星期日下午去。
“去吧，他是很随和的。”当章士钊知道电话后，心里很高兴。“另外，”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套《智囊》的线装书，对她说，“去的时候，顺便把这套书带给主席。”
从此，章含之一边教毛泽东学英文，一边也就成了毛泽东向章士钊借书、还书的交通员，毛泽东并对她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有一次，即1963年的一个冬天，毛泽东读完英文后，和章含之散步，闲谈中忽然想起了自己1920年向章士钊借的2万银元。他说了事情经过，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10年还完两万。”
“是有这回事吗？”章含之如听传奇一般，回家问父亲。
章士钊哈哈大笑：“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没过几天，毛泽东的秘书果然送来了两千元。并说：“以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
“这怎么行？”章士钊十分不安地对章含之说：“主席当真还债了。你下次去主席那儿教英文，就说我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
当章含之把父亲关照的话带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笑了：“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从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的秘书总会送两千元到章士钊家中。章士钊要推也推不掉。
毛泽东与章士钊的恩恩怨怨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1881年。清末曾任上海《苏报》主编，鼓吹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已闻知章士钊的大名，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也是他爱读的一种。据说，当杨昌济考虑自己的爱女杨开慧是否要嫁与毛泽东时，曾征询过章士钊的意见。章士钊与杨昌济是朋友，他那时已认识毛泽东，就劝杨昌济促成此事。杨昌济就听从了章士钊的意见，成全了这桩婚姻。后来杨昌济在临终前，也向章士钊推荐过毛泽东，而章士钊也认真地接受了这一推荐。
1920年，毛泽东为了筹备湖南××党的成立，又想援助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目较大的钱款。一时无法筹措，想起了章士钊，就请他帮忙。“你派什么用场？”章士钊问。“为了一批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好吧。”章士钊一口答应。不久，章士钊即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他收了这笔钱，一部分资助湖南青年赴欧勤工俭学，一部分就用来搞革命了。
那时章士钊正在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有时抽空也去听他的课。
1945年，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其间由覃理鸣设宴，让毛泽东与章士钊聚谈。“行严先生，你看怎么办？”毛泽东虽比章士钊年小12岁，但都是老熟人了，彼此握手寒暄了以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章士钊想了想，没说话，只是操起笔，在手上写了个“走”字，递给了毛泽东，然后悄悄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毛泽东默然，但内心甚感激他。
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以后，便与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在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人分析形势时，毛泽东特意提到了章士钊所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见解。他说：“他的这一意见应该引起重视。只有真正是××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意见。”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他为了挽回战局，特请章士钊等来与毛泽东面谈，以求和谈之路。于是，由章士钊等3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同年2月北上，先到北平，然后到西柏坡会见毛泽东。毛泽东闻讯后，先接见了章士钊，就有关事项交换了意见，征求了他的看法后，再接见其他二位代表。不久，国共两党和谈再次破裂，章士钊与当时不少知识界人士都到了香港。在香港期间，他每逢熟知的老朋友，便极道毛泽东之贤。这时他的家眷尚在上海国统区。
1949年5月27日，即上海城刚解放的当天，便有4名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轮流24小时站在章士钊家门前值班，保护章先生的家属。
同年秋，章士钊在香港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便北上北平。不久，章士钊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他便把在上海的家属接往北京定居。
1950年春，原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李傥年已66岁，与老妻无儿无女，孤苦伶仃，又无工作，生活发生困难，找到章士钊那儿。章士钊就叫他写份自传，又把李傥的自传转送到毛泽东那里，自己附了封亲笔信。毛泽东不久便在这份自传的第一页上批道：“请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然后，他又批了一段话：“李自谓已66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益，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批语后，马上就给李傥安排了工作。这件事使李傥一直对章士钊十分感激。
建国以后，毛泽东不仅经常请章士钊开座谈会，陪同吃饭，两人之间还有一些彼此会心的幽默交往。1955年，章士钊寄给毛泽东一封信。毛泽东看罢，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转向李银桥，吩咐道：“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李银桥连忙赶到街上，跑了好几家副食品店，总算把鸡买到了，又匆匆送到章士钊家去。章士钊那时住在一个四合院内，李银桥敲开门，拎着两只鸡对章士钊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说着，便接过了两只鸡。“主席看到你的信了。”章士钊举举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随后又问：“主席身体怎么样？”李银桥说：“很好。”告别了章士钊，在回去的路上，李银桥一直很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钊信上到底说了些什么？”一见到毛泽东，李银桥便把给章士钊送鸡的经过照说了一遍。毛泽东听了，微微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
1957年，××党开门整风。在一次政协召开的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章士钊诚恳地说：“希望中国××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很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惟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所以，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惟××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
岂料，不数日，“反右”斗争接踵而起，政协一部分人猛烈批判章士钊的发言，逼令他写检查。章士钊在家闷闷不乐。这时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章士钊的检讨书总通不过。他百思不得其解。一天晚上，他忽然拍案而起，大声说：“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其女章含之一听，吓了一跳，便劝说道：“爸爸，千万别写，也许再写一遍检讨可以通过。”“不！”怒气冲天的章士钊主意已定，毫不听劝，立刻挥毫疾书，向毛泽东陈述他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和目前对他批判之不公。毛泽东阅信后，立刻对政协作出批示：“章士钊虽然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判他了。”有了这道批示，章士钊当然也就“过关”了。
毛泽东对逻辑学问题重新发生兴趣后，得知章士钊过去也有过这方面的著作。一次碰见他时，就问道：“行严先生，听说您过去曾有过逻辑方面的著作，是否能够拜读一下？”
章士钊一听，便知道是指他过去写的《逻辑指要》一书。此书1943年初版于重庆，是为响应蒋介石“以精神之学教天下”的号召而写的，张君劢曾为之宣扬过。想到这儿，他颇觉踌躇，便回答说：“这本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我如果把这本书给您看，岂不是侮辱您了吗？这怎么可以呢？”毛泽东笑着说：“这是学问方面的事，没有什么关系。”章士钊只好把《逻辑指要》一书借给了毛泽东。
过了3个月，毛泽东邀章士钊前去聚谈。他到时，只见毛泽东的书桌上放着他的原著。毛泽东坦然地对他说：“行严先生，我对此书已从头到尾、一字不遗地通读过了。这些年来，我阅览的有关逻辑的书也不算少了，但大多数都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不足称为专著，独先生吸取中国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可以说是仅见的一种……”
“主席过奖了，还是多提些意见。”章士钊不好意思地说。“根据我的意见，此书足可作为今日的参考资料，宜于印行。”“承蒙主席错爱。”章士钊说，“我的观点比较旧，即使要出版的话，有些地方还需改动。”“这就全由先生做主了。”毛泽东说，“目前中央政治研究室拟出一套《逻辑丛书》，先生的大作是否即可作为其中的一种？”“可以。”1961年，《逻辑指要》经过修改后，由三联书店出版。章士钊自然赠送给了毛泽东一本。
1962年1月31日早晨，章士钊忽然收到毛泽东的请柬，邀他到丰泽园去小酌。“今天请乡亲们来，要陪一位客人。”当毛泽东见章士钊等被接到颐年堂前时，诙谐地说。
“客人是谁呢？”章士钊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你们都认识他。”毛泽东见章士钊甚为蹊跷的模样，故意不说出名字来，为这次家宴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来了就知道了。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也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经这一说，章士钊等更觉诧异了。正猜测着，一位高个头戴眼镜的清瘦男子已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入了颐年堂的客厅。毛泽东迎上前去，与他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然后环视了一下章士钊等人，微笑着说：“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章士钊等这时才恍然大悟。于是，大家边吃边聊。吃完饭，毛泽东还与溥仪、章士钊等一起合影留念。
196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他设了两桌饭，除自己的亲属外，只邀了4位老人作陪，他们是：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和王季范，事先并关照，每位来客可带一个子女。
章士钊那次赴宴便带了女儿章含之同往。
在吃饭之前，毛泽东与章士钊等谈古说今，十分快活，接着便又问了4位老人儿孙辈的情况。
听说章含之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毛泽东要她教自己读英文。
章含之原以为他是说了玩的，不料一周之后，果然派人打来了电话，并约她星期日下午去。
“去吧，他是很随和的。”当章士钊知道电话后，心里很高兴。“另外，”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套《智囊》的线装书，对她说，“去的时候，顺便把这套书带给主席。”
从此，章含之一边教毛泽东学英文，一边也就成了毛泽东向章士钊借书、还书的交通员，毛泽东并对她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有一次，即1963年的一个冬天，毛泽东读完英文后，和章含之散步，闲谈中忽然想起了自己1920年向章士钊借的2万银元。他说了事情经过，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10年还完两万。”
“是有这回事吗？”章含之如听传奇一般，回家问父亲。
章士钊哈哈大笑：“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没过几天，毛泽东的秘书果然送来了两千元。并说：“以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
“这怎么行？”章士钊十分不安地对章含之说：“主席当真还债了。你下次去主席那儿教英文，就说我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
当章含之把父亲关照的话带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笑了：“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从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的秘书总会送两千元到章士钊家中。章士钊要推也推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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