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改革新思维[/b]
（8月24日内部讲话）
刘亚洲
马上就到建国64周年了。确切地说，应该是中国GCD成为中国的执政党，成立GCD领导的新政府64周年，而中国作为国家已经存在数千年。今后不能再使用“建国”这个错误的概念，应该用GCD“建政”才符合历史，当然，我这个建议只是更改一个汉字，而且也是很容易说明白的一个事情，估计也很难得到同志们的认同，因为语言和我们的思维一样，一旦形成惯性，哪怕是“建国”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概念，也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由此可见，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何其艰难的事情。有两任总书记因此而下台，又有两任总书记原地踏步了23年，要知道我们GCD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政，也才20多年的时间，为什么十三大决议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小平同志说一个字也不能改的这个决议，到今天也没有见到半点重新启动的迹象？
大家都认为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已经不适应了。如果还是被过去的旧思维旧观念所束缚，那么，我们是肯定无法过河的，这就是前两任总书记没有过河的原因。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新思维。
十八大召开也快一年，近平同志和新一代领导集体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十八大报告说 “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近平同志最后也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里就是点出了我们的守旧思维方式，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矛盾”和“斗争”的思维方式，就是国际上所说的冷战思维方式。近平同志的说法，我的理解就是改革前和改革后，都是在我们GCD执政的体制内进行变革，本来就不是“敌对”的，为什么要互相否定呢？同样，对“老路”和“邪路”的认识也不能绝对化，老路里有GCD建政的基础，所谓的“邪路”如果是指西方的宪政之路，那么“邪路”里也有我们未来奋斗的目标。
因为中国从执政高层到乡间百姓都还是冷战思维模式，所以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确实有点船到江心，水深浪急，无法稳定，无法和谐了。基层的党政官员面对官民冲突，只会调用军警进行强力打压，视一切持不同看法的士为“敌对势力”，而老百姓对地方官员也完全不听不信，除了越级上访外，暴力反抗的群体事件屡见不鲜，过去宣传的“鱼水情深”已经毫无踪影。
而出身特殊的一代，也就是所谓的“红二代”之间，也因为这样的守旧思维而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网上不是有传言：在一个宪政问题的争论中，红二代之间有人认为宪政就是让GCD下台，红二代应该捍卫ZG的永远执政，搞宪政就是违背ZG的信仰；而红二代中的“普世宪政派”，以秦晓为代表，则认为要想国家好，只有实施宪政，别无选择。秦晓认为，自己是真诚的想改良ZG，并追问那位反对宪政的红二代，为什么把自己妻子孩子送到美国?言下之意讽刺他是虚伪的反宪政派，让自己家人享受民主自由之福，而自己却在专制的体制中收获特殊利益。这激怒了那位反宪政的红二代，破口骂娘。
现在正在公开审判薄希来。在我看来，对薄的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起诉，不像过去的其他高层官员的审判可以获得共识。这次，民间和海外都有不少挺薄和反薄的人士，他们以对薄的态度划为“左派”和“右派”。自称挺薄“左派”人士坚信：薄希来是想走他们支持的社会主义“老路”，而受到来自“右派”势力的政治打压，不是单纯的经济和渎职犯罪。
如果不走出这个冷战思维的怪圈，我们将永远在冲突和维稳的高压火山口上，无法预期和预防下一次更强烈的爆发，甚至有可能是致命的爆发。而今天我们审判薄希来，说不定明天我们自己就站在被告席上。因此，如果不满足继续在浅水区摸石头，要想在深水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新思维是绝对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这个新思维，其实就像我开头所讲的“建国”和“建政”的修改一样，并不是一件太难做到的事情。我的新思维很简单，就是首先要抛弃“敌对思维”、“冷战思维”。
同志们都很清楚，除了外来的侵略者，我们原来的主要敌人是谁，不就是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吗，一开始是国民党清党，把我们清成了共匪；我们则反抗，独立建军，最后把蒋匪赶走，而今天，台属海峡早就硝烟散尽，国共最高领导人都已经握手言和了。但是我们的执政方式和思维习惯却依然没有改变，凡是体制外的人士和代表，无一不被我们“敌对化”，使他们从中国的公民，有的本来还是我们宣传的模范公民，变成了我们的维稳对象，造成我们用于国内维稳的综合成本超出国防预算的天大笑话，“八九风波”以后，我们恢复或者说强化了这种“敌对思维”，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所有不同于官方的言行，都被要求“消灭在萌芽状态”，结果，无论是支持百姓维权的律师，还是从事艾滋病和环保的志愿者；无论是写文章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还是家庭教会的牧师，都变成了我们的敌人。
中国政治的新思维，可以把这些所谓的“敌对势力”，看成是我们执政党中国GCD的“反对派”。目前的体制下，他们不能成立“反对党”来取代我们，但是我们作为执政党绝对需要可以监督我们的“反对派”的存在。在过去战争年代，我们自己就是“反对派”，而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但去监督揭露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而且有魄力有魅力去组织统一战线，最终战胜并取代了国民党而成为新中国的执政者，难道我们执政60多年以后反而失去了自信心，不能容纳“反对派”的存在?我倒是认为，我们不但要容纳国内“反对派”的存在，而且欢迎海外一切所谓的“敌对”人士回国！无论这些人是不是有所谓的“政治野心”，他们要想获得老百姓的支持，也就是根据他们在海外宣扬的“一人一票改变中国”的理念，如果他们无法在中国土地上为百姓谋福利，为中国的进步和富强作出贡献，他们不需要我们抓捕判刑，也会被他们所主张的选票所抛弃。既然我们有信心，让过去最大的敌人国民党都成了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还惧怕海外那些少数的反对人士呢?
而且，只要我们转变观念，从新思维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些的宗教领袖、公知和意见领袖、民间社团和社会活跃人士，甚至是反对党的领袖们，都可以使看作是“前体制”人士。所谓“前体制”人士，就是指没有进入“体制”的人士。那么我们的体制有没有让他们进入的机制呢？其实，即使是建国初完全没有改革的“老路”里面，本来就设计了这样的机制，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而现行的宪法与选举法，也为“前体制”人士进入体制提供了法理依据，不过在讨论体制之前，我们还是先分析社会主义体制和西方民主宪政体制的异同。
我们过去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延续战争年代的“对抗式”体制，这是由于前面讲的“敌对思维”造成的。因为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是敌对的、斗争的。我们采取的是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不同的政治势力。而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是“竞争式”体制，不同的政治势力组建不同的政党，采取普选的手段来赢得执政权，败选的一方除了在议会里面继续利用党团来对执政党进行制衡和监督外，数年后可以卷土重来，再次通过普选与对手一决高下。这样的宪政民主体制，需要有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存在。
我也认为目前中国马上搞这样的普选不一定合适。但是我更不赞同那些反对者的所谓“素质论”。其实这样的素质论，满清政府、袁世凯和国民党政府都拿来作为反对宪政的理由。中国民众的素质，只有通过民主的实践才可以得到提高，而绝不可能在非民主的条件下成熟。
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现有的体制。我认为我们将来的体制应该是“协竞式”体制，即“协商”加“竞争”,“协商”着“竞争”。过去的GCD是一个革命党，通过战争夺取政权；西方的政党通过竞选获得执政。而现在我们有GCD作为执政党，也有其他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将来有可能国民党还要以一定方式回来，按照我的意见，甚至目前的“前体制”反对派，也可以有自己的政党来参与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我们虽然还不能完全采取普选方式，但是也有必要的选举制度，可以有序地竞选，可以协商着如何竞选，可以边协商边竞选，我认为这样的“协竞式”的政治制度，就是我们改革的方向。
改变旧有的思维模式，不再自我制造敌人，确定了未来的目标体制，那么就可以来谈谈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
我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推倒一切重新开始，我们现有的政治体制，基本恢复了建国初期的设计蓝图，我们只需要防范个人特权、弥补体制缺失而已。我们的改革就是现有的政治体制的完善。
这完善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活化”。就是说我们的体制里面有一部分的机能已经死掉了，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职能。这是因为过去的GCD作为执政党，并没有真正来推行社会主义的民主，把宪法和政协章程里面所设计的协商和竞争等民主机制，仅仅作为一种“形式”。所以，我们的人大一直被称为“橡皮图章”，我们的政协和民主党派一直被称为“花瓶”，我们的代表和委员一直被称为“举手工具”。政治改革就是要“活化”这些死掉的机能，让民主党派发挥参政、议政、监督的作用；让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通过选举的方式从自己的选区产生，成为他们选民的真正的民意代表。
我们GCD有一个政治法宝就是“群众路线”。在新的形势下，这个群众路线的法宝就是选举制度，走群众路线，就是要群众选出自己的代表，就是要群众通过自己的代表来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我看到新闻里面，在春节期间，党政领导都要到群众中间去慰问他们；国家领导到地方去视察，也经常去看望最基层的群众，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可是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视察和慰问，事前都已经安排好，你哪里可以听到群众真正的想法，唯一的办法，就是选举。不但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需要群众选举，甚至从基层开始，从县市开始，要让群众通过选票来选出地方官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我刚才讲过，民主素质只有通过民主实践才可以提高和成熟。中国的公民社会和未来的宪政民主，必须要一步一步地通过这样的实践来建立和实现。
我们的“协竞式”制度也需要这样的选举：“协竞式”选举就是协商怎如何选举。比如竞选的人选，竞选的方式，都可以先进行协商。而协竞式选举的目的就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们GCD的性质确定我们为什么而执政，而“协竞式”制度使我们可以更好地来执政。
“活化”了我们的制度以后，再来看前面讲的“前体制”和海外反对派人士了。有了活化的机制，如果他们真的具备胜选的个人魅力，并具有长期的准备和为民众服务的精神的话，这些人中就有一部分人可以进入到现有的体制，成为不同级别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是地方官员了，我们的民意代表不应该是一种地位和荣誉，那些有了钱就可以进政协，几十年从来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不仅不是我们制度的优点，反而是造成我们无法正常发挥民主机制的毒瘤，再也不能允许他们在我们的改革的体制里存在了。
第二点就是“强化”。我们有一系列的反腐措施和机构，但是为什么腐败现象不但不能消除，反而越演越烈？我认为现有的党内纪委和政府监察应该强化。有两个模式可以参考，一个是香港的廉政公署模式，成立一个直属中央的廉政机构。成立之前，给一个时间段，让官员自清，上缴贪腐的钱物，作为廉政的经费并既往不咎。或者参照美国模式。美国除了警察，类同我们的公安、中央情报局CIA，类同我们的国安，还有一个联邦调查局FBI。我们也不妨成立一个“政安局”，专门针对党政官员的贪腐行为进行调查。这个“政安”系统的警察，也是直属中央的，不受地方各级党政官员的辖制，有了这样的体制上的强化措施，贪污腐败一定可以根除。
之所以要强化反腐机构，因为腐败的官员才是我们全体人民的敌人，之前我提到过要放弃“敌对思维”，但是不是说我们没有敌人，那些腐败分子就是我们的敌人。一些反对改革的人，本身就是担心自己的贪污腐败，因为改革而被揭露出来。反对改革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怕改革导致GCD失败去政权，另外一种人就是这些贪腐分子，他们怕改革，就是怕将来被追究。
还有就是“颠覆”罪，我觉得将来还是改成“叛国”罪比较合适。美国的刑法里面也一直有“叛国罪”，虽然很少有人被这个罪名起诉，他们并没有废除，这就像美国保留死刑一样，起了威慑作用，我们也有这样的敌人，但绝不是写文章批评我们的人，也不应该是因为组建不同的政治组织的活跃人士。可以说刘晓波是我们自己把他选成诺贝尔和平奖的。不能再把国内的反对派人士抓捕后再流放到海外了。而是相反，让他们回来参与政治改革。“颠覆”罪，虽然不需要废除，但是也只能像美国一样悬而不用，威慑而已。
我前面讲到我主张允许反对党成立，因为我们GCD本来就是反对党，中国现在也有其他的政党的存在，多出来一两个反对派的政党有什么可怕？而且，不是要统一台湾吗，如果马英九现在同意了，马上统一怎么办？难道让他的国民党在政协里面举举手，让他做个政协副主席就可以统一吗？当年我们GCD在延安才多少人马，多少土地，都不同意蒋介石来招安，难道人家现在有一个基本成熟的国家民主制度，还在国际上获得一部分国家的认可，他会来投降吗？除非你出兵打下来，否则，如果我们不改革，台湾永远不会回来的。
国共现在已经不是敌对状态了，我们自己反而要和自己的国民所组建的组织成为敌人。其实，去除意识形态的掩饰，所有的政党成立的目标都是为了取得执政权。在中国比较特殊，但是至少在现有的宪法下，应该允反对党成立，和其他的民主党派一样参政议政。说起来很讽刺，我们过去一直骂国民党独裁，而我们现在的民主党派都是国民党执政时期成立的，没有一个是GCD执政后成立的。而在台湾的国民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型为民主政党了，人家不仅允许反对党，还让他们来竞选，虽然失败了一次，但是又通过选举重新执政。我们现在，打击镇压反对党的成立的作法，一个是没有法律的依据，而是违背我们GCD立党的宗旨，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群众成立政党，在现有的体制下不可能取代我们GCD执政，只能是参政议政。而参政议政只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执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GCD、国民党以及一切的政党，现在都不是敌对的政党了，而是代表一部分人民群众同质性的政党，将来完全可以为中国的统一和强大而共同做出自己的贡献。
现在又讲回去了，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刚才讲要强化反腐，因为腐败分子才是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是全民的敌人，而所谓的反对派人士，甚至反对党，在新的政治思维下，都不是我们的敌人。
现在有人会问，那历史问题怎么办？比如“陆驷”的开枪问题。现在都过去24年，还是一直掩盖着。
这个问题比文革还大吗？文革过去十年，马上就进行了改正，并且以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方式解决了文革的问题。“陆驷”也一样，没有必要掩盖这段历史，实际上你也无法掩盖，只能给人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的坏印象，而且，我们怎么向年轻一代解释我的掩盖行为？我们不是一直指责日本篡改而战侵华历史吗？我们怎么解释我们对“陆驷”事件的掩盖？
以前曾经讨论过，有人提出将来GCD改名，叫社民党就可以了。过去的问题叫“GCD”来承担。这点胡总书记明确反对改旗易帜。而且改了名字，GCD就消亡了。人家中国民主党都十五年了，我们一个新的党，凭什么由我们继续执政？我个人觉得改名不妥。
和文革一样，采取主动平反，GCD有过错，但是是决策者失误造成的，由决策者承担，对受害者进行赔偿。GCD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而且，党内高层，当时的总书记不是投了反对票吗？我以前说过赵子同志是想历史留名，而他和胡跃邦同志使GCD可以有平反“陆驷”的资格。
最后，谈谈我对未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想：
第一，司法必须独立。还是看现在的薄希来公审。我们来比较一下，台湾的陈水扁“总统”也被司法起诉，但是在正式定罪前，他是无罪推定的。在美国如果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和法官出具的搜查证，你都不能去搜查人家，因为有宪法的第四修正案的保护。我们这里首先是开除公职，然后“双规”了，然后才搜集罪证。现在济南正在公审，法官还没有判决，我们的媒体却一边倒地代替法官对薄希来进行了判决。
其实，要是我的意见，到今天为止的举证来看，薄希来应该无罪释放。首先，他妻子作为证人指控他贪污收贿，辩护方却无法当庭质证，而且妻子对丈夫的犯罪指证，法庭能不能作为证据？贪污收贿的证据，都是证人证言，有些是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两人之间的事情，为什么只相信证人不相信薄希来的证言？我不是支持薄希来，我刚才还说要强化反腐，但是我们的司法必须要改变。一切案件，哪怕是起诉国家领导人的案件，只要交纳案件费就应该立案，美国每年都有人起诉总统，总统照样要清律师去应诉打官司。哪有我们这里因为政府打招呼就不予立案的笑话？陈水扁已经判刑入狱，人家照样可以出书，甚至重新申请加入民进党，居然还被批准了。我们这里行吗？
而且，司法独立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的最后底线，我们这里的法官却和当事人的律师一起去吃喝嫖赌，简直是匪夷所思。
第二，就是言论自由，今天我想说，古人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我们今天的GCD官员，却不如几千年前的古人。而且，现在不是传统的报纸电话电视台一统天下的时代了。网络出现后，不到几分钟就传遍全世界，你怎么防堵。
我们不但对传统的媒体进行控制，这两天又看到国内打击网络谣言，仿佛又一场运动开始了。根据我了解的美国的法律，现在看到的网络谣言，应该属于民事侵权案件中“DEFAMTION”，就是“诽谤”，在美国应该由受害人到法院去起诉造谣者，在中国怎么就变成公安机关出面抓人，媒体一起进行抨击的“运动”呢？如果“诽谤”针对的是名人或官员，那么在美国还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保护。这样的法律，就是保证普通民众以舆论的方式对名人和官员进行监督。我们这样进行运动式打击，不是彻底消灭了舆论监督的可能性吗？我这里以美国的法律举例，因为我认可美国的司法是相对独立的。其实台湾也是这样，这是我们将来的主要目标。
第三，地方选举，我认为这是一步好棋，可以作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头卒，先过河去，现在看看地方上的官民冲突，那些官员一心为自己的政绩，不顾侵犯当地民众利益。如果他们是由民众用选票选出来的，他还会那样去做吗？他政绩再好，也不会得到老百姓的选票，他的官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上不上去了。而且，我说要让反对派参加选举，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也许你的看法是对的，那就让老百姓的选票来说话。选上你了，你就好好做人民的公仆，在体制内发挥你的能力，造福一方百姓。我看县市一级的普选条件应该成熟了。我们既然号称是先进的代表，难道60多年的执政，才让老百姓自己选村长，和台湾的老大哥国民党一比较，人家都直选总统了，我们的执政水平也太低级了吧！不要怕GCD选举失败，你为什么要挑那些只会拍马屁的人出来选举?那些活跃的有群众基础的社会人士，你不能主动让他们加入GCD，代表GCD来选举吗？将来的地方党组织，应该以选举为主要参考系数，来发展基层党员和提拔干部，这样一来，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现在官场流行的潜规则。可以说，基层的干部有很多是行贿上来的，然后再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得到更多的钱去作为活动场所经费，向更高的职位去爬。通过地方选举这个马前卒，可以彻底改变官场“逆淘汰”，这样一来，GCD的官员必须是既有群众基础，又有行政能力和选举经验。将来真的开始全国性的普选，GCD也有选举获胜长期执政信心。
第四，新的政党政治。只要在社会主义宪法的前提下，所有的政党都允许存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政党，成立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可以在“协竞式”的体制内进行选举，参政议政，监督执政党。我觉得一个政党为了存在和发展，其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有能力的候选人代表本党参加选举。如果GCD的基层组织选人机制发生了变化，凭借现有的执政资源，完全可以在大多数的县市选举中获胜。这样发展下去，未来的中国可能也会有2-3个政党存在，其他的都会被淘汰或者被合并。社会主义两党制不但可以搞，而且在协商竞争的体制下，可以搞得比西方的完全竞争式的两党制还要好。
最后，我想谈谈我看过的一个电视节目的感受。是介绍动物的迁徙的节目。一大群野牛、野羊，因为雨季的变化要迁徙，它们到了一条洪水滚滚的大河面前。越过大河，就有雨水和青草，生命就会延续和繁衍。留在此岸，只有干涸的土地、饥饿和死亡。它们没有任何犹豫，生命的本能促使它们争先恐后一头头跳入大河，向对岸奋力游去，少数受伤的，体力不支的，被洪涛卷走；然而大部分的牛羊还是成功地登上彼岸，继续向着水草的方向迁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