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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建荣从不轻易打开的柜子里，有两样东西占据了最大的空间：一摞鲜红的奖状和一沓儿子的衣物。
退休前，她是石家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计生委主任。在这个岗位上的每一年，她都能捧回市级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一家人以她为荣。
然而，就在今年初，这位64岁的母亲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儿子。她和丈夫陷入了对“老无所依”的深深恐惧之中。
“我曾有过另一个孩子的。”老人一手托起眼镜，一手在眼睛上胡乱抹了几下。
时光倒流至1979年4月，怀孕两个多月的她到医院接受了人工流产手术。
“要是生下来，现在不就顶用了？！”李建荣感慨道，“只是那时我别无选择。”
在老同事看来，李建荣的“先进”名至实归。她干活“不要命”，还特别擅长做思想工作，“代表上级的声音”，把政策解释得一清二楚。
“我那时可是信誓旦旦的！”这位前“计生主任”回忆往事，开始不断地提高声音。曾经有很多育龄妇女问她，“家庭结构变成‘4-2-1’怎么办？”“独生子没了怎么办？”
她会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上面一定会解决。”
直到今天，她还是念叨着这套说辞。然而，语气间少了坚定，多了哀求。而回复她的声音，也变成了“你都这样了还唱高调？”
“我没法后悔。”这个年过花甲的女人紧紧攥住一块手绢，有些发狠地说，“当时坐这个位子，工作比孩子重要！”
李建荣清晰记得30多年前的情境。大儿子5岁了，她才怀上第二胎。按照“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政策，她顺利拿到了指标。然而，肚子还没见隆起，新号召却来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
“领导亲自来做工作”，本来自觉“合理合法”的李建荣开始动摇了。她的婆婆急得突发心脏病住院，丈夫一到晚上就躲在大门外偷偷落泪。
在经过近一个月的纠结后，这位“先进工作者”还是决定放弃腹中胎儿。为此，她还得强忍着痛苦，说服家里的老人“要理解和感恩国家”。
那是一个“说阴不阴，说晴不晴”的4月早晨，风里还有冬天残留的寒意。李建荣独自跨上自行车，往妇科医院骑去。“车子沉，腿也沉”，这位即将终止自己孩子生命的母亲每前行一步，都在“挣扎”。“简直是蹬着钢圈去的”，她说，“我恨不得变成孙猴子，遁了，到没人的地方生下孩子，再回来”。
到了医院，她希望“队伍越长越好，永远也轮不到她”。但那一刻还是来了。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不高，她痛得数度呕吐。
修养一周后，她便返回岗位。当时也有几个女同事和她的情况相同，但平时尽职尽责的李建荣一句也没劝说过她们。
这一年内，全厂364个育龄妇女，有60人和她一起，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发证的那天，领导对着喇叭，情绪高涨地表扬她们“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和以往的表彰大会不同，现场始终一片静默。
“退休后，我和她们慢慢失去了联络。”李建荣忐忑地表示，“不知道她们的孩子都好不好？”
事实上，在此后的几年间，这位母亲总是做噩梦。梦里，一个小姑娘哭着拉住她的手，反复问她：“娘啊，你为啥不要我？”
10年前，李建荣的独生子李来虎被查出患有神经纤维瘤，开始接受大大小小的手术。为了给儿子治病，已经退休的她学习中医推拿，借钱开了个小诊所，补贴治疗费用。
“我是最不幸的，也是最要强的。”李建荣缓缓地回忆道。母亲去世时她只有10岁，此后她“背着弟弟，领着妹妹”，努力读书，成绩一直很优秀。直到参加工作，这个出身贫寒农家、靠国家减免学费才完成中专学业的姑娘，始终坚持认为“命运难不倒我，将来我一定比别人强”。
最初，李建荣在工会文艺队工作。为了开展活动，她学会了五六种乐器，排练节目彻夜不睡。当上计生委主任后，她更加努力了。有一次，她的第3、4、5节腰椎间盘脱出，“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走”，她就趴在床上写报告、拟计划。
“我当时认为自己的工作很神圣。”在李建荣看来，“无论是洞房花烛夜还是儿子第一次叫‘妈妈’”，都比不上她凭借工作获得荣誉的那些瞬间――“站在台上，相机闪光灯晃眼，领导把奖状递到我手里。”
如今，这些“荣誉”占据了家里很大的空间。“这么厚！”李建荣的丈夫李文考伸出双手比划着，足有半米长。“可是，有什么用？”他马上收拢手臂，拧着眉头，质问自己的妻子。
李来虎去世前，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即使娶妻生女，也没有搬离“两室没厅”的老房子。如今，他们住的居民楼被鉴定为“危楼”已经十几年了，老两口和儿媳、孙女依然挤在那里。
今年年初，李来虎的病情迅速恶化。又是一个4月，李建荣再次站在了命运的正对面。“阎王殿里无老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母亲悲叹道，“这一次我还是别无选择。”
因为过度悲伤，李建荣突发中风。那天，120急救车来了两个人，加上丈夫和儿媳，还是无法把她从3楼抬下去。“连个出去求助的人都没有啊！”李建荣说。
还有一次，1000度近视的她弄掉了眼镜。因为什么也看不清，她只能跪在地上到处摸索，“儿子要在，一步就冲过来了”。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带给她的不便越来越多。一个人出门时，她会被台阶绊着，也会迷路，“身边没个人真不行”。
对于一位失去独生儿子刚4个月的母亲来说，忍住眼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近日播出的一期涉及失独父母的电视节目中，作为嘉宾的李建荣失声痛哭。
“那何止是孤独啊？我们老不起，病不起，死不起。”老妇人激动地喊了出来。
谈起李来虎，李建荣如数家珍。“我儿子小时候嘴很甜”、“我儿子在北京念的大学”、“我儿子最爱吃红烧肉”、“我儿子给我买电视剧碟片”……在狭窄的老屋里，堆满了李来虎用过的物品，她一样也不舍得扔。
“你知道我保存他的东西到什么程度？”她瞪大了眼睛说，“月子里穿的衣服还留着！”李建荣每天的“必修课”是看一遍儿子的照片，每次看到他对着镜头，意气风发的模样，“就觉着他还在”。
儿子的影子还保留在孙女的身上。她常凝望着这个刚满10岁的小女孩，“一转身儿，耳朵像他爸，一皱眉头，表情像”。
两位老人还背负着给儿子治病的十多万元外债。有亲戚提出“不用还了”，她不答应，“只要手上有一点钱，马上还债，谁都不容易”。
她努力让自己从阴影里走出来。在诊所里，她对人总是笑脸相迎，而对丧子之痛只字不提。和她同一幢楼里，也住着一位失独母亲，整日把自己锁起来，不愿与人交流。李建荣偶尔便会去安慰她，“唱唱小歌，讲讲幽默”。
在家里，“奶奶奏手风琴，爷爷拉二胡，孙女弹电子琴”，组成一支小乐队，用音乐的方式排遣悲伤。
但正如李建荣所说，“这悲伤永远无法平复”。说起儿子的时候，这位大半辈子好强的女人，眼泪一刻不停。
当被问及如果重新选择一次，她会不会留住第二个孩子时，李建荣只有一个字，“生”。
在李建荣看来，目前情形下，进不进养老院，成了一个问题。进，其他老人的孩子来探望时会“撕裂伤口”。不进，“死在家里怕都没人知道”。她期待着一座专为失独者开办的养老院，“我们这些同类可以彼此安慰”。
“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刚刚过去的7月，国家计生委原巡视员、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苗霞如是说道。
当下，首批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步入老年。有专家估算，目前全国至少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7.6万个。
“我们是‘一孩化’的先驱，我相信国家不会不管。”李建荣喃喃地说着。
她摸出随身携带的儿子的手机，贴在眼前仔细翻看。短信草稿箱里，保存着一条儿子没来得及发出的信息。
时间定格在李来虎生命的倒数第二天。他或许是从昏迷中醒过来，努力拿起手机，摁下了几个字：“妈妈，我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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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建荣从不轻易打开的柜子里，有两样东西占据了最大的空间：一摞鲜红的奖状和一沓儿子的衣物。
退休前，她是石家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计生委主任。在这个岗位上的每一年，她都能捧回市级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一家人以她为荣。
然而，就在今年初，这位64岁的母亲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儿子。她和丈夫陷入了对“老无所依”的深深恐惧之中。
“我曾有过另一个孩子的。”老人一手托起眼镜，一手在眼睛上胡乱抹了几下。
时光倒流至1979年4月，怀孕两个多月的她到医院接受了人工流产手术。
“要是生下来，现在不就顶用了？！”李建荣感慨道，“只是那时我别无选择。”
在老同事看来，李建荣的“先进”名至实归。她干活“不要命”，还特别擅长做思想工作，“代表上级的声音”，把政策解释得一清二楚。
“我那时可是信誓旦旦的！”这位前“计生主任”回忆往事，开始不断地提高声音。曾经有很多育龄妇女问她，“家庭结构变成‘4-2-1’怎么办？”“独生子没了怎么办？”
她会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上面一定会解决。”
直到今天，她还是念叨着这套说辞。然而，语气间少了坚定，多了哀求。而回复她的声音，也变成了“你都这样了还唱高调？”
“我没法后悔。”这个年过花甲的女人紧紧攥住一块手绢，有些发狠地说，“当时坐这个位子，工作比孩子重要！”
李建荣清晰记得30多年前的情境。大儿子5岁了，她才怀上第二胎。按照“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政策，她顺利拿到了指标。然而，肚子还没见隆起，新号召却来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
“领导亲自来做工作”，本来自觉“合理合法”的李建荣开始动摇了。她的婆婆急得突发心脏病住院，丈夫一到晚上就躲在大门外偷偷落泪。
在经过近一个月的纠结后，这位“先进工作者”还是决定放弃腹中胎儿。为此，她还得强忍着痛苦，说服家里的老人“要理解和感恩国家”。
那是一个“说阴不阴，说晴不晴”的4月早晨，风里还有冬天残留的寒意。李建荣独自跨上自行车，往妇科医院骑去。“车子沉，腿也沉”，这位即将终止自己孩子生命的母亲每前行一步，都在“挣扎”。“简直是蹬着钢圈去的”，她说，“我恨不得变成孙猴子，遁了，到没人的地方生下孩子，再回来”。
到了医院，她希望“队伍越长越好，永远也轮不到她”。但那一刻还是来了。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不高，她痛得数度呕吐。
修养一周后，她便返回岗位。当时也有几个女同事和她的情况相同，但平时尽职尽责的李建荣一句也没劝说过她们。
这一年内，全厂364个育龄妇女，有60人和她一起，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发证的那天，领导对着喇叭，情绪高涨地表扬她们“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和以往的表彰大会不同，现场始终一片静默。
“退休后，我和她们慢慢失去了联络。”李建荣忐忑地表示，“不知道她们的孩子都好不好？”
事实上，在此后的几年间，这位母亲总是做噩梦。梦里，一个小姑娘哭着拉住她的手，反复问她：“娘啊，你为啥不要我？”
10年前，李建荣的独生子李来虎被查出患有神经纤维瘤，开始接受大大小小的手术。为了给儿子治病，已经退休的她学习中医推拿，借钱开了个小诊所，补贴治疗费用。
“我是最不幸的，也是最要强的。”李建荣缓缓地回忆道。母亲去世时她只有10岁，此后她“背着弟弟，领着妹妹”，努力读书，成绩一直很优秀。直到参加工作，这个出身贫寒农家、靠国家减免学费才完成中专学业的姑娘，始终坚持认为“命运难不倒我，将来我一定比别人强”。
最初，李建荣在工会文艺队工作。为了开展活动，她学会了五六种乐器，排练节目彻夜不睡。当上计生委主任后，她更加努力了。有一次，她的第3、4、5节腰椎间盘脱出，“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走”，她就趴在床上写报告、拟计划。
“我当时认为自己的工作很神圣。”在李建荣看来，“无论是洞房花烛夜还是儿子第一次叫‘妈妈’”，都比不上她凭借工作获得荣誉的那些瞬间――“站在台上，相机闪光灯晃眼，领导把奖状递到我手里。”
如今，这些“荣誉”占据了家里很大的空间。“这么厚！”李建荣的丈夫李文考伸出双手比划着，足有半米长。“可是，有什么用？”他马上收拢手臂，拧着眉头，质问自己的妻子。
李来虎去世前，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即使娶妻生女，也没有搬离“两室没厅”的老房子。如今，他们住的居民楼被鉴定为“危楼”已经十几年了，老两口和儿媳、孙女依然挤在那里。
今年年初，李来虎的病情迅速恶化。又是一个4月，李建荣再次站在了命运的正对面。“阎王殿里无老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母亲悲叹道，“这一次我还是别无选择。”
因为过度悲伤，李建荣突发中风。那天，120急救车来了两个人，加上丈夫和儿媳，还是无法把她从3楼抬下去。“连个出去求助的人都没有啊！”李建荣说。
还有一次，1000度近视的她弄掉了眼镜。因为什么也看不清，她只能跪在地上到处摸索，“儿子要在，一步就冲过来了”。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带给她的不便越来越多。一个人出门时，她会被台阶绊着，也会迷路，“身边没个人真不行”。
对于一位失去独生儿子刚4个月的母亲来说，忍住眼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近日播出的一期涉及失独父母的电视节目中，作为嘉宾的李建荣失声痛哭。
“那何止是孤独啊？我们老不起，病不起，死不起。”老妇人激动地喊了出来。
谈起李来虎，李建荣如数家珍。“我儿子小时候嘴很甜”、“我儿子在北京念的大学”、“我儿子最爱吃红烧肉”、“我儿子给我买电视剧碟片”……在狭窄的老屋里，堆满了李来虎用过的物品，她一样也不舍得扔。
“你知道我保存他的东西到什么程度？”她瞪大了眼睛说，“月子里穿的衣服还留着！”李建荣每天的“必修课”是看一遍儿子的照片，每次看到他对着镜头，意气风发的模样，“就觉着他还在”。
儿子的影子还保留在孙女的身上。她常凝望着这个刚满10岁的小女孩，“一转身儿，耳朵像他爸，一皱眉头，表情像”。
两位老人还背负着给儿子治病的十多万元外债。有亲戚提出“不用还了”，她不答应，“只要手上有一点钱，马上还债，谁都不容易”。
她努力让自己从阴影里走出来。在诊所里，她对人总是笑脸相迎，而对丧子之痛只字不提。和她同一幢楼里，也住着一位失独母亲，整日把自己锁起来，不愿与人交流。李建荣偶尔便会去安慰她，“唱唱小歌，讲讲幽默”。
在家里，“奶奶奏手风琴，爷爷拉二胡，孙女弹电子琴”，组成一支小乐队，用音乐的方式排遣悲伤。
但正如李建荣所说，“这悲伤永远无法平复”。说起儿子的时候，这位大半辈子好强的女人，眼泪一刻不停。
当被问及如果重新选择一次，她会不会留住第二个孩子时，李建荣只有一个字，“生”。
在李建荣看来，目前情形下，进不进养老院，成了一个问题。进，其他老人的孩子来探望时会“撕裂伤口”。不进，“死在家里怕都没人知道”。她期待着一座专为失独者开办的养老院，“我们这些同类可以彼此安慰”。
“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刚刚过去的7月，国家计生委原巡视员、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苗霞如是说道。
当下，首批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步入老年。有专家估算，目前全国至少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7.6万个。
“我们是‘一孩化’的先驱，我相信国家不会不管。”李建荣喃喃地说着。
她摸出随身携带的儿子的手机，贴在眼前仔细翻看。短信草稿箱里，保存着一条儿子没来得及发出的信息。
时间定格在李来虎生命的倒数第二天。他或许是从昏迷中醒过来，努力拿起手机，摁下了几个字：“妈妈，我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