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国家管理到底是怎样运作的，以足球为例子。
制定比赛规则是由专门的一批人进行的，他们是一批精英。职责是利用比赛规则的约束尽最大可能发挥运动员的潜力，让观众大饱眼福，同时也制定观众规则和门票价格，以及各项管理制度。对于这批人的要求是首先他们是观众信任并推举出来的，其次不能下场踢球，也不能充当裁判。更重要的是主场客场采取抽签制来防止制定规则的人知道这个规则到底对谁有利。
这部分人相当于国会，在香港叫立法委。他们不能在政府任职（除了由副总统兼任的那个不能投票的议长位置以外），不能充当裁判，更重要的是根本就判断不出来下一任执政党到底是哪一个，这些人都是民选出来的，代表自己选区的选民独立地埋头研究治国之道，并为了选票和选民良好地沟通。
下场踢球的两个主客场的球队相当于执政与在野两党，他们没有权干预规则，只有按照规则好好踢球的份儿。规则定的不合理球队的队长没有责任，但他有带着球队不上场的可能。也就是说总统不对国家的各项法规负责，不对国会负责，只管执行，但对国会通过的议案有否决权，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而国会对总统则有弹劾权，相互制衡。因此我们理解为什么奥巴马站在“占领华尔街”行动的一边，抗议活动不是针对总统的，占领行动是在抗议规则当中有漏洞，让一部分人受了损失。
裁判和保安又是独立的。他在众目睽睽下按照规则执行任务，相当于司法和警察。他们各自盯着自己该盯着的人群，只有执行任务的权限，没有修改规则的权力。他们享有有限的特权，以便工作的方便，这些特权早就在规则里面规定好了。
这样的安排大家都是受益者，而且各司其责地钻研自己的领域。权力的制衡导致无法形成寻租的条件，各自独立又可以使本部门的效率达到最高。独立加制衡，也就是自由加尊重别人自由的平等，从观众到球员，从国民到总统，包括售票员这个税务角色都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别把钱点错了。
中国的这场球赛纯粹属于表演赛，规则的制定者非但可以下场踢球，还可以充当裁判。在制定规则的时候不但知道谁输谁赢，主要考虑的是怎样骗过观众的眼睛，因为甲队乙队都是一家人，连同裁判和保安，包括售票员一起都紧密地团结在某个首领周围。最大的脑筋要动在怎样维稳，使这场表演永不落幕，所有的余光都盯在观众席上，心思用在处理周边的关系上。有时售票员都能充当保安的角色，冲在维稳的第一线，想搞掉你用查账的方式，反正规则是本家定的。你说这批人能不给搞残了吗？大家是来看踢球的，不是来看马戏的，都是成人了，对马戏已经没兴趣了，不过还是有人乐在其中。
首先中国官场上的人心理状态肯定是残废了。在不同场景下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只有专业影帝才能胜任，普通人没有那个心理承受能力。你想想，在单位说一套话，在家里说一套话，最后你都搞不清楚到底哪一套是真的。公众场合一张脸，朋友家人面前一张脸，到底哪张脸是自己的能搞清楚吗？更多时候担心这种角色切换时会砸了场子，抱着尸体的时候忘了到底是该哭还是该笑了，这能不得精神分裂症吗？
其次是身体被搞残了。表演的时候最需要处理好周围的关系，还要去享受在表演当中所获取的利益。继承中国人际关系上最传统落后的习惯，那就是胡吃海塞加喝酒，导致公务员的群体当中“三高”的现象非常突出。再加上心理的扭曲，你就看那些官员的脸，人常说，相由心生。你再看看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多么阳光灿烂，人家的衣服可以越脱越少，直到露出满身肌肉，而中国的领导人却越裹越紧。为什么？心态不一样，导致身体也不一样。
第三是把智力搞残了。不可否认地说，能够被选中进入中国官场的人开始肯定是社会精英，从大学毕业开始人们争相报考公务员，经过反复筛选，除了少部分有关系的以外，不乏优秀的人才。但是几年下来有多少人能够潜心研究治国之道的？有几个还能静下心来好好看本书的？有多少人能通过出国考察和速成博士学到其中精华的？大部分的智力都用在处理周边的关系上，都用在虚假的表演上。如果从治国的角度，基本上都是一帮废人。
一个国家要是大学毕业生争当公务员是一件极其悲哀的事情，因为没有人去研究治国之道了。中国这个公务员的角色集所有权力于一身，智力都放在怎样维护这种不受制衡的权力之上，放在怎样骗过观众的眼睛之上。
西方国家最优秀的人去当企业家和商人，还有律师和医生，冲在社会实践的第一线；其次是做学者，研究第一线的资料；第三类才是四平八稳的公务员。那么国外是怎样体现精英治国的呢？是由民众从冲在第一线的精英里面挑选出来愿意代表大家的议员，由这些议员研究治国之道，再由专家学者来辅佐，最后由公务员来执行。每个人只扮演自己的角色，所以大家都会比较轻松，这也是奥巴马和小布什经常可以去度假的原因。要知道总统只充当一个执行官的角色。
中华民族不乏精英，但其中一部分已经被中国的官场给废了，另外一部分被政府所控制的名与利给废了，还有一部分逃到国外去了，留下我们一帮草民，到底是看着表演继续陶醉下去呢，还是让这场闹剧赶紧落幕？
制定比赛规则是由专门的一批人进行的，他们是一批精英。职责是利用比赛规则的约束尽最大可能发挥运动员的潜力，让观众大饱眼福，同时也制定观众规则和门票价格，以及各项管理制度。对于这批人的要求是首先他们是观众信任并推举出来的，其次不能下场踢球，也不能充当裁判。更重要的是主场客场采取抽签制来防止制定规则的人知道这个规则到底对谁有利。
这部分人相当于国会，在香港叫立法委。他们不能在政府任职（除了由副总统兼任的那个不能投票的议长位置以外），不能充当裁判，更重要的是根本就判断不出来下一任执政党到底是哪一个，这些人都是民选出来的，代表自己选区的选民独立地埋头研究治国之道，并为了选票和选民良好地沟通。
下场踢球的两个主客场的球队相当于执政与在野两党，他们没有权干预规则，只有按照规则好好踢球的份儿。规则定的不合理球队的队长没有责任，但他有带着球队不上场的可能。也就是说总统不对国家的各项法规负责，不对国会负责，只管执行，但对国会通过的议案有否决权，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而国会对总统则有弹劾权，相互制衡。因此我们理解为什么奥巴马站在“占领华尔街”行动的一边，抗议活动不是针对总统的，占领行动是在抗议规则当中有漏洞，让一部分人受了损失。
裁判和保安又是独立的。他在众目睽睽下按照规则执行任务，相当于司法和警察。他们各自盯着自己该盯着的人群，只有执行任务的权限，没有修改规则的权力。他们享有有限的特权，以便工作的方便，这些特权早就在规则里面规定好了。
这样的安排大家都是受益者，而且各司其责地钻研自己的领域。权力的制衡导致无法形成寻租的条件，各自独立又可以使本部门的效率达到最高。独立加制衡，也就是自由加尊重别人自由的平等，从观众到球员，从国民到总统，包括售票员这个税务角色都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别把钱点错了。
中国的这场球赛纯粹属于表演赛，规则的制定者非但可以下场踢球，还可以充当裁判。在制定规则的时候不但知道谁输谁赢，主要考虑的是怎样骗过观众的眼睛，因为甲队乙队都是一家人，连同裁判和保安，包括售票员一起都紧密地团结在某个首领周围。最大的脑筋要动在怎样维稳，使这场表演永不落幕，所有的余光都盯在观众席上，心思用在处理周边的关系上。有时售票员都能充当保安的角色，冲在维稳的第一线，想搞掉你用查账的方式，反正规则是本家定的。你说这批人能不给搞残了吗？大家是来看踢球的，不是来看马戏的，都是成人了，对马戏已经没兴趣了，不过还是有人乐在其中。
首先中国官场上的人心理状态肯定是残废了。在不同场景下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只有专业影帝才能胜任，普通人没有那个心理承受能力。你想想，在单位说一套话，在家里说一套话，最后你都搞不清楚到底哪一套是真的。公众场合一张脸，朋友家人面前一张脸，到底哪张脸是自己的能搞清楚吗？更多时候担心这种角色切换时会砸了场子，抱着尸体的时候忘了到底是该哭还是该笑了，这能不得精神分裂症吗？
其次是身体被搞残了。表演的时候最需要处理好周围的关系，还要去享受在表演当中所获取的利益。继承中国人际关系上最传统落后的习惯，那就是胡吃海塞加喝酒，导致公务员的群体当中“三高”的现象非常突出。再加上心理的扭曲，你就看那些官员的脸，人常说，相由心生。你再看看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多么阳光灿烂，人家的衣服可以越脱越少，直到露出满身肌肉，而中国的领导人却越裹越紧。为什么？心态不一样，导致身体也不一样。
第三是把智力搞残了。不可否认地说，能够被选中进入中国官场的人开始肯定是社会精英，从大学毕业开始人们争相报考公务员，经过反复筛选，除了少部分有关系的以外，不乏优秀的人才。但是几年下来有多少人能够潜心研究治国之道的？有几个还能静下心来好好看本书的？有多少人能通过出国考察和速成博士学到其中精华的？大部分的智力都用在处理周边的关系上，都用在虚假的表演上。如果从治国的角度，基本上都是一帮废人。
一个国家要是大学毕业生争当公务员是一件极其悲哀的事情，因为没有人去研究治国之道了。中国这个公务员的角色集所有权力于一身，智力都放在怎样维护这种不受制衡的权力之上，放在怎样骗过观众的眼睛之上。
西方国家最优秀的人去当企业家和商人，还有律师和医生，冲在社会实践的第一线；其次是做学者，研究第一线的资料；第三类才是四平八稳的公务员。那么国外是怎样体现精英治国的呢？是由民众从冲在第一线的精英里面挑选出来愿意代表大家的议员，由这些议员研究治国之道，再由专家学者来辅佐，最后由公务员来执行。每个人只扮演自己的角色，所以大家都会比较轻松，这也是奥巴马和小布什经常可以去度假的原因。要知道总统只充当一个执行官的角色。
中华民族不乏精英，但其中一部分已经被中国的官场给废了，另外一部分被政府所控制的名与利给废了，还有一部分逃到国外去了，留下我们一帮草民，到底是看着表演继续陶醉下去呢，还是让这场闹剧赶紧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