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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电白出台教师维稳工作应急预案 (2人在浏览)

本报讯(记者 梁瑜智 通讯员 杨炳江)近日,笔者从电白教育局了解到,该县贯彻落实上级部门有关维护教师队伍稳定的指示精神,结合电白县当前教育形势,制定教师维稳工作应急预案,以确保在职教师队伍稳定,保证学校工作正常运转。

据悉,该县教育系统把维护教职工队伍稳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头等大事重点抓实抓好。一是成立领导机构。电白教育局成立“电白县教师维稳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各中心学校、中学、局直学校也相应成立由校长为组长的维稳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突发事件工作预案,加强应对,及时疏导,化解矛盾。二是及时召开各中心学校、中学、局直学校校长会议,传达上级部门维稳工作指示精神,部署教师维稳工作。各中学、中心学校、直属学校、各镇小学中层以上干部经常深入到教师中去,关心广大教师的生活、工作,了解教师疾苦,多为教师排忧解难,并从中了解广大教师呼声,掌握思想动态,做好耐心细致教育工作。三是以中心学校、中学、局直学校为单位,尽快摸清不稳定因素的原因、重点人物、怀疑对象,并进行造册登记。对思想混乱、情绪不稳定的教师,要求各单位每天对他们进行跟踪,及时掌握情况,发现苗头及时处理,及时记录,及时汇报。四是包干负责,层层落实责任,并进行责任追究。教育局班子成员和驻点干部对相应的片和镇负责;各中心学校干部包校负责;各中学、局直学校校长、主任,各小学校长、主任包干负责到各个教师,形成责任网络体系,把责任层层落实,并造好《维稳责任包干名册》,以备查验。单位第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包片包干负责的干部为直接责任人,若出现问题,将逐级追究责任。五是各学校不定期地组织教师学习《教师法》及上访的有关规定等,使广大教师遵纪守法。教育局班子成员及驻点干部经常性地检查、了解各学校的维稳工作情况,并及时将情况向局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六是建立周报制度。各中学、中心学校、直属学校每周星期五将维稳情况书面或电话向局驻点干部汇报一次。若有问题的,即及时向局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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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等待真爱 @ 2011年06月27日 Monday, 07:22 PM)
我只能说,我想叼通讯员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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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感谢记者,要不是记者曝料,我们不知道领导是这样管理老师的,更不知道领导把老师看成“神经病”。
 
QUOTE(黑眼睛 @ 2011年06月27日 Monday, 11:52 PM)
应该感谢记者,要不是记者曝料,我们不知道领导是这样管理老师的,更不知道领导把老师看成“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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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记者和通讯员乐于玩无间道,双方都会说谢谢!
 
正如某楼说的,没有记者的曝光,老师还真不知道校长已经将自己当成被专政的对象――敌人。
 
教育局像防洪水猛兽那样地防着老师,从维稳中我看到的是专制、是独裁!
 
QUOTE(你为谁说话 @ 2011年06月27日 Monday, 09:43 PM)
想起电影《窃听风暴》,东德就是这样与公民为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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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听一下民间的声音,不要动不动就“维稳”!
 
我每天都带把刀去学校,谁想动我就先干了他,管他什么法什么律,死就死吧,一个够本,两个赚,相信不止俩。
 
其实论坛上有些狗贼正盯着你们・・・・・三中某老师,麻岗老师・・・你们估计都有分。动了头的土・・・・・
电白的通讯员不一定要八・・・・・・因为他们其实也是被人强奸了还要说谢谢
 
“电白出台教师维稳工作应急预案 ”有违与人为本的精神,建议赶快取消。

为何说有违与人为本的精神,要赶快取消呢?

出台《教师维稳工作应急预案》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反观却是不尊重老师的人格的表现,老师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的一个特殊群体,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条条框框去管制他(她)们,而是要从三方面去解决当前学校教师队伍的思想不稳定因素,一、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改善他们的生活;二、加强法制和思想教育,多组织老师到外参观学习,放松紧张的工作压力;三、在学校内提昌民主治学的氛围,多创造条件让老师们有表达意见的机会,让每个有能力的老师有平等提拔的机会。出台教师维稳工作应急预案,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弄不好起到反作用。若能做到以上三点,相信能标本兼治。
 
“健康教母”马老师,护士出身,如今身价过亿!
一个人,必需在合适位置才能发挥自身的潜能!
 
电白出台教师维稳工作应急预案,竟然登载在茂名日报上?

是唯恐天下不知?真是见笑人了!
 
QUOTE(你的老婆我的情人 @ 2011年06月27日 Monday, 09:16 PM)
看来,很快各级各单位都又要建立新的什么局什么处什么办公室了。
“马上办”还是立即办还是当时办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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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维稳办公室???
 
 异化的四大表现

  近年来,中国式维稳的异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领导方式的异化。现在多数地区对维稳工作采取主要领导亲自抓,各个部门、各级领导齐动员的方式。本来在民主国家和现代化社会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依法办事,建立长效治理机制;而现在一些地区的维稳工作,已异化成“首长挂帅”、“全民动员”、“政治运动式治理”的领导方式。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就开展大规模政治动员,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当地最高领导亲自挂帅,各个部门齐上阵,不惜财力、物力、人力,不计成本,以保辖区一时平安。不少地方还搞达标评比,按照“六有标准”(有组织、有人员、有牌子、有阵地、有活动、有记录)建立各种维稳站点。一些地区安排主要领导干部负责包抓群众反映集中、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力求使群体性事件、来省集体上访、进京上访三项数据大幅下降。这种大搞群众运动的领导方式,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有时也能见一时之效,但实际上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陈旧方式。

  二是治理方法的异化。对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突发性群体事件,本应采取疏导情绪、听取民意、耐心解释、化解矛盾的,依法办事,按规章按程序解决。但现在个别地区的治理方法异化为镇压、驱散、限制、跟踪、截访等。一些地方敏感时期需稳控的对象竟有“21种人”,稳控一名重点对象的相关人员可达数十名;为防止重点人员上访,甚至派人跟踪盯梢。一些地方不但不解决上访群众反映的问题,反把截访、控访作为主要任务,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形象,群众对维稳治理方法的异化意见更大。实际上,目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多数是部分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集体上访,而地方政府定性不准、处置不当造成的。这些事件本来最初并不是针对政府的,或者说不是官方原因造成的,政府至多处于调解者或中立方的位置。但因某些地方官员把这些行为定性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而采取了镇压、驱散或推脱敷衍的处理方法,最终激起了众怒。这无疑是治理方法异化带来的恶果。

  三是维稳重心的异化。维稳工作的重心应是寻找和解决不稳定因素的根源,防患于未然,而现在异化为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一些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做好源头的预防和治理工作。这种维稳重心的异化也反映出一部分基层政府官员行政能力的低下和服务意识、公仆意识的缺失,对社会不稳定因素和易激发矛盾的事件,不愿调研、无法预见,也无能为力,于是从“见怪不怪”到“熟视无睹”,失去了必要的防范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一般情况下,公众最基本的利益诉求,首先会在制度框架内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缺乏正常途径或堵塞了沟通渠道,公众才会以一种非制度化甚至是非理性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诉求表达方式虽然形式各异,但共同点就是不可预期甚至不可控制。

  四是政绩考核功能的异化。上级政府把维稳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试图约束基层官员的不作为或不当执政行为。但是这种约束不但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反而异化为维稳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致使很多基层官员不得不用极大精力应付与维稳相关的事项。在中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在这种政绩考核功能异化的情况下,许多基层官员为了应对上级领导的压力,往往并不去思考如何解决群众的诉求,而是采取了截访、销号、拘留、罚款、劳教、判刑等控制手段压制上访人员。
 
QUOTE(官盖满电白 @ 2011年06月29日 Wednesday, 10:40 PM)
 异化的四大表现

  近年来,中国式维稳的异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领导方式的异化。现在多数地区对维稳工作采取主要领导亲自抓,各个部门、各级领导齐动员的方式。本来在民主国家和现代化社会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依法办事,建立长效治理机制;而现在一些地区的维稳工作,已异化成“首长挂帅”、“全民动员”、“政治运动式治理”的领导方式。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就开展大规模政治动员,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当地最高领导亲自挂帅,各个部门齐上阵,不惜财力、物力、人力,不计成本,以保辖区一时平安。不少地方还搞达标评比,按照“六有标准”(有组织、有人员、有牌子、有阵地、有活动、有记录)建立各种维稳站点。一些地区安排主要领导干部负责包抓群众反映集中、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力求使群体性事件、来省集体上访、进京上访三项数据大幅下降。这种大搞群众运动的领导方式,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有时也能见一时之效,但实际上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陈旧方式。

  二是治理方法的异化。对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突发性群体事件,本应采取疏导情绪、听取民意、耐心解释、化解矛盾的,依法办事,按规章按程序解决。但现在个别地区的治理方法异化为镇压、驱散、限制、跟踪、截访等。一些地方敏感时期需稳控的对象竟有“21种人”,稳控一名重点对象的相关人员可达数十名;为防止重点人员上访,甚至派人跟踪盯梢。一些地方不但不解决上访群众反映的问题,反把截访、控访作为主要任务,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形象,群众对维稳治理方法的异化意见更大。实际上,目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多数是部分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集体上访,而地方政府定性不准、处置不当造成的。这些事件本来最初并不是针对政府的,或者说不是官方原因造成的,政府至多处于调解者或中立方的位置。但因某些地方官员把这些行为定性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而采取了镇压、驱散或推脱敷衍的处理方法,最终激起了众怒。这无疑是治理方法异化带来的恶果。

  三是维稳重心的异化。维稳工作的重心应是寻找和解决不稳定因素的根源,防患于未然,而现在异化为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一些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做好源头的预防和治理工作。这种维稳重心的异化也反映出一部分基层政府官员行政能力的低下和服务意识、公仆意识的缺失,对社会不稳定因素和易激发矛盾的事件,不愿调研、无法预见,也无能为力,于是从“见怪不怪”到“熟视无睹”,失去了必要的防范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一般情况下,公众最基本的利益诉求,首先会在制度框架内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缺乏正常途径或堵塞了沟通渠道,公众才会以一种非制度化甚至是非理性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诉求表达方式虽然形式各异,但共同点就是不可预期甚至不可控制。

  四是政绩考核功能的异化。上级政府把维稳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试图约束基层官员的不作为或不当执政行为。但是这种约束不但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反而异化为维稳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致使很多基层官员不得不用极大精力应付与维稳相关的事项。在中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在这种政绩考核功能异化的情况下,许多基层官员为了应对上级领导的压力,往往并不去思考如何解决群众的诉求,而是采取了截访、销号、拘留、罚款、劳教、判刑等控制手段压制上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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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时候不稳定了?
 
高明。其实我很佩服我们的领导的聪明才智,在管理上是十分到位的,滴水不漏。要是对付不法分子也这么厉害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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