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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总理才配当中国的官 (2人在浏览)
- 主题发起人 陈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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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朱g基的功过是非：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
简评朱g基的功过是非：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
为官者总是要下台的，或死去下台，或活着下台；或正常下台，或非正常下台；或在掌声中下台，或在骂声中下台，反正总有一天得下台就是了。现在两会正在不温不火地开着，3月5日上午，朱老板（中南海里的人都爱这样称谓朱F基）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作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给死气沉沉的会议多少带来点生气。有报道说，当他走下讲台时，代表们的掌声一直追随着他，有人掐表计算，长达1分45秒。不管人们怎样鼓掌，过几天，当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亮相，朱F基的总理生涯就画上句号了，他要加入到“员外”老人的行列去颐养天年了。不知此时此刻朱老板的心情如何，你在想什么？从世俗的角度看，一个人一生中能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应当说是光宗耀祖、功成名就了。用老百姓的话说：老朱家的祖坟冒清烟了！
古往今来，当官的往往“恋栈”，舍不得手中的权利，死乞别赖地寻找各种借口占着位子不下的大有人在。时下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中的那张总爱显摆自己的熟悉面孔，就是这样的人。朱老板似乎不是这种人。
一个人要下台了，自己总不免回过头来反思一下自己在位时的德和行，也许还想听听老百姓的反映如何，当然，能够听到真话并不容易，至于那些天性愿听好话、奉承话的人就更难听到逆耳之言了。朱老板和那些人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大相同的。近来，国内外媒体对朱老板的功过是非多有评论，好坏话都有，笔者也想凑凑热闹。
“疯子总理”与“赤字总理”
实事求是说，朱老板在人们（我这里主要指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还算可以，口碑也不算坏，似乎好于其他常委。好在哪里呢？笔者以为，好就好在不管对与错，他都敢想敢说敢干，个性鲜明，特别是他敢于说真话，再加上他有一个如簧之舌，口才特好，什么话到他嘴里，就会活龙活现，能抓住人。当然，他有时也常常恶语伤人，也干了一些“疯”事儿，得罪人不少，因此有人送给他一个“疯子”的绰号。疯子者，严重精神病患者，不正常也。“疯”字还有另一种解释：“农作物生长旺盛，但是不结果实。”不管怎么说，权衡利弊，总比“骗子”、“傻子”、“混子”、“秧子”要好听一些，名声也好一些。
说他“疯”似乎也并非毫无根据，就说朱老板上任后所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吧，他的确“疯”了一把。这是他掌管国务院后的惊人之举。周恩来当总理时，是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收支基本平衡的财政政策，到文革时期，我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是世界上少有的无债之国，为此，我国在世界上荣光了好多年。华国锋接班，萧规曹随，依然是清明财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上来，开始举债，到李鹏离开总理位子时，累计发行国债6000多亿人民币，外债近千亿美元
朱老板接任5年，发行国债就翻了两番，数字窜升到18700亿人民币；外债也翻了一番多。有学者估计，各种债务相加及国有银行呆死帐，总共高达14万亿元人民币，超出我国居民储蓄（8万亿）6万亿，相当于我国一年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40%。这可是一个吓人的天文数字呀！对此，上下多有微词。香港媒体更是不给面子，给他戴上一顶“赤字总理”的帽子。朱老板闻知大为光火。在一次会议上，他怒气冲冲地说：没有国债，1998年财政就垮台了。他怕大家听不明白，又跟上一句：我成了擦屁股的总理！说起来，他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这种局面，是改革路线发展的必然。只要中国走上市场经济这条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律这个魔鬼就会缠上你。经济要拉动，7%以上年增长率要保证，“繁荣”要维持，不借债行吗？显然不行。
大家还记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那场经济大危机吧？胡佛总统没招儿下台了，罗斯福接任就是用的这个办法来应对危机的。所谓“罗斯福新政”就是这一套。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大量发行国债，大兴土木，修铁路、筑公路、挖运河、建水利、办工厂，以此拉动消费，缓解失业和经济萧条这两个大矛盾。大家知道，罗斯福的新政是从凯恩斯那里学来的。凯恩斯发明的理论核心，是主张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会大量工人失业，发生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鼓励消费和鼓励投资这两个方面来刺激“有效需求”。他主张“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政府直接投资，就要大量增加财政开支，钱从哪来？自然是大量发行国债，实行赤字财政。凯恩斯提出，为了摆脱危机，即使国家雇佣大批劳动力随便在地球上挖窟窿，或者国家把装满钞票的瓶子埋进废矿里，然后租给资本家，让他们雇佣工人再把它挖出来，都是生产性的，都是可行的。凯恩斯甚至提出，必要时，可以不惜发动侵略战争来增加“消费”。按照凯恩斯的说法“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结果可以使社会致富。”“政府多花一点钱，增加一点消费，能起几倍的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罗斯福按照凯恩斯这个被资产阶级称之为“救星”的资本主义“还魂术”，从1932年――1938年5年间先后共支出约350亿美圆巨额款项，国债总额增加了130亿美圆。
细心对照一下，朱老板的这个路数与“罗斯福新政”的路数如出一辙，只是发动侵略战争这一招儿没敢学。关键是朱老板的“新政”借了这么多债，效果如何，今后如何还。当然，这些年我国像当年的美国，的确修了好多的高速公路、铁路、水利工程，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也如魔术般地成片成片地冒出地平线。各级政府有了钱，就讲起排场，全国各大城市竟相攀比，不惜斥巨资把市容打扮得如花似锦，到处都有形象工程。真是财大气粗，花钱如流水，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的投资。北京的一个大剧院就投了40多个亿，好像中国没人了，还花大价钱清外国人来设计；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就“消费”几个亿。笔者想，毛主席周总理若活着决不会这么干。有了钱，有了投资，就可以呼风唤雨，几十万、上百万的民工潮被“看不见的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南来北往，涌动于全国各地，这幅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壮观画面，这些人们感官上的辉煌业绩，很大一部分是用这些借来的钱或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铸就的。
这几年，“保证7%以上年增长率”的任务从数字上看是落实了，可消费严重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商品大量积压、开工率普遍不足、经济日益疲软等问题依然故我，没有根本解决，还出现了当年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过的，倒牛奶、砍果树、砸机器等令中国老百姓瞠目结舌的场面（中国牛奶消费年人均才4公斤；水果年人均消费不过10公斤，不到发达国家的1/10）。用这个办法“拉动经济”从短期看，还可以，从长期看肯定是不行的。
有的学者说了实话，这几年，拉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率、使中国在世界上“一枝独秀”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两个：一是靠大量引进外资，二是靠借债。从这个角度看，朱老板是功不可没的。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在这大大小小的工程中，也养肥了一批资本家和贪官污吏，朱老板的“新政”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年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代价很大，效果甚微，并没有给美国的经济带来大的转机，工业企业开工率仅为50.5%―73.8%，后来，由于遭到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对，“新政”只维持到1938年就草草收场了。随着1938年美国新的一轮经济危机的开始，就宣布了罗斯福“新政”作为反危机法宝的破产。在我们中国，朱老板的“新政”还能坚持多久呢？
“鸡生蛋蛋生鸡”的美好愿望
朱老板的好心往往不得好报。就说给公务员长工资吧，朱老板是下了决心的，4年内，要给全国公务员的工资翻一番，于是，3年长了4次工资。去年年底本来还要再长一次，才能达到翻番目标，可是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竟有人不领情，进行“倒乱”，唧唧嚓擦地说了不少反对的话，什么“工人下岗了，两极分化了，公务员不要脱离群众了”，结果这次就没有长成，这两天人大会上，财政部长项怀城在报告中透露，去年准备长工资那笔钱已用到扶贫上，今年7月继续长工资。笔者去年在一次有关“三农”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上听到一位学者在报告中说，朱老板起初的设想是非常好的：公务员长工资以后，钱多了就会大量消耗农产品，从而就拉动了农业的发展；农民富了，就要大量购买工业品，从而又拉动了工业发展；工农业发展了，就会增加就业，工人、农民、公务员都皆大欢喜，国家税收也会增长，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良性循环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几年下来，蛋是下了不少，但是，这些蛋并没有再生出鸡来。原因出在哪里呢？原来，朱老板为大家长工资的同时，国家出台了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等方案并付诸实施。这些年的经验告诉人们，凡是一项改革措施出台，那就意味着要从老百姓兜里往外掏钱。所以，人们有后顾之忧，不得不把长的工资存起来。这两年，银行的储蓄疯长，除了产生了暴富群体（20%的人占有80%的存款），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如此这般，朱老板的“鸡生蛋”计划就这样破碎了。事情还远不至此，良性循环的愿望变成了恶性循环的现实：一来，公务员长工资拉大了干部和工农群众的距离，拉大了两极分化，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特别是干群之间，产生了许多没有想到的矛盾；二来，朱老板“以薪养廉”的初衷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勾起了一些官员发财的欲望，助长了腐败之风。
“直罗锅儿”式的“国企解困”
再说国企改革，朱老板也夸下海口：国企要三年解困。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国企到底解除困难没有呢？他说解困了，可老百姓说，没有。国企不仅没有解困，反而快搞没了。中央作出“抓大放小”的决定后，国有（包括集体）中小企业卖掉的卖掉，破产的破产，改制的改制，“摘帽”的摘帽。国有大型企业不好卖，就来个五鬼分尸，搞股份制，切块卖，石油分了，电信分了，银行也要分，中国的资本家买不起的就吸引外国大资本家进来买，横竖都要实行产权多元化。据官方说，这是目前人家西方最先进的企业制度，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最有效的、最好的、一抓就灵的“现代企业制度”。
可工人们却说，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变着法儿把国企和集体企业变成私人所有的“制度”；用“现代企业制度”来为国企“解困”的办法，是“直罗锅儿”的办法，是把国企往死里整的办法。北方农村往往把江湖医生胡乱治病的医道和医术比喻是“直罗锅儿”。“罗锅儿”是北方方言，即驼背。所谓“直罗锅儿”就是站在罗锅儿上狠劲踩，罗锅儿肯定是直了，可人却死了。这次朱老板的报告把国企三年解困列为他的政绩之一，可事实并非他报告中所说的那个样子。当前国有企业的矛盾已经不是困难多少的问题了，而是还能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了。目前，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不足三分之一了，而且许多地方的官员还在狠劲高喊着“国退民进”、“国企从一切竞争领域退出”，发誓要消灭国有企业。可以预见，用不了多久，目前这个比例还将大幅度缩减。就是这区区不足三分之一还挂着国企牌子的企业，也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了，性质已变了。
“股份制不是私有化”
在中国搞不搞私有化这个问题上，朱老板的表现，似乎有些自相矛盾，难圆其说。一方面，他经常声明，中国决不搞私有化，他也不承认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搞私有化。《真理的追求》杂志2001年发表过一篇题为《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文章，作者是九届政协委员喻权域。李鹏看了很欣赏，还批了几句话，说是“针砭时弊”。朱老板也很欣赏，2001年他在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很生气地说：不是有句“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话吗？这句老话可以改一个字，叫它：“崽送爷田不心疼！”接着他对一些地方有关国企改革的说法和做法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中央说，国企改革“有进有退”，现在一些地方被引用为“国退民进”，“国企要全面退出，而且要限期完成”。怎么退呀？过去一屁股债，退给私人老板？冲销国家损失？私营企业主不会去养国企工人的，他要的是国企这块地！长春把拖拉机厂卖了，还要政府来擦屁股。他在这次讲话中还怒气冲冲地点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原山东省诸城市委书记陈光（这个人以卖国企闻名全国，绰号叫陈卖光，后来，因卖国企出政绩，而升迁到荷泽任市长，到菏泽又把卖国企发展为送国企，绰号又变成陈送光――笔者注）。朱老板说：“有个陈某人，够狂的，他说，‘有人三年前提出国企改革不能一卖了之’，狗屁！他是说我呢，这话是我说的，我还没死呢！完全违背十五大精神！”朱老板说：“总而言之，不能刮风，不要以为把国企送给私企就能办好。”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陈卖光的诸城改革，恰恰是国务院的试点单位！另据笔者所知，朱老板确实提出过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一卖了之的意见，当时好像有些阻力，北京某一大报就硬是压了一段时间不发表，后来终于发表了，标题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一卖了之》，但是，又遭到某些媒体的非议。有一家报纸就公开与朱老板唱对台戏，说什么：国企可以出售，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一卖了之”没有错，卖了“不了之”怎么行呢？结果，朱老板的话，屁事儿没顶！卖国企、送国企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并且还不断加大力度，加快进度。
到了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央又发出新的号令，要求全国上下齐心合力“攻坚”，所攻的“坚”就是国企！各地闻风而动，积极响应。海南省委书记杜清林一马当先，率先提出：我们“不求所有，只求所得”、“不求属性，只求作用”（见2000年8月28日《报刊文摘》）。副总理李岚清也说了同样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有企业归谁所有无所谓，只要向政府纳税就行。
据2月23日《文汇报》报道，2001年私营企业已有203万户，投资者461万人，雇工2253万人，与解放初期的私营企业9.1万户，投资者21万人，雇工241万相比，都要多到10倍以上。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私有”不仅“化”了，还形成一个靠掠夺起家的新生资产阶级，而且这个新生资产阶级还在GCD内！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于去年底搞了一次专题调查，在203户私营企业主中，29.9%是.党员，另有11.1%在“七.一”讲话的鼓励下，正在积极争取入党！（见2003年3月5日《报刊文摘》）“资产阶级就在GCD内”这句话，看来是被毛主席言中了，如果说文革时许多人还有怀疑的话，那么，现在已经验证是千真万确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这么严重的问题，朱老板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吗？不是。据一位知情者透露，有一次朱老板与丁关根一起议论国企改革宣传问题，丁关根说，现在一些地方的改革，有点像瓜分国企。朱老板说，我也有同感。朱老板是坚决反对卖国企、送国企的，他似乎认为这样做就是私有化。然而，他又说过另外一些令人生疑的话，例如，2001年他和老布什的一次有趣的对话，大家还记忆犹新吧？老布什认为我们搞的是私有化，朱老板说，你们叫私有化，我们叫股份制，只是说法不一样。2000年8月14日《报刊文摘》以《我们不准备实行国企私有化，而是实行股份制，或是公有制》为题披露朱老板这样一段话：经济改革首先是国企改革，先是设法使今年无赤字，三年脱困。当然，彻底改革还有待时日。我们不准备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而是股份制，或是说公有制。所谓公有制，就是让股票上市大家购买，公共所有。他说，这是根据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把国营企业改为私有化，结果几乎完全倒闭的惨痛教训得出来的经验。故而我们实行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
早在1996年，朱当副总理时，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大意是：国有企业改革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实行私有化，然后大量破产、兼并、裁员，这是东德的做法，见效较快，这个办法是私有化，我们决对不搞，而且我们也搞不起。另一种是用温和的办法，根据我们力量和可能，逐步实行调整、兼并、减人增效，实在救不活的只有破产，这样步子虽然慢一些，但比较稳。（见1996年2月29日《报刊文摘》）他的这些话听起来，很是令人费解：国企卖给少数人是私有化，而卖给多数人（国企产权变成股票上市大家来买）就不是私有化。他所主张的“公有制”就是：“让股票上市大家购买，公共所有。”他认为，在私有化问题上，我们与东欧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大量破产”、“见效较快”的办法；我们是“慢一些，但比较稳”的办法。只要稍加分析，就会感到朱老板所说的“股份制不是私有化”是站不住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常识来认识，股份制就是私有制，这是没有什么可含糊的。
朱老板在这个问题上种种自相矛盾的表现，使人们感到很奇怪：按理说，作为他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本不应该糊涂到这种地步的，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反腐与《焦点访谈》
在廉政和反腐败问题上，朱老板也是一个矛盾人物。2000年3月15日，他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当时，他的这句充满激情、掷地有声的话语，使许多国人为之动容，为之倾倒。本来，GCD人做“清官”，已经是低标准了，再说，用“清官”的“官”来比喻自己的身份也与GCD的性质和宗旨不相符，即使如此，在时下腐败盛行的官场上能听到高层领导发出这样的声音，已如旱天惊雷了。因此，大家对他充满了期望：这一下，我们可有一个好总理了，贪官污吏有人管了。
他自己是真想做一个廉洁的总理，这一点大家并不怀疑。可是作为中央常委和一国总理，即要自己清廉，还要抓好全党全国的清廉。几年下来，到底怎么样呢？就他个人方面看，反映不一，近日北京官方传媒文章披露，朱F基虽然贵为总理，但其亲戚却未有因此沾光，多年前其堂兄弟及亲属已有六人下岗、失业。读来令人感动。也有不好的反映，主要是他的两个子女朱燕来和朱云来，据说朱云来担任巨型跨国公司高盛集团享有高薪的在华督办和业务主管，如果真有此事，那就是说，他儿子是干着洋奴买办的勾当！虽然在高层，像他儿子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可对于在国人面前夸下海口的他来讲，这就自打嘴巴，食言了
这个暂且不论。反腐工作他抓得怎么样呢？五年来，就整体看，党风并没有根本好转，并且比5年前更为严重，已经到了天怒人怨、水涌覆舟的地步了。但说他没有做工作，那是冤枉了他。他确实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对金融机构的整顿、解决“三角债”、打击走私犯罪，以及对几个走私大案的查办，他的态度是最坚决的，这一点大家也是肯定的。就拿走私几百亿的福建厦门远华走私大案来说吧，他是下了狠心的。他在一次会上说：“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首犯赖昌星跑到加拿大，他也是紧追不舍。他说：“加拿大总理伊利蒂安来我国访问时，我提出赖昌星问题，必须遣返。伊利蒂安说，赖很有钱，赖请了最好的律师。我说，要说有钱，我有1600亿美圆的储备呢，最后，伊利蒂安表示愿意引渡回来，但他到香港，又表示，不能判死刑。”朱老板与伊利蒂安的这番谈话过去两年了，赖昌星仍逍遥海外，可见，朱老板的权力也是有限的，个中原因，谁都知道，是有保护伞，有人不愿让赖昌星回来，朱老板也是无可奈何。
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是反腐败的一个好栏目，老百姓非常喜爱看，朱老板也喜欢看，并且非常重视，还不断地给予鼓励。在中央高层公开表态支持《焦点访谈》的，只有他一人。记得朱老板在一次会议上讲：“我要鼓励《焦点访谈》，但地方上很恼火，一到晚上七点半，地方一些同志就发憷了，生怕在《焦点访谈》上被点名。现在批评少了，最近《焦点访谈》的锐气越来越少了。你们怕什么？不就是调动工作吗！《焦点访谈》里，人民的话要多点，乡镇干部的窘态要少拍一点，应该说大部分干部是好的。尖锐的精神要保持。”在以正面宣传为主的众多媒体中，《焦点访谈》则是以报道反面典型为主，特别是对腐败问题揭露的比较多，老百姓之所以非常喜爱它，原因也就在这里。当然它揭露的主要是县以下的问题，多为村官、乡官，县一级的官都很少。尽管它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嫌，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据说，朱老板不仅自己看，他还号召部长们看。有时，他还搞“突然袭击”，时不时打电话问某一部长：“看了今天的《焦点访谈》没有？”此事传开，吓得部长们在《焦点访谈》时间，不管情愿不情愿，都得老老实实坐在电视机旁。
尽管朱老板在工作上有如此良苦用心，如此兢兢业业，效果并不怎么好，还是只“生长旺盛，不结果实”，腐败案件接二连三不说，连他这个伯乐非常欣赏的爱将朱小华、王雪冰也相继落马。前年，国家审计局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审查小金库，竟然查出违规金额高达几百个亿！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身边都这样，全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牵一发”的“费改税”
在“三农”问题上，朱老板也有许多大胆举措，为减轻农民负担，也为缓和基层过热的干群矛盾，朱老板提出了费改税的主张。他首先在安徽部分地区进行了试点。费改税的办法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毕竟是一件好事，因为多年来，农民已如牛负重，被各种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农民辛辛苦苦种地，一年下来，交完各种费税就所剩无几，有的地方农民甚至还要倒贴。农民们气愤地说，过去说国民党税多，GCD会多，现在可好，GCD的会倒是很少开了，可GCD的税比国民党时还多。农村的各种摊派确实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于是造成了一些地方大片土地撂荒现象。许多媒体也发出了为农民解困的各种呼声。
一个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写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以后，在社会上曾引起不小的轰动。李昌平在书中讲到“三农”问题时摆出4条严重表现：“（1）、绝大多数省份的农民的农业收入在缴纳税费之后的剩馀，不足以维持农民劳动力再生产和农业简单再生产。（2）、农村的原有基础设施功能退化，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品安排名存实亡，农村市场萧条，农村金融萎缩。
（3）、农业增产不增收，农业投资持续下降，农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不少农村已经退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4）、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资源十分有限，且有限的资源又不断被基层政府组织吸纳，解决三农问题遇到体制和制度性障碍。”面对严峻的三农问题，朱老板也坦言头痛不已。
朱老板“费改税”的举措，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但如果真正落实了，也会多少解决一些农民的负担问题。然而，施行起来并容易，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它和整个“生物链”是环环相扣的。小环境受大环境制约；小政策受大政策制约，因而落实起来阻力重重，至今未能在全国全面推开。已经实行费改税的地区，也出现了新的矛盾。摊派减少了，乡镇干部和教师的工资就发不出来了。这与我们吃皇粮的人过多，各地财政多为吃饭财政不无关系。这些年，年年喊精简，可是吃公粮的乡镇干部却越来越多。最近“两会”透露，政府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有4500多万人，全国平均28个人养一个人，这可能还不包括几百万军队和几十万武装警察。
那就精简机构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连续几次大动作，机构是压缩了，国务院40个部委减到了这次人代会上定的28个，可就全国而言，吃皇粮的人数不仅没减，反而在增加。这又是朱老板的一个败笔。
撤乡建镇的尴尬
这几年，在农村刮起撤乡建镇风。撤乡建镇的目的无非是转移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村人口，据说这是衡量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有的不到10%，而我们的比例则是60%多。现在，我国有8亿农民，4.9亿农村劳动力。有的专家闭门造车，说全国农村有4000――5000万劳动力从事种植业生产就够用了，这样中国就可以实现工业化了。
撤乡建镇，并不是始自朱老板，但朱老板执掌国务院这几年，又大力推进了。乡改镇、县改市，虽然城镇数量大增，城市人口也大增，可是，除了沿海地区，全国大多数地区新建的市镇并未出现多少工业，许多农民虽然拿到了城市户口，却变成了既失去土地又无工可作的城镇贫民。看来，英国当年用“羊吃人”的办法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恐难在我们这里行的通。西方的摸式不符合中国国情，照葫芦画瓢是不行的。
改变粮食自给政策
这些年我国的粮食问题是朱老板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朱老板在粮食问题上过于乐观过于自信。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宣传过分强调粮食安全，过分强调种植面积，这是不妥的。现在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他断言，如果中国有一年颗粒不收，粮食也吃不完。有人不让我说这句话，我还是要说。他甚至提出，用粮食生产汽油醇，以代替部分汽油。他提出，浙江、江苏、上海等沿海地区可以不种粮食。他提出，西部地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许多有识之士无不为朱老板的这些“疯”招儿担心不已。
2001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5260万吨，国库存粮5000亿斤。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达370公斤。这个成绩的取得，应当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建国后几十年打下的基础，例如，农村实行合作化集体经济以后，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农村生产力，激发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利用集体的力量，大力加强了农田、水力、电力、农机等基本建设；建设了数以千计的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化肥厂；加强了农业科技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包括袁隆平高产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与推广。改革前，我国已解决了温饱问题，粮食已经自给有余，1970年全国库存粮食就已达4000万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散了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了分田到户政策。改革初期，利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加上大量化肥的使用，再有老天爷作美，也取得连续几年的丰收。
但，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它的生产力是极其有限的，也不可能有后劲。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到朱老板接任时，农业生产已经开始下滑，粮食耕种面积连续减少，1999年减少940万亩，2000年减少9000万亩，2001年减少3444万亩，2002年全国又减少多少，笔者未见到统计资料。近日媒体报道，到2002年底我国农业可耕地已由1996年的21.1亿亩减到18.89亿亩，其中粮食总耕种面积只有15.9亿亩了，本来我国的可耕地就少，我国的人口占世界20%，而可耕地却只占世界的7%，经过这几年的折腾，就更少了。由于耕地的减少以及天灾人祸，我国粮食已连续多年减产，加之入世后关税的降低，外国粮食以及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大举抢占我国市场，使粮食形势更为严峻。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有人故意欺骗国人，在媒体上宣传说：2002年是入世的第一年，并没有出现国外粮食大量进口的形势呀？他们并以小麦和大豆为例，说去年我国小麦出口大于进口；大豆的进口也比前年少。他们回避了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由于2002年世界上几个小麦和大豆主产国受灾减产造成的。二是大豆净进口去年少于前年，那是2000、2001两年我国进口过多，造成库存积压而减少了进口的。虽然去年这个问题没有凸显出来，别急，过几年，就会看清楚。
我国刚刚入世时，世贸组织后任总干事、泰国前副总理素帕差-巴尼巴滴就说过这样的话：“对美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农民来说，低关税无疑是好消息。几十年来，中国人一直成功的养育了自己。如今可耕地日益缩减，对于边缘土地的利用导致环境的继续恶化。意识到粮食自给的代价太大，中国政府目前将国内粮食自给率由一直以来的100%降到95%，谨慎地放弃粮食自给。”（2002年1月13日《中Guo青Nian报》）美国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粮食问题上不断进行蛊惑人心地宣传。在1996年世界粮食会议上，美国提出，主权国家如果可以通过购买来消除国内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距的话，那么它在粮食方面不必要自己满足自己。（2002年2月15日《参考消息》“农业战争”）
我们不能上美国的当。放弃粮食自给政策，必将对国计民生，对国家独立和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孰若不信，那就让历史会来做出结论吧，不过，待到大祸临头，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朱老板就管不了这么多了。
中央机关的同志都知道，朱的权力虽然很大，但也是有限的，不但是党和军队的大权，而且本应国务院管的经济和外交的最后决断权也都掌握在别的人手里。尽管如此，经济工作和外交工作上发生的问题，朱老板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一有集体领导的责任，二也有他个人的责任。外交上与他有直接关系的有三件事。
一件是，正当美国侵略南斯拉夫的时候，人家俄罗斯的外长在访美途中，立即返回莫斯科，而我们的朱老板却急忙赶往美国访问，要知道这是一种象征啊。据说，他本人不愿此行，是政治局集体决定他非去不可，这也罢了，可是，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美国人面前说了那么一句遭国人唾骂的话：我是来给你们消气来了！这句话着着实实地刺疼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第二件，他亲自主持签订了《中美农业协定》。这件事，也遭到人们的非议，说他是卖国。签订条约的事，对中国人民来说太敏感了。因为从康熙帝逝世前三年（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始到1901年的辛丑条约，再到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中国与外国先后签订了多达20多个条约，几乎每次签约，都是中国吃亏。中国人实在是吃亏吃怕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毛主席和GCD，中国再也不去吃这个亏了。最近，从左大培致全国人大的信和一些资料看，这个协议，有些准入条款，连日本、台湾都未答应的，我们答应了，我们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让步太多太多了，确实有问题，可能又是一个吃亏的“条约”，它将给我国农业带来无穷的后患。有学者极言：《中美农业协定》把我国的农民给卖了；加入WTO又把整个中国给卖了。
第三件是购买美国债券。2001年初，他在一次会议上讲：“美国经济对我们的关系极大，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也不一定好起来，我们并没有把美国当成敌人。它要烂下去，我们大家就要扎紧腰带了。”在经济、外贸关系上，确实把中国和美国栓在了一起。朱老板有一个使他洋洋得意的杰作，那就是外汇储备。据报道，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800亿美圆，2001年初，朱老板在一次会议上津津乐道的说到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我们的外汇主要是投到美国买债券和投资了，我国每年能收益80亿美圆。我们已占有美国证券市场的6%。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美国的证券市场。”正当笔者写到这里的时候，看到了2月27日《参考消息》刊登的英国《金融时报》一篇题为《亚洲为美国大炮和黄油付钱》的文章。文章说：亚洲，其中自然包括我国，“间接地为美国展示国力支付开支。”“全世界外汇储备为22940亿美圆，其中73%是以美圆形式储备的，这些储备的58%是亚洲各国和地区政府持有的，中国大陆持有2586亿美圆，占总量的19。3%”，“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4000亿增加到2001年的5000亿。外国政府购买美国债券的增加，弥补了这一差额。”
朱老板把外汇投到美国的举措，可能带来三种后果，其一，我们给美国打了“支援靶”，为“美国经常帐户赤字”，“弥补了差额”；其二，由于美圆的连续贬值，造成我国的债券、投资和外汇储备缩水；其三，把我国的金融、经济的安全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给我国的经济、金融安全带来严重问题。多年来，我们在美国面前硬不起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不敢对美国侵略别国的无理提案行使否决权，除了外交路线方面发生了问题，与此种经济关系不能说没有联系。
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以上这些事，只是朱老板总理生涯中的只鳞片爪，笔者不想以偏盖全，更不想一叶遮目。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是客观公正的，特别是像他这样的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干部。那么怎么样才能作到客观公正呢？笔者认为，关键的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和以什么为标准。
如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那就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坚持阶级分析，坚持路线分析。具体来说，在阶级社会里，看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为哪个阶级说话，为哪个阶级服务。在GCD内，那就要看他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是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坚持无产阶级的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硬杠杠、硬标准。
毛主席曾经说过：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辨别香花和毒草提出了六条标准。1964年，毛主席在《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又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条标准。毛主席的这两个“标准”核心问题是站在哪一边为谁服务和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决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反之，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笔者认为，这个标准，不仅对朱老板适用，而且对每一个干部和GCD员、每一个知识分子、包括笔者自己，都是适用的。倘若从这样一个大标准和大视野来看朱老板，那么对他五年总理工作，是充分肯定呢，还是基本否定？是该称颂呢，还是该批评？如果不带偏见，谁都会承认，他的确很有能力，很有才华，也很有实干精神，正像《红楼梦》里说的“人自聪明，才自高”啊！他的确是一个人才难得非同凡响的人物。可是，假如他真的在方向、路线上错了，他的能力、才华、干劲，对人民、对党、对革命事业来说又有什么用呢？越是这样人，可能对党的事业危害就越大呀！
我们还记得，1998年3月19日，他在就任总理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是那样的慷慨激昂，那样的踌躇满志：“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返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问题是，你所说的“地雷阵”、“万丈深渊”是指什么？你要“一往无前，义无返顾”地去走什么道路？你为谁去“鞠躬尽瘁”，又为谁去“死而后已”？我们还是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来看看他的实际表现怎样吧。这五年里，当然也不仅是这五年，可以从20多年前算起，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大变化。这个变化是朝着什么方向变化？又是什么性质的变化？
我们不妨列出12个方面的“问答题”：
1、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是大力发展了公有制经济，还是大力发展了私有制经济？是继续沿着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了，还是改向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2、 在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上，这些年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代表”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还是继承了修正主义？
3、 在党的建设上，党允许党员发家致富成为私营企业主，又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这是否意味着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改变？
4、 这些年，党的腐败之风是好转了，还是越演越烈了？其根源是什么？
5、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是越来越好了，还是越来越坏了？
6、我们党的领导层是坚持了共产主义理想还是放弃共产主义理想？
7、一个新生资产阶级是形成了，还是没有形成？
8、在理论认识上，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还是认为它过时了？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是承认剥削，还是不承认剥削？
9、贫富两极分化、工人大批失业、农民陷入贫困，大批劳动人民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这种局面是改革开放路线和和政策造成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的？
10、我国通过不断让步作了许多不利于我国的屈辱承诺而签订的加入WTO协定，究竟是爱国条约，还是卖国条约？
11、大量吸引外资，开放国内市场，是有利于我国的经济，还是不利于我国经济？
12、在国际共运上，我们党是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外交路线上，是坚定地站在被侵略被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一边，还是站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边？
记得当年赫鲁晓夫下台时，《红旗》杂志发表一篇经毛主席审改的社论，对赫鲁晓夫掌权11年所做的坏事归纳了12条，大多是讲国际关系和国际共运方面的。而笔者列出的12条中多指国内的是非问题。笔者提起这个例子，并不是暗示谁是赫鲁晓夫，而是想说，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面前，每一个GCD员，包括朱老板，都是回避不了的。今天我们评价朱老板，那就要看他在这些问题上都做了什么，是怎样做的？我们给他对对号，打打分。当然，持不同立场的人可以打出不同的分数。有的可能给他打最高分；有的可能给他打最低分，最终的分数，还是应当由人民来定。
朱老板是个明白人，他自己也会反思自己，也会自己给自己打分。据说，两年前，朱老板的一位友人与他谈心，把老百姓意见最大的西化私化腐化问题非常坦诚地反映给他，朱老板听完后对他这位友人说：“请你相信，我还是一个GCD员，但我不敢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列的书我读的不多。”朱老板不当总理了，也不再担任任何社会职务了，但还是一个GCD员，在他面前还有很长的一段人生之路，笔者真心地希望他走好，做一个真正的GCD员。
简评朱g基的功过是非：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
简评朱g基的功过是非：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
为官者总是要下台的，或死去下台，或活着下台；或正常下台，或非正常下台；或在掌声中下台，或在骂声中下台，反正总有一天得下台就是了。现在两会正在不温不火地开着，3月5日上午，朱老板（中南海里的人都爱这样称谓朱F基）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作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给死气沉沉的会议多少带来点生气。有报道说，当他走下讲台时，代表们的掌声一直追随着他，有人掐表计算，长达1分45秒。不管人们怎样鼓掌，过几天，当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亮相，朱F基的总理生涯就画上句号了，他要加入到“员外”老人的行列去颐养天年了。不知此时此刻朱老板的心情如何，你在想什么？从世俗的角度看，一个人一生中能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应当说是光宗耀祖、功成名就了。用老百姓的话说：老朱家的祖坟冒清烟了！
古往今来，当官的往往“恋栈”，舍不得手中的权利，死乞别赖地寻找各种借口占着位子不下的大有人在。时下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中的那张总爱显摆自己的熟悉面孔，就是这样的人。朱老板似乎不是这种人。
一个人要下台了，自己总不免回过头来反思一下自己在位时的德和行，也许还想听听老百姓的反映如何，当然，能够听到真话并不容易，至于那些天性愿听好话、奉承话的人就更难听到逆耳之言了。朱老板和那些人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大相同的。近来，国内外媒体对朱老板的功过是非多有评论，好坏话都有，笔者也想凑凑热闹。
“疯子总理”与“赤字总理”
实事求是说，朱老板在人们（我这里主要指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还算可以，口碑也不算坏，似乎好于其他常委。好在哪里呢？笔者以为，好就好在不管对与错，他都敢想敢说敢干，个性鲜明，特别是他敢于说真话，再加上他有一个如簧之舌，口才特好，什么话到他嘴里，就会活龙活现，能抓住人。当然，他有时也常常恶语伤人，也干了一些“疯”事儿，得罪人不少，因此有人送给他一个“疯子”的绰号。疯子者，严重精神病患者，不正常也。“疯”字还有另一种解释：“农作物生长旺盛，但是不结果实。”不管怎么说，权衡利弊，总比“骗子”、“傻子”、“混子”、“秧子”要好听一些，名声也好一些。
说他“疯”似乎也并非毫无根据，就说朱老板上任后所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吧，他的确“疯”了一把。这是他掌管国务院后的惊人之举。周恩来当总理时，是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收支基本平衡的财政政策，到文革时期，我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是世界上少有的无债之国，为此，我国在世界上荣光了好多年。华国锋接班，萧规曹随，依然是清明财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上来，开始举债，到李鹏离开总理位子时，累计发行国债6000多亿人民币，外债近千亿美元
朱老板接任5年，发行国债就翻了两番，数字窜升到18700亿人民币；外债也翻了一番多。有学者估计，各种债务相加及国有银行呆死帐，总共高达14万亿元人民币，超出我国居民储蓄（8万亿）6万亿，相当于我国一年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40%。这可是一个吓人的天文数字呀！对此，上下多有微词。香港媒体更是不给面子，给他戴上一顶“赤字总理”的帽子。朱老板闻知大为光火。在一次会议上，他怒气冲冲地说：没有国债，1998年财政就垮台了。他怕大家听不明白，又跟上一句：我成了擦屁股的总理！说起来，他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这种局面，是改革路线发展的必然。只要中国走上市场经济这条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律这个魔鬼就会缠上你。经济要拉动，7%以上年增长率要保证，“繁荣”要维持，不借债行吗？显然不行。
大家还记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那场经济大危机吧？胡佛总统没招儿下台了，罗斯福接任就是用的这个办法来应对危机的。所谓“罗斯福新政”就是这一套。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大量发行国债，大兴土木，修铁路、筑公路、挖运河、建水利、办工厂，以此拉动消费，缓解失业和经济萧条这两个大矛盾。大家知道，罗斯福的新政是从凯恩斯那里学来的。凯恩斯发明的理论核心，是主张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会大量工人失业，发生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鼓励消费和鼓励投资这两个方面来刺激“有效需求”。他主张“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政府直接投资，就要大量增加财政开支，钱从哪来？自然是大量发行国债，实行赤字财政。凯恩斯提出，为了摆脱危机，即使国家雇佣大批劳动力随便在地球上挖窟窿，或者国家把装满钞票的瓶子埋进废矿里，然后租给资本家，让他们雇佣工人再把它挖出来，都是生产性的，都是可行的。凯恩斯甚至提出，必要时，可以不惜发动侵略战争来增加“消费”。按照凯恩斯的说法“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结果可以使社会致富。”“政府多花一点钱，增加一点消费，能起几倍的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罗斯福按照凯恩斯这个被资产阶级称之为“救星”的资本主义“还魂术”，从1932年――1938年5年间先后共支出约350亿美圆巨额款项，国债总额增加了130亿美圆。
细心对照一下，朱老板的这个路数与“罗斯福新政”的路数如出一辙，只是发动侵略战争这一招儿没敢学。关键是朱老板的“新政”借了这么多债，效果如何，今后如何还。当然，这些年我国像当年的美国，的确修了好多的高速公路、铁路、水利工程，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也如魔术般地成片成片地冒出地平线。各级政府有了钱，就讲起排场，全国各大城市竟相攀比，不惜斥巨资把市容打扮得如花似锦，到处都有形象工程。真是财大气粗，花钱如流水，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的投资。北京的一个大剧院就投了40多个亿，好像中国没人了，还花大价钱清外国人来设计；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就“消费”几个亿。笔者想，毛主席周总理若活着决不会这么干。有了钱，有了投资，就可以呼风唤雨，几十万、上百万的民工潮被“看不见的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南来北往，涌动于全国各地，这幅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壮观画面，这些人们感官上的辉煌业绩，很大一部分是用这些借来的钱或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铸就的。
这几年，“保证7%以上年增长率”的任务从数字上看是落实了，可消费严重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商品大量积压、开工率普遍不足、经济日益疲软等问题依然故我，没有根本解决，还出现了当年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过的，倒牛奶、砍果树、砸机器等令中国老百姓瞠目结舌的场面（中国牛奶消费年人均才4公斤；水果年人均消费不过10公斤，不到发达国家的1/10）。用这个办法“拉动经济”从短期看，还可以，从长期看肯定是不行的。
有的学者说了实话，这几年，拉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率、使中国在世界上“一枝独秀”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两个：一是靠大量引进外资，二是靠借债。从这个角度看，朱老板是功不可没的。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在这大大小小的工程中，也养肥了一批资本家和贪官污吏，朱老板的“新政”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年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代价很大，效果甚微，并没有给美国的经济带来大的转机，工业企业开工率仅为50.5%―73.8%，后来，由于遭到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对，“新政”只维持到1938年就草草收场了。随着1938年美国新的一轮经济危机的开始，就宣布了罗斯福“新政”作为反危机法宝的破产。在我们中国，朱老板的“新政”还能坚持多久呢？
“鸡生蛋蛋生鸡”的美好愿望
朱老板的好心往往不得好报。就说给公务员长工资吧，朱老板是下了决心的，4年内，要给全国公务员的工资翻一番，于是，3年长了4次工资。去年年底本来还要再长一次，才能达到翻番目标，可是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竟有人不领情，进行“倒乱”，唧唧嚓擦地说了不少反对的话，什么“工人下岗了，两极分化了，公务员不要脱离群众了”，结果这次就没有长成，这两天人大会上，财政部长项怀城在报告中透露，去年准备长工资那笔钱已用到扶贫上，今年7月继续长工资。笔者去年在一次有关“三农”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上听到一位学者在报告中说，朱老板起初的设想是非常好的：公务员长工资以后，钱多了就会大量消耗农产品，从而就拉动了农业的发展；农民富了，就要大量购买工业品，从而又拉动了工业发展；工农业发展了，就会增加就业，工人、农民、公务员都皆大欢喜，国家税收也会增长，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良性循环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几年下来，蛋是下了不少，但是，这些蛋并没有再生出鸡来。原因出在哪里呢？原来，朱老板为大家长工资的同时，国家出台了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等方案并付诸实施。这些年的经验告诉人们，凡是一项改革措施出台，那就意味着要从老百姓兜里往外掏钱。所以，人们有后顾之忧，不得不把长的工资存起来。这两年，银行的储蓄疯长，除了产生了暴富群体（20%的人占有80%的存款），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如此这般，朱老板的“鸡生蛋”计划就这样破碎了。事情还远不至此，良性循环的愿望变成了恶性循环的现实：一来，公务员长工资拉大了干部和工农群众的距离，拉大了两极分化，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特别是干群之间，产生了许多没有想到的矛盾；二来，朱老板“以薪养廉”的初衷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勾起了一些官员发财的欲望，助长了腐败之风。
“直罗锅儿”式的“国企解困”
再说国企改革，朱老板也夸下海口：国企要三年解困。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国企到底解除困难没有呢？他说解困了，可老百姓说，没有。国企不仅没有解困，反而快搞没了。中央作出“抓大放小”的决定后，国有（包括集体）中小企业卖掉的卖掉，破产的破产，改制的改制，“摘帽”的摘帽。国有大型企业不好卖，就来个五鬼分尸，搞股份制，切块卖，石油分了，电信分了，银行也要分，中国的资本家买不起的就吸引外国大资本家进来买，横竖都要实行产权多元化。据官方说，这是目前人家西方最先进的企业制度，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最有效的、最好的、一抓就灵的“现代企业制度”。
可工人们却说，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变着法儿把国企和集体企业变成私人所有的“制度”；用“现代企业制度”来为国企“解困”的办法，是“直罗锅儿”的办法，是把国企往死里整的办法。北方农村往往把江湖医生胡乱治病的医道和医术比喻是“直罗锅儿”。“罗锅儿”是北方方言，即驼背。所谓“直罗锅儿”就是站在罗锅儿上狠劲踩，罗锅儿肯定是直了，可人却死了。这次朱老板的报告把国企三年解困列为他的政绩之一，可事实并非他报告中所说的那个样子。当前国有企业的矛盾已经不是困难多少的问题了，而是还能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了。目前，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不足三分之一了，而且许多地方的官员还在狠劲高喊着“国退民进”、“国企从一切竞争领域退出”，发誓要消灭国有企业。可以预见，用不了多久，目前这个比例还将大幅度缩减。就是这区区不足三分之一还挂着国企牌子的企业，也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了，性质已变了。
“股份制不是私有化”
在中国搞不搞私有化这个问题上，朱老板的表现，似乎有些自相矛盾，难圆其说。一方面，他经常声明，中国决不搞私有化，他也不承认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搞私有化。《真理的追求》杂志2001年发表过一篇题为《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文章，作者是九届政协委员喻权域。李鹏看了很欣赏，还批了几句话，说是“针砭时弊”。朱老板也很欣赏，2001年他在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很生气地说：不是有句“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话吗？这句老话可以改一个字，叫它：“崽送爷田不心疼！”接着他对一些地方有关国企改革的说法和做法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中央说，国企改革“有进有退”，现在一些地方被引用为“国退民进”，“国企要全面退出，而且要限期完成”。怎么退呀？过去一屁股债，退给私人老板？冲销国家损失？私营企业主不会去养国企工人的，他要的是国企这块地！长春把拖拉机厂卖了，还要政府来擦屁股。他在这次讲话中还怒气冲冲地点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原山东省诸城市委书记陈光（这个人以卖国企闻名全国，绰号叫陈卖光，后来，因卖国企出政绩，而升迁到荷泽任市长，到菏泽又把卖国企发展为送国企，绰号又变成陈送光――笔者注）。朱老板说：“有个陈某人，够狂的，他说，‘有人三年前提出国企改革不能一卖了之’，狗屁！他是说我呢，这话是我说的，我还没死呢！完全违背十五大精神！”朱老板说：“总而言之，不能刮风，不要以为把国企送给私企就能办好。”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陈卖光的诸城改革，恰恰是国务院的试点单位！另据笔者所知，朱老板确实提出过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一卖了之的意见，当时好像有些阻力，北京某一大报就硬是压了一段时间不发表，后来终于发表了，标题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一卖了之》，但是，又遭到某些媒体的非议。有一家报纸就公开与朱老板唱对台戏，说什么：国企可以出售，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一卖了之”没有错，卖了“不了之”怎么行呢？结果，朱老板的话，屁事儿没顶！卖国企、送国企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并且还不断加大力度，加快进度。
到了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央又发出新的号令，要求全国上下齐心合力“攻坚”，所攻的“坚”就是国企！各地闻风而动，积极响应。海南省委书记杜清林一马当先，率先提出：我们“不求所有，只求所得”、“不求属性，只求作用”（见2000年8月28日《报刊文摘》）。副总理李岚清也说了同样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有企业归谁所有无所谓，只要向政府纳税就行。
据2月23日《文汇报》报道，2001年私营企业已有203万户，投资者461万人，雇工2253万人，与解放初期的私营企业9.1万户，投资者21万人，雇工241万相比，都要多到10倍以上。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私有”不仅“化”了，还形成一个靠掠夺起家的新生资产阶级，而且这个新生资产阶级还在GCD内！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于去年底搞了一次专题调查，在203户私营企业主中，29.9%是.党员，另有11.1%在“七.一”讲话的鼓励下，正在积极争取入党！（见2003年3月5日《报刊文摘》）“资产阶级就在GCD内”这句话，看来是被毛主席言中了，如果说文革时许多人还有怀疑的话，那么，现在已经验证是千真万确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这么严重的问题，朱老板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吗？不是。据一位知情者透露，有一次朱老板与丁关根一起议论国企改革宣传问题，丁关根说，现在一些地方的改革，有点像瓜分国企。朱老板说，我也有同感。朱老板是坚决反对卖国企、送国企的，他似乎认为这样做就是私有化。然而，他又说过另外一些令人生疑的话，例如，2001年他和老布什的一次有趣的对话，大家还记忆犹新吧？老布什认为我们搞的是私有化，朱老板说，你们叫私有化，我们叫股份制，只是说法不一样。2000年8月14日《报刊文摘》以《我们不准备实行国企私有化，而是实行股份制，或是公有制》为题披露朱老板这样一段话：经济改革首先是国企改革，先是设法使今年无赤字，三年脱困。当然，彻底改革还有待时日。我们不准备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而是股份制，或是说公有制。所谓公有制，就是让股票上市大家购买，公共所有。他说，这是根据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把国营企业改为私有化，结果几乎完全倒闭的惨痛教训得出来的经验。故而我们实行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
早在1996年，朱当副总理时，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大意是：国有企业改革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实行私有化，然后大量破产、兼并、裁员，这是东德的做法，见效较快，这个办法是私有化，我们决对不搞，而且我们也搞不起。另一种是用温和的办法，根据我们力量和可能，逐步实行调整、兼并、减人增效，实在救不活的只有破产，这样步子虽然慢一些，但比较稳。（见1996年2月29日《报刊文摘》）他的这些话听起来，很是令人费解：国企卖给少数人是私有化，而卖给多数人（国企产权变成股票上市大家来买）就不是私有化。他所主张的“公有制”就是：“让股票上市大家购买，公共所有。”他认为，在私有化问题上，我们与东欧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大量破产”、“见效较快”的办法；我们是“慢一些，但比较稳”的办法。只要稍加分析，就会感到朱老板所说的“股份制不是私有化”是站不住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常识来认识，股份制就是私有制，这是没有什么可含糊的。
朱老板在这个问题上种种自相矛盾的表现，使人们感到很奇怪：按理说，作为他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本不应该糊涂到这种地步的，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反腐与《焦点访谈》
在廉政和反腐败问题上，朱老板也是一个矛盾人物。2000年3月15日，他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当时，他的这句充满激情、掷地有声的话语，使许多国人为之动容，为之倾倒。本来，GCD人做“清官”，已经是低标准了，再说，用“清官”的“官”来比喻自己的身份也与GCD的性质和宗旨不相符，即使如此，在时下腐败盛行的官场上能听到高层领导发出这样的声音，已如旱天惊雷了。因此，大家对他充满了期望：这一下，我们可有一个好总理了，贪官污吏有人管了。
他自己是真想做一个廉洁的总理，这一点大家并不怀疑。可是作为中央常委和一国总理，即要自己清廉，还要抓好全党全国的清廉。几年下来，到底怎么样呢？就他个人方面看，反映不一，近日北京官方传媒文章披露，朱F基虽然贵为总理，但其亲戚却未有因此沾光，多年前其堂兄弟及亲属已有六人下岗、失业。读来令人感动。也有不好的反映，主要是他的两个子女朱燕来和朱云来，据说朱云来担任巨型跨国公司高盛集团享有高薪的在华督办和业务主管，如果真有此事，那就是说，他儿子是干着洋奴买办的勾当！虽然在高层，像他儿子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可对于在国人面前夸下海口的他来讲，这就自打嘴巴，食言了
这个暂且不论。反腐工作他抓得怎么样呢？五年来，就整体看，党风并没有根本好转，并且比5年前更为严重，已经到了天怒人怨、水涌覆舟的地步了。但说他没有做工作，那是冤枉了他。他确实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对金融机构的整顿、解决“三角债”、打击走私犯罪，以及对几个走私大案的查办，他的态度是最坚决的，这一点大家也是肯定的。就拿走私几百亿的福建厦门远华走私大案来说吧，他是下了狠心的。他在一次会上说：“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首犯赖昌星跑到加拿大，他也是紧追不舍。他说：“加拿大总理伊利蒂安来我国访问时，我提出赖昌星问题，必须遣返。伊利蒂安说，赖很有钱，赖请了最好的律师。我说，要说有钱，我有1600亿美圆的储备呢，最后，伊利蒂安表示愿意引渡回来，但他到香港，又表示，不能判死刑。”朱老板与伊利蒂安的这番谈话过去两年了，赖昌星仍逍遥海外，可见，朱老板的权力也是有限的，个中原因，谁都知道，是有保护伞，有人不愿让赖昌星回来，朱老板也是无可奈何。
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是反腐败的一个好栏目，老百姓非常喜爱看，朱老板也喜欢看，并且非常重视，还不断地给予鼓励。在中央高层公开表态支持《焦点访谈》的，只有他一人。记得朱老板在一次会议上讲：“我要鼓励《焦点访谈》，但地方上很恼火，一到晚上七点半，地方一些同志就发憷了，生怕在《焦点访谈》上被点名。现在批评少了，最近《焦点访谈》的锐气越来越少了。你们怕什么？不就是调动工作吗！《焦点访谈》里，人民的话要多点，乡镇干部的窘态要少拍一点，应该说大部分干部是好的。尖锐的精神要保持。”在以正面宣传为主的众多媒体中，《焦点访谈》则是以报道反面典型为主，特别是对腐败问题揭露的比较多，老百姓之所以非常喜爱它，原因也就在这里。当然它揭露的主要是县以下的问题，多为村官、乡官，县一级的官都很少。尽管它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嫌，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据说，朱老板不仅自己看，他还号召部长们看。有时，他还搞“突然袭击”，时不时打电话问某一部长：“看了今天的《焦点访谈》没有？”此事传开，吓得部长们在《焦点访谈》时间，不管情愿不情愿，都得老老实实坐在电视机旁。
尽管朱老板在工作上有如此良苦用心，如此兢兢业业，效果并不怎么好，还是只“生长旺盛，不结果实”，腐败案件接二连三不说，连他这个伯乐非常欣赏的爱将朱小华、王雪冰也相继落马。前年，国家审计局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审查小金库，竟然查出违规金额高达几百个亿！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身边都这样，全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牵一发”的“费改税”
在“三农”问题上，朱老板也有许多大胆举措，为减轻农民负担，也为缓和基层过热的干群矛盾，朱老板提出了费改税的主张。他首先在安徽部分地区进行了试点。费改税的办法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毕竟是一件好事，因为多年来，农民已如牛负重，被各种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农民辛辛苦苦种地，一年下来，交完各种费税就所剩无几，有的地方农民甚至还要倒贴。农民们气愤地说，过去说国民党税多，GCD会多，现在可好，GCD的会倒是很少开了，可GCD的税比国民党时还多。农村的各种摊派确实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于是造成了一些地方大片土地撂荒现象。许多媒体也发出了为农民解困的各种呼声。
一个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写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以后，在社会上曾引起不小的轰动。李昌平在书中讲到“三农”问题时摆出4条严重表现：“（1）、绝大多数省份的农民的农业收入在缴纳税费之后的剩馀，不足以维持农民劳动力再生产和农业简单再生产。（2）、农村的原有基础设施功能退化，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品安排名存实亡，农村市场萧条，农村金融萎缩。
（3）、农业增产不增收，农业投资持续下降，农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不少农村已经退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4）、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资源十分有限，且有限的资源又不断被基层政府组织吸纳，解决三农问题遇到体制和制度性障碍。”面对严峻的三农问题，朱老板也坦言头痛不已。
朱老板“费改税”的举措，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但如果真正落实了，也会多少解决一些农民的负担问题。然而，施行起来并容易，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它和整个“生物链”是环环相扣的。小环境受大环境制约；小政策受大政策制约，因而落实起来阻力重重，至今未能在全国全面推开。已经实行费改税的地区，也出现了新的矛盾。摊派减少了，乡镇干部和教师的工资就发不出来了。这与我们吃皇粮的人过多，各地财政多为吃饭财政不无关系。这些年，年年喊精简，可是吃公粮的乡镇干部却越来越多。最近“两会”透露，政府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有4500多万人，全国平均28个人养一个人，这可能还不包括几百万军队和几十万武装警察。
那就精简机构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连续几次大动作，机构是压缩了，国务院40个部委减到了这次人代会上定的28个，可就全国而言，吃皇粮的人数不仅没减，反而在增加。这又是朱老板的一个败笔。
撤乡建镇的尴尬
这几年，在农村刮起撤乡建镇风。撤乡建镇的目的无非是转移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村人口，据说这是衡量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有的不到10%，而我们的比例则是60%多。现在，我国有8亿农民，4.9亿农村劳动力。有的专家闭门造车，说全国农村有4000――5000万劳动力从事种植业生产就够用了，这样中国就可以实现工业化了。
撤乡建镇，并不是始自朱老板，但朱老板执掌国务院这几年，又大力推进了。乡改镇、县改市，虽然城镇数量大增，城市人口也大增，可是，除了沿海地区，全国大多数地区新建的市镇并未出现多少工业，许多农民虽然拿到了城市户口，却变成了既失去土地又无工可作的城镇贫民。看来，英国当年用“羊吃人”的办法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恐难在我们这里行的通。西方的摸式不符合中国国情，照葫芦画瓢是不行的。
改变粮食自给政策
这些年我国的粮食问题是朱老板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朱老板在粮食问题上过于乐观过于自信。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宣传过分强调粮食安全，过分强调种植面积，这是不妥的。现在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他断言，如果中国有一年颗粒不收，粮食也吃不完。有人不让我说这句话，我还是要说。他甚至提出，用粮食生产汽油醇，以代替部分汽油。他提出，浙江、江苏、上海等沿海地区可以不种粮食。他提出，西部地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许多有识之士无不为朱老板的这些“疯”招儿担心不已。
2001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5260万吨，国库存粮5000亿斤。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达370公斤。这个成绩的取得，应当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建国后几十年打下的基础，例如，农村实行合作化集体经济以后，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农村生产力，激发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利用集体的力量，大力加强了农田、水力、电力、农机等基本建设；建设了数以千计的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化肥厂；加强了农业科技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包括袁隆平高产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与推广。改革前，我国已解决了温饱问题，粮食已经自给有余，1970年全国库存粮食就已达4000万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散了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了分田到户政策。改革初期，利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加上大量化肥的使用，再有老天爷作美，也取得连续几年的丰收。
但，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它的生产力是极其有限的，也不可能有后劲。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到朱老板接任时，农业生产已经开始下滑，粮食耕种面积连续减少，1999年减少940万亩，2000年减少9000万亩，2001年减少3444万亩，2002年全国又减少多少，笔者未见到统计资料。近日媒体报道，到2002年底我国农业可耕地已由1996年的21.1亿亩减到18.89亿亩，其中粮食总耕种面积只有15.9亿亩了，本来我国的可耕地就少，我国的人口占世界20%，而可耕地却只占世界的7%，经过这几年的折腾，就更少了。由于耕地的减少以及天灾人祸，我国粮食已连续多年减产，加之入世后关税的降低，外国粮食以及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大举抢占我国市场，使粮食形势更为严峻。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有人故意欺骗国人，在媒体上宣传说：2002年是入世的第一年，并没有出现国外粮食大量进口的形势呀？他们并以小麦和大豆为例，说去年我国小麦出口大于进口；大豆的进口也比前年少。他们回避了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由于2002年世界上几个小麦和大豆主产国受灾减产造成的。二是大豆净进口去年少于前年，那是2000、2001两年我国进口过多，造成库存积压而减少了进口的。虽然去年这个问题没有凸显出来，别急，过几年，就会看清楚。
我国刚刚入世时，世贸组织后任总干事、泰国前副总理素帕差-巴尼巴滴就说过这样的话：“对美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农民来说，低关税无疑是好消息。几十年来，中国人一直成功的养育了自己。如今可耕地日益缩减，对于边缘土地的利用导致环境的继续恶化。意识到粮食自给的代价太大，中国政府目前将国内粮食自给率由一直以来的100%降到95%，谨慎地放弃粮食自给。”（2002年1月13日《中Guo青Nian报》）美国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粮食问题上不断进行蛊惑人心地宣传。在1996年世界粮食会议上，美国提出，主权国家如果可以通过购买来消除国内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距的话，那么它在粮食方面不必要自己满足自己。（2002年2月15日《参考消息》“农业战争”）
我们不能上美国的当。放弃粮食自给政策，必将对国计民生，对国家独立和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孰若不信，那就让历史会来做出结论吧，不过，待到大祸临头，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朱老板就管不了这么多了。
中央机关的同志都知道，朱的权力虽然很大，但也是有限的，不但是党和军队的大权，而且本应国务院管的经济和外交的最后决断权也都掌握在别的人手里。尽管如此，经济工作和外交工作上发生的问题，朱老板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一有集体领导的责任，二也有他个人的责任。外交上与他有直接关系的有三件事。
一件是，正当美国侵略南斯拉夫的时候，人家俄罗斯的外长在访美途中，立即返回莫斯科，而我们的朱老板却急忙赶往美国访问，要知道这是一种象征啊。据说，他本人不愿此行，是政治局集体决定他非去不可，这也罢了，可是，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美国人面前说了那么一句遭国人唾骂的话：我是来给你们消气来了！这句话着着实实地刺疼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第二件，他亲自主持签订了《中美农业协定》。这件事，也遭到人们的非议，说他是卖国。签订条约的事，对中国人民来说太敏感了。因为从康熙帝逝世前三年（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始到1901年的辛丑条约，再到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中国与外国先后签订了多达20多个条约，几乎每次签约，都是中国吃亏。中国人实在是吃亏吃怕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毛主席和GCD，中国再也不去吃这个亏了。最近，从左大培致全国人大的信和一些资料看，这个协议，有些准入条款，连日本、台湾都未答应的，我们答应了，我们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让步太多太多了，确实有问题，可能又是一个吃亏的“条约”，它将给我国农业带来无穷的后患。有学者极言：《中美农业协定》把我国的农民给卖了；加入WTO又把整个中国给卖了。
第三件是购买美国债券。2001年初，他在一次会议上讲：“美国经济对我们的关系极大，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也不一定好起来，我们并没有把美国当成敌人。它要烂下去，我们大家就要扎紧腰带了。”在经济、外贸关系上，确实把中国和美国栓在了一起。朱老板有一个使他洋洋得意的杰作，那就是外汇储备。据报道，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800亿美圆，2001年初，朱老板在一次会议上津津乐道的说到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我们的外汇主要是投到美国买债券和投资了，我国每年能收益80亿美圆。我们已占有美国证券市场的6%。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美国的证券市场。”正当笔者写到这里的时候，看到了2月27日《参考消息》刊登的英国《金融时报》一篇题为《亚洲为美国大炮和黄油付钱》的文章。文章说：亚洲，其中自然包括我国，“间接地为美国展示国力支付开支。”“全世界外汇储备为22940亿美圆，其中73%是以美圆形式储备的，这些储备的58%是亚洲各国和地区政府持有的，中国大陆持有2586亿美圆，占总量的19。3%”，“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4000亿增加到2001年的5000亿。外国政府购买美国债券的增加，弥补了这一差额。”
朱老板把外汇投到美国的举措，可能带来三种后果，其一，我们给美国打了“支援靶”，为“美国经常帐户赤字”，“弥补了差额”；其二，由于美圆的连续贬值，造成我国的债券、投资和外汇储备缩水；其三，把我国的金融、经济的安全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给我国的经济、金融安全带来严重问题。多年来，我们在美国面前硬不起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不敢对美国侵略别国的无理提案行使否决权，除了外交路线方面发生了问题，与此种经济关系不能说没有联系。
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以上这些事，只是朱老板总理生涯中的只鳞片爪，笔者不想以偏盖全，更不想一叶遮目。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是客观公正的，特别是像他这样的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干部。那么怎么样才能作到客观公正呢？笔者认为，关键的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和以什么为标准。
如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那就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坚持阶级分析，坚持路线分析。具体来说，在阶级社会里，看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为哪个阶级说话，为哪个阶级服务。在GCD内，那就要看他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是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坚持无产阶级的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硬杠杠、硬标准。
毛主席曾经说过：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辨别香花和毒草提出了六条标准。1964年，毛主席在《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又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条标准。毛主席的这两个“标准”核心问题是站在哪一边为谁服务和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决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反之，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笔者认为，这个标准，不仅对朱老板适用，而且对每一个干部和GCD员、每一个知识分子、包括笔者自己，都是适用的。倘若从这样一个大标准和大视野来看朱老板，那么对他五年总理工作，是充分肯定呢，还是基本否定？是该称颂呢，还是该批评？如果不带偏见，谁都会承认，他的确很有能力，很有才华，也很有实干精神，正像《红楼梦》里说的“人自聪明，才自高”啊！他的确是一个人才难得非同凡响的人物。可是，假如他真的在方向、路线上错了，他的能力、才华、干劲，对人民、对党、对革命事业来说又有什么用呢？越是这样人，可能对党的事业危害就越大呀！
我们还记得，1998年3月19日，他在就任总理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是那样的慷慨激昂，那样的踌躇满志：“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返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问题是，你所说的“地雷阵”、“万丈深渊”是指什么？你要“一往无前，义无返顾”地去走什么道路？你为谁去“鞠躬尽瘁”，又为谁去“死而后已”？我们还是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来看看他的实际表现怎样吧。这五年里，当然也不仅是这五年，可以从20多年前算起，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大变化。这个变化是朝着什么方向变化？又是什么性质的变化？
我们不妨列出12个方面的“问答题”：
1、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是大力发展了公有制经济，还是大力发展了私有制经济？是继续沿着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了，还是改向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2、 在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上，这些年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代表”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还是继承了修正主义？
3、 在党的建设上，党允许党员发家致富成为私营企业主，又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这是否意味着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改变？
4、 这些年，党的腐败之风是好转了，还是越演越烈了？其根源是什么？
5、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是越来越好了，还是越来越坏了？
6、我们党的领导层是坚持了共产主义理想还是放弃共产主义理想？
7、一个新生资产阶级是形成了，还是没有形成？
8、在理论认识上，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还是认为它过时了？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是承认剥削，还是不承认剥削？
9、贫富两极分化、工人大批失业、农民陷入贫困，大批劳动人民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这种局面是改革开放路线和和政策造成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的？
10、我国通过不断让步作了许多不利于我国的屈辱承诺而签订的加入WTO协定，究竟是爱国条约，还是卖国条约？
11、大量吸引外资，开放国内市场，是有利于我国的经济，还是不利于我国经济？
12、在国际共运上，我们党是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外交路线上，是坚定地站在被侵略被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一边，还是站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边？
记得当年赫鲁晓夫下台时，《红旗》杂志发表一篇经毛主席审改的社论，对赫鲁晓夫掌权11年所做的坏事归纳了12条，大多是讲国际关系和国际共运方面的。而笔者列出的12条中多指国内的是非问题。笔者提起这个例子，并不是暗示谁是赫鲁晓夫，而是想说，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面前，每一个GCD员，包括朱老板，都是回避不了的。今天我们评价朱老板，那就要看他在这些问题上都做了什么，是怎样做的？我们给他对对号，打打分。当然，持不同立场的人可以打出不同的分数。有的可能给他打最高分；有的可能给他打最低分，最终的分数，还是应当由人民来定。
朱老板是个明白人，他自己也会反思自己，也会自己给自己打分。据说，两年前，朱老板的一位友人与他谈心，把老百姓意见最大的西化私化腐化问题非常坦诚地反映给他，朱老板听完后对他这位友人说：“请你相信，我还是一个GCD员，但我不敢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列的书我读的不多。”朱老板不当总理了，也不再担任任何社会职务了，但还是一个GCD员，在他面前还有很长的一段人生之路，笔者真心地希望他走好，做一个真正的GCD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