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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新疆片断
片段一：深入维吾尔人
1999年的元旦刚过，我先去宁夏找一位多年的回族朋友A。1984年我在黄河漂流时和他认识（他送我的救生衣在漂流途中救过我的命），当时他是黄河上的水手，现在成了私营企业家。钱虽然挣了不少，然而总是怀念当年 浪迹天涯的时光。听到我要去新疆，便要和我同去。正好我的研究中包括 回族，他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当然我也愿意和他重温在高原荒野以酒当歌 的早年。于是我们约定在银川汇合，开上他新买的一辆桑塔纳2000上路。
我们在宁夏回族地区一路走村串镇，看当年回民起义的战场，参加开斋节礼拜，深入百姓人家，听贩毒者自述。进入甘肃，左宗棠的行军大道 在古长城和祁连山之间绵延不绝，走过古代那些声名显赫的郡城要塞，仅 是那一个个地名都足以让人沉浸于历史。我们在横扫的风雪中进入新疆， 那里冰天雪地，广阔无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这一次是我第五次到新疆。前四次有两次是自己开车走，走遍了新疆所有地区。不过以前只是为旅行，没带任何研究目的。我们直奔乌鲁木齐，住进市中心一家名叫“鸿春园”的旅馆。我让A自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自己留在乌鲁木齐，成天奔波于政府部门、 研究机关、出版社和书店，以“文学创作”的身份把凡是有关新疆的文字尽可能搞全――这是我此行的第一个目的。以后我将用几个月时间在北京 阅读和消化那些材料，为夏天再来新疆实地采访做准备。我此行的第二个目的是结交维吾尔族朋友。研究新疆问题，只在汉人圈子里打转是一种荒谬，但这种荒谬正是目前中国研究新疆问题的现状。进入维吾尔人的圈子 ，并不意味只是和维吾尔人打表面交道，那容易，而是能不能进入他们的 心，对汉人而言，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难。
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相互敌视我早知道。虽然我数次到新疆，走了很多地方，却从来没有与维吾尔人打过稍微深入的交道。1993年我准备开车去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所遇到的汉人无不警告我维吾尔人凶险，汉人 在那里如何不能保障安全。我为此专门去新疆军区了解情况。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 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这也正是军 区的人遵循的原则）。结果那次我放弃了去南疆，因为若是遵守那“三不 ”，我不知道去的意义还有什么。
在新疆旅行和在西藏旅行，最大不同就在身处民间时的感觉。在西藏，和藏人普通百姓打交道时不需要有担心，他们亲切友好，不会因为你是 汉人而表现敌对。在新疆却常有恐惧之心，汉人一般不敢单独下乡，不敢置身于维吾尔人中。当然有很大的成分是被传闻误导和夸张，属于自我惊吓。但的确也可以感受到维吾尔人对汉人的敌意。如在乌鲁木齐的维族餐 厅吃饭，只要我离开一块同往的维族同伴，遇到的眼光就常有不友好的， 有时还会遇到挑衅。但是回到维族同伴身边，立刻毫无问题。只要一个维 吾尔人向其他维吾尔人介绍“这是朋友”，他们个个都会变得温和有礼， 让你放心。
这就是我必须结交维族朋友的原因。按照我的计划，准备夏天去南疆采访，要进到维族百姓中间去，了解他们对新疆问题的看法，那靠自己硬 闯是行不通的，必须有维族朋友引路。我这次到新疆，最重要的目的也是 在这里。只为收集资料，通过北京的渠道，不跑这一趟也能做到大部分；而要找维族朋友，则必须亲自来，不是来采访，是要喝酒、谈心、取得他们的信任。
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 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 触（这也正是军区的人遵循的原则）。 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维吾尔人对汉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民族问 题上，他们为什么要信任一个属于压迫民族的人，为什么要告诉你他们的 真实想法？为什么要引你去见他们的亲友？这样做是不是在引蛇入室？我
被他们接受，主要是《天葬》一书。他们认为应该帮助我写出一本谈新疆问题的《天葬》。一位维族朋友说，考托福填表时，表上列出的0-99个民 族条目中竟然没有维吾尔族，他只能在“其他”一栏上打勾。由此他意识到，虽然他的民族有近一千万人，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世界却不知道，更不要说明白有新疆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接触、谈话、餐厅和酒吧里的彻夜长饮，我逐渐扩大朋友圈子――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他们帮我计划夏天的旅行，各地的接待，陪同、翻译、车辆等。有Q提供的资金支持，有这次布下的关系网，我相信我可以完成一个出类拔萃的研究，效率也会比写《天葬》高很多。
相反是在汉人那里，我却找不到这种友情。虽然我动用了与新疆有关的所有资源，请各方面朋友给我介绍关系。但是到了新疆，却发现人们多数表现冷漠，似乎疑虑重重，不愿意沾惹是非，也不认为新疆的问题需要由我来搞。“
片段二：兵团老战士
我在新疆接触的另一个汉人J是一位”兵团老战士“――他这样称呼自己。”兵团“的全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遍布新疆的庞然大物，总人口240万，职工近百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汉人。新疆到处都有它的”团场“，很多地名就是其下属单位的番号。兵团是个正省级行政单位，与新疆自治区平级。它有自己的”领土“、城镇，设有公安、司法、检察机构，有独立的户口造册、结婚登记处、监狱、科学院、银行、保险公司等，完全自成体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辖。我在过去写的一篇文章里称其为”新疆自治区内的汉人自治省“，邓□□□□将其视为”稳定新疆的核心“
（1981年邓视察新疆时所言），而那些主张新立的人则视兵团为武装占领军。无论是研究新疆问题还是解决新疆问题，兵团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J是一位对兵团充满感情的老军人。他对兵团的现状感到焦虑。兵团原本的职能是屯垦戍边，是个以政治任务为主的准军事化组织。六十年代中苏对抗期间，新疆的中苏边境纵深10-30公里地带全部由”兵团“接管，迁走所有老百姓，建立起一条链状的边境农场带。四百多个兵团的民兵连常年进行边境值班巡逻，形成一道”反修防修“的”血肉长城“。寓兵于民的兵团是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拥有百万兵员而且永不退役的”驻军“。当年兵团的主要首长张仲瀚这样形容他的队伍：”一旦有事，能做到不分昼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导，运用自如，召之既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然而兵团却远非一个合理的经济组织。在”政治第一“的年代，经济可以服从政治需要。自打中国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兵团体制的不适应就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兵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产物，亦是一个全能型的权力机构。它担负沉重的政府职能，必须兴办大量社会事业（仅担负的退休职工就有三十多万）。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许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四不象“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入工会，是军队没军费“，即是对它嘲讽性的形容。
市场只认经济规律，只懂竞争，注定不能与政治目标兼顾。若想真正实现向市场经济转轨，除非义无反顾地抛弃过去遗留的政治结构与约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团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兵团的军事化使命今日在其基层已经名存实亡，”屯垦戍边“大部分也只剩下口号。
J认为必须让最高当局知道这种状况的严重性，不能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兵团和衡量兵团的得失。兵团的根本作用是在巩固主权，主权高于一切，什么都要服从这个最高原则。如果兵团垮了，散了，那是分裂分子做梦都想而实现不了的，却是由我们自己去实现，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域屯垦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今天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该？！说没钱，那些腐败分子们每年喝掉的酒相当于一个杭州西湖，吃掉的宴席价值上千亿，怎么就有钱？用到捍卫主权上就舍不得？！
我和J做了两次长谈，被他的真挚深情和忧国之心打动。他的观点有一些是我不同意的，虽然我深知兵团对稳定新疆起到了何种作用，但我也知道兵团的确已长成一个怪胎。它是帝国时代的人造产物，缺乏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相应法律、文化、经济与人文基础，只能靠政权的意志维系。 当政权的专制程度高、人为性强时，兵团可以被塑造为有力的治国工具，当社会走向多元化和法制化之时，它落入一个四处掣肘、动辄得咎的困境并不奇怪。改变这个局面，要做的不能是退回帝国时代，继续给它营造往昔的环境，输送专制与人治的养料，而是去找出一条现代文明社会的安定边疆与和睦民族之路。”
片段三：兵团是否违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面临的困境是非常复杂的，对其进行改造也非常困难。正因为兵团不是一个法制产物，缺乏制度支撑，因而难以达到平衡状态。半个世纪中它要不断随形势变化调整自己，在不同的夹缝中拓展空间，做各式各样的局部修补。虽然那些具体应对中不乏令人称绝的聪明，但是经年累月，众多局部的拓展和修补层叠盘错，却变成了整体的畸形，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越修补越难作整体改变，越难做整体改变越得小修小补，从而更加层叠盘错，陷入更严重的畸形，困境也越来越深。
我直觉意识到，搞清兵团的状态和问题的征结，首先应该从兵团的法律地位著手。例如中国宪法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没有兵团，但是兵团却有上 百块“飞地”分布在新疆全景，总面积达到7.43万平方公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98年年鉴》），有240万属于兵团户口的居民，而且存在著一个新疆州县各级政府无权管辖、由兵团垂直领导和任命的政权体系。在中央政府下发的各种文件上，除了“各省、市、自治区”的抬头，还要单独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俨然它就是并列的一个省。新疆本是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自治区，却在这个自治的区域内插进上百块另外的“自治的区域”，形成对原本自治区域的割裂。这在法律上怎么解释？能不能解释？
再如宪法规定地方政府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都要同级人大选举。但是像石河子那样的城市，1950年只有几十户人家，完全由兵团从无到有 建成，现在人口达到20多万，是兵团农业第八师的师部所在地，同时又是 新疆自治区正式建制的区辖市。兵团把石河子视为自家财产不能说没有道 理，但是法律无法那样认可。折中的办法是目前搞了个“师市合一”体制 ，农八师的师长同时担任石河子的市长。这本身就是矛盾――作为师长，应该由兵团任命，作为市长，应该由石河子市人大选举，到底按照什么来执行？兵团当然坚持自己的任命权，但对地方从法律角度发出的质疑却无法做出言之有据的回答，只能靠中央摆平。而中央的摆平同样缺少法律根据，从长远看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同样，兵团自身的法院系统和检察系统也面对这个问题，过去都是兵团各级党委任命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现在进入强调法制化的时代，如何面对与法律的冲突，一直是兵团的困境。
兵团对此往往用政治说法来应付，专制社会的政治是可以超越法律的。每当遇到冲突，兵团就会本能地到中央去拉大旗做虎皮。其中最现成的说法就是新疆的主权稳定。
与早年充当抵抗“苏修”的前线不同，今天新疆最大的危险已被说成是民族分离主义。J这样说：“兵团的作用就是保证新疆这166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永远姓‘中’！”我不怀疑J对此的真诚，但这无疑也是兵团解决自 身与法律冲突的护身符。尽管以此为由可以让兵团一时得以回避矛盾，长 远看却会使兵团更深地陷入自我封闭和对外冲突，使其无法理顺关系，筹 划久远，无法以开放的姿态与当地社会结合。因为这种强调和强化兵团充 当新疆“看守”的思路，相伴的必然是要把新疆地方和当地民族当作被看守的对象，兵团因此不可能不成为新疆人民与当地政府的异己者，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敌视，遭到地方势力抵制和拆台也就是毫不奇怪的。
因此，理清兵团与现行法律的冲突，搞清楚它目前在以什么方式回避和解决这种冲突，其中什么是可以继续利用的资源，什么是继续制造麻烦 的源泉和产生隐患的温床，在我来看可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我知道这个 研究将很麻烦，首先要去研读那些叠床架屋的法律、规章和文件，从中找 出逻辑路径和现实接口――这一最基础的工作就已经让我望而生畏，那必 定要求投入太多的精力。但是既然已经看出这是一个切入点，我在收集材料时就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与此相关的文字。“
片段四：新疆的主要危险
中共曾经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著名的”七号文件“，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 “。这句话在句式上模仿当年毛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 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外部的国际关系转向了内部的民族关系，成为近 年中共治理新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
治理新疆的思路变化，有其复杂的演变，不能一言论定。然而明显的一点是，如果把新疆的主要矛盾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 就等于先天地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且使他们 之间互相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 ，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首先汉族肯定不会要分裂，其次汉人很少信仰宗 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所以把分裂和宗教问题定为新疆的主 要危险，就会导向一个必然的结果――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依靠力量，而 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 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地被 推倒敌对一方。在我看来，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和主要的危险所在。
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即使毛泽东时代曾对新疆当地民族进行过残酷镇压，但由于那时在意识形态上成功地以”阶级“取代了”民族“，新疆的民族关系也没有恶化到今天的情况。虽然不能证明当年广为流传的维族 农民库尔班大叔骑毛驴去北京感谢毛泽东的故事是真，但是我的确亲耳听 过老辈维吾尔人讲述当年的民族关系和他们对汉人的好感。六十年代在乌 鲁木齐，公共汽车上的汉人见到少数民族会主动让座，少数民族去北京时 更是到处倍受欢迎。他们那时把汉人当成老大哥，认为汉人到新疆真是来 帮助当地民族发展。然而这十多年的时间，民族关系的恶化速度惊人，程度也特别严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汉族和当地民族隔阂越来越深，彼此越来越对抗。甚至在同一个机关宿舍大院里，小孩子都以民族分成不同
团伙，互相之间只打架而不在一起玩。
这种民族关系恶化主要是由汉人引起的。汉人总是以统治者的眼光看待当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997年新疆出过爆炸事件后，公共场所要 求检查来者随身带的包，对汉人只是马马虎虎地看一眼，纯属走形式，对 当地民族的人却检查得非常仔细。这种明显的民族歧视很快蔓延到整个中 国，无论在哪个城市，看见新疆少数民族模样的人，警察动辄就要拦住盘问，出租车司机不给停车，店家也特殊防范。
一位乌兹别克族的教授讲他去上海的经历，那天深夜才下火车，正赶上大雨滂沱，雷电交加，他跑进车站附近一家私人小旅店，已经全身湿透。店主是个里弄老太太，只因为看他长著新疆人的面孔就拒绝他住，说是 按照市政府规定，新疆人只能去一家指定的回民旅店。他当时实在按奈不 住，大发雷霆，说你们上海当年来新疆几十万人，我们收下了，给你们吃 和住，什么都不要，今天我到你们上海住一夜，我是给钱的，你们都不让，你们上海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他发誓从此再不去上海！
中国内地城市对新疆人的歧视伤了很多新疆人的心，仅这一件事就足以把很多新疆人推到汉人对立面。既然你们像防贼一样防我们，我们为什 么还要在一个国家？罪犯哪里都有，怎么能因为新疆出了恐怖分子就把所 有新疆人都当成罪犯。汉人犯罪的更多，为什么不对汉人采取那些对新疆 人采取的措施？西方社会有种族歧视，但要隐蔽得多，至少不敢像上海那 样赤裸裸地实行种族隔离，然而都可以让那么多去过西方的中国人变成民 族主义者，新疆当地民族的人为此憎恨汉人一点也不难理解。
原来新疆民族的知识分子普遍不怎么去清真寺，自从把”非法宗教活动“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并且进行打压后，反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 去寺院。政府在伊斯兰的斋月发布文件，禁止学校老师和学生封斋，然而封斋的人一定会比不发文件之前增加很多。原本那些”民考汉“（即少数民族学生去汉语教课的学校上学，并用汉语参加考试和升学）的家庭，现在又让自己的孩子去上本民族学校，同时开始为自己汉语比本民族语言好而感到羞愧（过去会为此感到自豪）。今日新疆，”逆反“一词总是能最充分地得到体现。
新疆汉人和当地民族的不认同，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时间的使用上。新 疆的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两个时区，新疆人民代表大会曾为此通过法令， 在新疆实行乌鲁木齐时间。然而去看当地人的表就会发现，新疆汉人的表一定都是北京时间，而当地民族的表则一定都是乌鲁木齐时间。所以在新 疆约时间，一定要视对方的民族身份来认定约的是什么时间。当地民族与 汉人约时间，双方也必须先说清到底是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这种 区别反映出双方的取向，汉人更愿意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当地法令放在 眼里，当地民族则坚持强调自己与北京的不同。
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来的农工，对镇压当地民族的任务都兴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请战。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若是发生在新疆，往往就 会被那些企图从一切事物中发现”不稳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处理的 层次，导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后会使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政治案件。民族 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大隔阂，就是因为不停地念叨分裂，结果就会真地开始 发生分裂。新疆本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盛世才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出租车司机看见我手拿一本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世才的敬佩，告诉我”那时的政策才好“。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这种彼此完全相反的认识眼下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历史观点上的对立从来就是冲突与分裂最深处的根源。它表现的是民族之间人心的分离，比别的分离都更为本质。
目前中国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和新疆）的治理表面上看行之有效，控制有力，局势稳定。两个”封疆大吏“――新疆的王乐泉和西藏的陈奎元（刚刚调任）所用手法如出一辙，遥相呼应，受到北京嘉许。然而其征结所在是日益失去当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稳定只能是维持一时的稳定，是以失去长远稳定为代价的饮鸩止渴。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 ，今天的表面稳定正在为未来的冲突埋设炸药。尤其对新疆，未来的冲突可能会非常暴烈。宗教的不同使新疆当地民族与汉族的对立比西藏更为激烈，继续按照今日中共的道路把新疆民族关系向敌对方向推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丧失掉重新转为良性互动的可能，只能恶性互动不断激化
矛盾，把双方越推越远，变成不可挽回。那样一种危险的前景，目前已经在边缘，而一旦进入那种不可逆的进程，新疆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那是他的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可兰经中有这样的 教导，当敌人还在占领家园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但是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 汉人赶出新疆而战斗。
而另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包括北京一些最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时他们都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然而一谈 到新疆问题，从他们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的”杀“字。如果靠种族灭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著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光而不动声色。”
片段五：开发能否稳定新疆
当下北京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除了强硬镇压，另一手就是发展经济。按照他们的想法，只要发展了经济，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民族分裂就会没有市场，宗教影响也会被世俗化消减，民族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两年轰轰烈烈掀起的“西部大开发”，相当程度就是出于这种思 路。1994年以来，北京一方面在新疆民族问题上采取强硬路线，一方面大 幅度增加给新疆的财政拨款（1994年29.5亿元，1995年52.3亿元，1997年68.4 亿元，1997年是1994年的2.3倍）。从绝对数上看，北京给新疆的拨款比给西藏的拨款（1997年为34亿元）多一倍，是全国各省市区得到中央拨款最多的。
无论从其公布的数字，还是在新疆的实地感受，都能看出近年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民族问题却没有如北京希望的那样变小，当地民族的 人心仍在渐行渐远。以经济发展来稳定新疆的思路所犯的一个基本错误就 是，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 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政治高压还在继续不断地加强，民族问题怎么可能指望得到解决？
退一步，即使仅从经济角度谈，只要政治问题不解决，资金的投入和经济开发的规模无论达到多高程度，都不一定能够取得效果，甚至效果会 相反。例如北京一直标榜给了新疆多少钱，可是当地民族马上会反问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那些石油的价值是多少？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的第 一号工程是“西气东输”――即是把新疆的天然气采出后输送到中国内地。新疆人对此质疑究竟是开发西部还是掠夺西部，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 只要人心保持对立，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经济上所做的一切――不管从北 京的角度认为那是出于何等的好心――都免不了会被插上殖民主义的标签。
我相信北京高层的出发点会是真心希望通过“西部大开发”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使少数民族在这 个过程中得到比汉族更多的好处，从而减少少数民族的离心力。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结果一定是反过来的，汉族无疑将拿走最多的好处，少数 民族与汉族的差距更加扩大，少数民族的不满因此只能进一步加强。北京 拿出大笔的钱，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比原来更糟。
之所以我敢这样断言，一是新疆有660万汉人，占新疆总人口的近4成。新疆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大头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有 足够的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机遇到来时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举一个最简单的方面为例，新疆的经济和中国内地结为共同体，完全依赖 中国内地，那么仅一个汉语的使用，就使当地民族处于极大的劣势。不要 说那些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项目，就是找新疆本地的工作，汉话说得不好 不认识汉文都会在很多场合成为被淘汰出局的第一理由。在今日新疆， 凡是在高层次的工作环境，会看到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汉族，而底层的工作环境，如煤矿、砖窑、水泥厂的车间等，主要人员都是少数民族。
我认识一位搞语言学的朋友，不久前做的一个科研课题是设计少数民 族汉语考试的分级。那是要让汉语考级如同英语考级一样规范化，还要颁 发级别证书。他向我征求意见时，我说他的设计如果推行，将来少数民族找工作就得拿著汉语级别证书，门槛就会更高。他认为那是经济发展的必 然，我请他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汉人在中国找工作都得取决于日语水平考级 ，我们会是什么感觉？少数民族在这方面是一样的心理，可不是仅仅用经济二字就能包容的。
新疆的失业很严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青年，经常找不到工作。新疆 的汉族青年至少还有一个内地可去闯荡，少数民族青年只能在家呆著。我 在新疆旅行时，经常能看到城镇和村庄街边到处是少数民族青年成群而聚，闲聊或是打闹。看著那种前景，你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恐惧，一个社会有 这么多青年无事可做，不能把浑身精力升华释放的时候，另一方面却在不 断地积累仇恨，社会最终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实在是很难预料。
不管当前的“西部大开发”被赋予了多少美好的说法，在开发资源是由汉人掌握、而竞争能力又被汉人垄断的状况仍然是一种现实的时候，水 往低处流，经济上的好处最终大部分被汉人所得是毫不奇怪的。
不过这里的确有经济自身的规律在发生作用。如工程招标肯定只能给最符合标的的公司，而不会考虑公司老板是什么民族。任何经营者首要追 求的都是利润和效率，而不是公正和平等。既然能招到讲汉语的职工，为什么要去招只会讲维语的职工，然后还得给他们配备翻译？新疆不少农村 有这样的情况，当地民族的农民嫌种地辛苦却得不到多少收入，税费又重 ，宁愿把自己的地转包给内地来的汉族流民。汉族流民善农耕，有市场意 识，种同样的地，所得不仅能够交足当地政府的税费，自己还有可供发展的利润。当地政府自然欢迎这样的流民，他们给当地经济带来活力，也给 地方财政带来收入。随著时间，这种流民的经营规模逐步变大，成为地主 ，遇到问题和纠纷也有钱进行摆平，建立起自己的庇护网络，他们也就在 当地长期扎根和发展下去了。有些看法认为这是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殖民， 是汉人经济上对当地人的剥削掠夺，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的成分，但是在 很多情况下，更重要的还是经济规律自发地在起作用。
不管当前的“西部大开发”被赋予了多少美好的说法，在开发资源是 由汉人掌握、而竞争能力又被汉人垄断的状况仍然是一种现实的时候，水 往低处流，经济上的好处最终大部分被汉人所得是毫不奇怪的。当地民族只会被蛊惑人心的宣传吊起胃口，然后被现实的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 满之中。
我和维族朋友在饭馆吃饭的时候，维族朋友对我说：“你看，在这种 饭馆里吃饭的，99％是维族，99％是自费，而去那些大饭店大吃大喝的 ，99％是汉族，99％是公费，这说明的是什么？！”少数民族的很多失落 正是源于这种直观的对比。的确，在新疆的高档消费场所，很少看得到当 地民族的人，呆在那里几乎就跟在内地城市一样，周围都是汉人，说的都
是汉语。
当然，肯定也会有一部分当地民族的人能从发展中得到好处，但他们不会是普通百姓，而是权贵，他们不是因为属于当地民族的一员而得到好 处，而是因为属于权势集团的一员得到好处。他们只能是数量很小的少数 。专制制度使权力在中国不受制衡，产生腐败是绝对的。从这个角度看， 从所谓的“西部大开发”中得到好处最多的，只能是权贵阶层，底层百姓
即使能顺便沾到一些光，然而布满他们视野的，只能是比原来更为扩大的两极分化，进一步衬出当权者的强取豪夺和自身的沉沦失落。那时，“阶 级仇”和“民族恨”叠加在一起，“西部大开发”的结果可能会在西部产生更强烈的社会不满和民族敌对。“
片段六：
”我原来总是试图说服少数民族朋友，不应该把他们受的苦难看作是民族压迫，因为汉族也一样在受压迫。中国各民族的苦难根源都在专制制度 ，改善苦难的处境不是在各民族之间进行兄弟残杀，而是团结起来去改变社会制度，共同建设新的民族共同体。我对维族狱友说，并没有因为我是 汉族，就改变了我们关在一起的命运但我还是同意维族 朋友的意见，如果说以前的年代各民族是受到共同迫害，90年代后对少数 民族的压迫则明显超过了对汉族的压迫。而且在新疆，汉人往往与政府站 在一起，成为对当地民族进行压迫的同盟。
在这方面，新疆是最突出的。西藏虽然也有民族问题，但因为西藏的汉人比例小（西藏自治区1999年的汉族常住人口的人口比例为2.83％）， 形不成与当地民族对抗的群体，所以压迫主要体现为政治压迫而非民族压迫。新疆汉人占总人口比例将近四成，很多人都是以“非我族类，其心必 异”的心态把自己摆在统治民族地位，政府也把汉人当作制约当地民族的 力量。不同民族之间所受的信任和待遇明显不同，因此对当地民族而言就 构成民族压迫。
民族问题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是一种危险的变化。因为如果面对的是政治压迫，只要对政治进行改变，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团结建 设共同的新社会也有可能。而如果少数民族认为他们不仅是受专制权力的 政治压迫，而且是在受整个汉民族的压迫，政治的改变就不会让他们认为 能解决问题，他们对出路的选择只能是民族独立，与汉族彻底分开，压迫 才能最终解除。这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即使中国改 变了政治制度，少数民族仍然不要留在中国，反而会借转型期国家控制力的衰弱加紧独立，那一方面会在中国缩小民主力量的发言权和生存空间， 提供滋生法西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土壤，另一方面势必造成汉民族与 少数民族之间的恶性互动，最终演化出暴力冲突和民族仇杀。
不幸的是，新疆的情况正在向后者发展。为了对其专制统治赋予理由，中共把民族主义当作进行蛊惑煽动的精神工具。其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 在新疆的确起到了把汉人拉在中共一边的作用，但同时也在把当地民族推 到了敌对的一边。那种敌对不仅是对中共的敌对，还是对整个汉族的敌对 。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双刃作用――得到它好处的同时也必然得到它的坏处。而坏处是长远的，最终会超过眼前得到的好处。我一直奇怪中共的一厢情愿，居然可以指望一个“中华民族”的人造概念把五十六个民族统一成一个民族，再以民族主义的鼓动使整个中国按照它的指挥棒一致对外。然 而只要“中华民族”的概念不被其他少数民族认同（那是可以肯定的），
被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只充当政权的武器，而是每个民族都可以对其为我所用，都可以用民族主义煽动和凝聚自己的人民，并将其作为追求 少数民族分离和独立的根据。
作为一个权力集团，中共在权力运作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权术文化，被中共继承和发展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高度。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我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表演场面。那表演是把椅子 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摇 摇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 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已经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仍然还能维持平衡。 然而平衡不会无限止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止地继续架高，总会 到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那时架得越高，垮得就会越狠。对 它必将垮掉，我毫不怀疑，唯一不能确定的只是什么时间而已。
中共的道路之所以越走越窄，很大程度在于人文精神的丧失。中共执政的半个世纪，人文教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人文传承几乎被彻底割 断。即使是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都是单一化的技术型人才 ，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实力蔑视弱小。他们能够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 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强力，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 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饮鸩止渴。人文精神的缺 失使权力集团无法面对诸如文化、历史、信仰、哲学那些更为深入广泛的 领域和具有终极性的关怀，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诡诈却异常单薄，只能局 限于应急救火、平息事件。而民族问题恰恰首先是一个人文方面的问题， 必须具有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从这个角度看，今日中国 民族问题日益走入死胡同有一种必然，而且展望未来，也难以指望中共
能对此产生突破，因为人文的复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
片段七：
新疆是这样一个地方，维吾尔人800多万，汉人近660万，哈萨克族130多万，回族80万，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各十几万，民族混杂，互相制约。 从各自的背景来看，虽然新疆汉族的背后有十多亿人的中国，后援强大， 但当地民族的后援也不可小觑。如当地7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而新疆接壤 的8个国家（新疆是中国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有5个是伊斯兰国家，那些 国家又通往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等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当地5个民族属于 突厥语民族，毗邻的伊斯兰国家也多属于突厥民族，他们的背后又有土耳 其那样强大而野心勃勃的”世界突厥人祖国“；新疆还有6个当地民族是跨 界民族，且毗邻国家就是他们的民族国家，如哈萨克、塔吉克、蒙古、俄 罗斯等。新疆当地民族很清楚只靠自己对付不了中国，因此从来都在世界 一盘棋中考虑问题。当我听到新疆少数民族人士如数家珍地谈论周边国家、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时，经常为他们的广阔眼界感叹不已，自愧不如。我相信汉人未来在新疆面对的，一定不仅仅是当地民族，而是变量众多、错综复杂的力量。汉人搞定新疆绝非轻易之事。
安全厅看守所里有一个维族犯人，其他犯人私下里都叫他”国防部长“。我没见过”国防部长“，但一进看守所就开始听人讲他，他已经被传 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在参加车臣独立战争时被俄军俘获引渡回中国的 。他之所以去为车臣打仗，是因为他们都是穆斯林，打的是圣战。那么将 来维吾尔人若是打起了脱离汉人异教徒统治的圣战，其他国家的穆斯林― ―那些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战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会不会也 一样会投入呢？
即使不考虑外力的介入，新疆本地的民族仇杀也会达到相当暴烈的程度。因为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的力量基本势均力敌，当地的穆斯林民族的人 口比汉人多（二者比例约为10:7），但是汉族掌握更多的资源，诸如武器 、财富、技术和中枢位置等。如果双方不是势均力敌而是力量相差悬殊， 冲突烈度反而可能会低。例如西藏汉人量少且不扎根，一有动乱迹象就会 早早撤回内地，很少有人愿意留下坚守，种族仇杀的规模反而不会大。势 均力敌却是最容易导致冲突升级的。新疆汉人一是人数众多；二是早在新 疆扎根；三是集中聚居，尤其是在城市（如乌鲁木齐的汉人占到72.7％） 和兵团――这决定了他们轻易不会撤离，即使是内地一时不能支援，他们也有保卫自己的力量。
仇恨调动起来是没有止境的，仇杀一旦开始就会走向盲目和疯狂，残酷程度将难以想象。波黑的民族构成特征和新疆有相象之处，但波黑的人 口规模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照样打了那么多年惨烈的战争，流了那么多 血，震动了整个世界。波黑是新疆的前车之鉴。如果我们不及早地想法防 止，未来有一天新疆成为更大规模的波黑，可能性完全存在。那时被夺走的生命可能达到十万百万，每个民族都会流很多血，各民族孤儿寡母的哭 声将会震动新疆的大地。
对那种前景，不仅是我担心，当地民族的有识之士也一样担心。在上海被拒绝住店的那位乌孜别克族教授对我说，中国将来肯定要出事，中国 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时，他一想起那种前景就害怕，因此他 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不能让他们留在新疆。”
片段八：自治是关键
我和E用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避免未来新疆发生流血冲突。让我感到欣慰的是E也认为追求独立是不现实的，同时对新疆当地民族也不见得有利。 我们之间的共识是，新疆问题的出路是当地民族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
维吾尔人有一个政治笑话，说李鹏管理经济遇到了困难，去请赵紫阳复出继续为党工作，赵问让我担任什么，李说管经济的副总理，赵立刻拒绝说，我又不是维族！这笑话是讽刺不让维族掌握实权的状况。讲这笑话的维族朋友解释说，上海人到北京去当官你们都要骂“上海帮”，新疆的实权都被汉人把持，我们又怎么会满意？
其实不光官位多数被汉人所占，像新疆气象局那样的单位，一千多职工中维族只有三十多个；如果强调气象局是技术部门，需要懂专业，那么不需要专业人员的基层单位，如维族聚居的阿克苏地区，行署粮食处三百 多职工中也同样只有二三十个维吾尔人……当然，用哪个民族的人只是自 治含义里的最低条件。在西藏的各单位中，藏人干部职工经常是占多数的 ，但同样不能叫自治。即使民族地区的官员全部都由当地民族担任，并且 掌握著实权，也不一定就是自治，因为关键要看那些官员是怎么产生的。如果都是由北京任命，自治就依然徒有虚名。只有官员是自下而上地产生于当地人民，自治才算开始具有真实的基础。
在民族地区走得越多，我越感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的好处。那种好处是对双方而言的。以往经常谈的只是自治对当地和少数民族的好处，对此 需要改变一种错误看法，似乎地方所得就是中央所失，少数民族所得就是 汉族所失。事实并不是这样，自治带来的不是零和结果，而是双赢。
目前北京每年给西藏和新疆一百多亿元的拨款，还有各种其他好处，却换不来相应的感谢，反而无论是经济发展慢，城市建设差，道路不好， 商品缺乏，生态恶化，犯罪增加，只要有问题，责任似乎就都在北京。给钱不但成了该给，如果没有不断增加，或者是增加幅度不够大，得到的就 会是抱怨。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员一谈有什么要求就是要钱，问他们何以能 够伸手张口就要钱，他们反会对这种问题感到奇怪，如此要了几十年，已 经是理所当然。
官场是这样，民间也有类似情况。乌鲁木齐的山西巷是维族区，那里的居民不执行政府的扫雪规定。家家户户只是把自己门前的雪往路中间扬 ，说路是共产党的地方，不归自己扫。每年临开春由军队进行“爱民劳动 ”，把路上一冬的积雪运走。一位新疆农业银行的维族干部告诉我，有些 维族懒汉生活非常贫困，但是政府拨款为他盖了房子，他却立刻又会把房 子拆掉，为的是卖木料换酒喝。新疆农村有相当数量给个人的贷款发出去 就再也收不回来。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正是政府包办 一切的结果，无论是个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还是官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 ，根源都在这里。
如果让当地人民进行自治，推举自己的政府，选择自己的决策，他们就会是而且只能是自己负起责任，出问题也要由自己承担，再也怨不著别人。这样一种结果，当地人民高兴，中央政府省事又省钱，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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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一：深入维吾尔人
1999年的元旦刚过，我先去宁夏找一位多年的回族朋友A。1984年我在黄河漂流时和他认识（他送我的救生衣在漂流途中救过我的命），当时他是黄河上的水手，现在成了私营企业家。钱虽然挣了不少，然而总是怀念当年 浪迹天涯的时光。听到我要去新疆，便要和我同去。正好我的研究中包括 回族，他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当然我也愿意和他重温在高原荒野以酒当歌 的早年。于是我们约定在银川汇合，开上他新买的一辆桑塔纳2000上路。
我们在宁夏回族地区一路走村串镇，看当年回民起义的战场，参加开斋节礼拜，深入百姓人家，听贩毒者自述。进入甘肃，左宗棠的行军大道 在古长城和祁连山之间绵延不绝，走过古代那些声名显赫的郡城要塞，仅 是那一个个地名都足以让人沉浸于历史。我们在横扫的风雪中进入新疆， 那里冰天雪地，广阔无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这一次是我第五次到新疆。前四次有两次是自己开车走，走遍了新疆所有地区。不过以前只是为旅行，没带任何研究目的。我们直奔乌鲁木齐，住进市中心一家名叫“鸿春园”的旅馆。我让A自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自己留在乌鲁木齐，成天奔波于政府部门、 研究机关、出版社和书店，以“文学创作”的身份把凡是有关新疆的文字尽可能搞全――这是我此行的第一个目的。以后我将用几个月时间在北京 阅读和消化那些材料，为夏天再来新疆实地采访做准备。我此行的第二个目的是结交维吾尔族朋友。研究新疆问题，只在汉人圈子里打转是一种荒谬，但这种荒谬正是目前中国研究新疆问题的现状。进入维吾尔人的圈子 ，并不意味只是和维吾尔人打表面交道，那容易，而是能不能进入他们的 心，对汉人而言，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难。
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相互敌视我早知道。虽然我数次到新疆，走了很多地方，却从来没有与维吾尔人打过稍微深入的交道。1993年我准备开车去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所遇到的汉人无不警告我维吾尔人凶险，汉人 在那里如何不能保障安全。我为此专门去新疆军区了解情况。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 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这也正是军 区的人遵循的原则）。结果那次我放弃了去南疆，因为若是遵守那“三不 ”，我不知道去的意义还有什么。
在新疆旅行和在西藏旅行，最大不同就在身处民间时的感觉。在西藏，和藏人普通百姓打交道时不需要有担心，他们亲切友好，不会因为你是 汉人而表现敌对。在新疆却常有恐惧之心，汉人一般不敢单独下乡，不敢置身于维吾尔人中。当然有很大的成分是被传闻误导和夸张，属于自我惊吓。但的确也可以感受到维吾尔人对汉人的敌意。如在乌鲁木齐的维族餐 厅吃饭，只要我离开一块同往的维族同伴，遇到的眼光就常有不友好的， 有时还会遇到挑衅。但是回到维族同伴身边，立刻毫无问题。只要一个维 吾尔人向其他维吾尔人介绍“这是朋友”，他们个个都会变得温和有礼， 让你放心。
这就是我必须结交维族朋友的原因。按照我的计划，准备夏天去南疆采访，要进到维族百姓中间去，了解他们对新疆问题的看法，那靠自己硬 闯是行不通的，必须有维族朋友引路。我这次到新疆，最重要的目的也是 在这里。只为收集资料，通过北京的渠道，不跑这一趟也能做到大部分；而要找维族朋友，则必须亲自来，不是来采访，是要喝酒、谈心、取得他们的信任。
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 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 触（这也正是军区的人遵循的原则）。 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维吾尔人对汉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民族问 题上，他们为什么要信任一个属于压迫民族的人，为什么要告诉你他们的 真实想法？为什么要引你去见他们的亲友？这样做是不是在引蛇入室？我
被他们接受，主要是《天葬》一书。他们认为应该帮助我写出一本谈新疆问题的《天葬》。一位维族朋友说，考托福填表时，表上列出的0-99个民 族条目中竟然没有维吾尔族，他只能在“其他”一栏上打勾。由此他意识到，虽然他的民族有近一千万人，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世界却不知道，更不要说明白有新疆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接触、谈话、餐厅和酒吧里的彻夜长饮，我逐渐扩大朋友圈子――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他们帮我计划夏天的旅行，各地的接待，陪同、翻译、车辆等。有Q提供的资金支持，有这次布下的关系网，我相信我可以完成一个出类拔萃的研究，效率也会比写《天葬》高很多。
相反是在汉人那里，我却找不到这种友情。虽然我动用了与新疆有关的所有资源，请各方面朋友给我介绍关系。但是到了新疆，却发现人们多数表现冷漠，似乎疑虑重重，不愿意沾惹是非，也不认为新疆的问题需要由我来搞。“
片段二：兵团老战士
我在新疆接触的另一个汉人J是一位”兵团老战士“――他这样称呼自己。”兵团“的全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遍布新疆的庞然大物，总人口240万，职工近百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汉人。新疆到处都有它的”团场“，很多地名就是其下属单位的番号。兵团是个正省级行政单位，与新疆自治区平级。它有自己的”领土“、城镇，设有公安、司法、检察机构，有独立的户口造册、结婚登记处、监狱、科学院、银行、保险公司等，完全自成体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辖。我在过去写的一篇文章里称其为”新疆自治区内的汉人自治省“，邓□□□□将其视为”稳定新疆的核心“
（1981年邓视察新疆时所言），而那些主张新立的人则视兵团为武装占领军。无论是研究新疆问题还是解决新疆问题，兵团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J是一位对兵团充满感情的老军人。他对兵团的现状感到焦虑。兵团原本的职能是屯垦戍边，是个以政治任务为主的准军事化组织。六十年代中苏对抗期间，新疆的中苏边境纵深10-30公里地带全部由”兵团“接管，迁走所有老百姓，建立起一条链状的边境农场带。四百多个兵团的民兵连常年进行边境值班巡逻，形成一道”反修防修“的”血肉长城“。寓兵于民的兵团是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拥有百万兵员而且永不退役的”驻军“。当年兵团的主要首长张仲瀚这样形容他的队伍：”一旦有事，能做到不分昼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导，运用自如，召之既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然而兵团却远非一个合理的经济组织。在”政治第一“的年代，经济可以服从政治需要。自打中国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兵团体制的不适应就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兵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产物，亦是一个全能型的权力机构。它担负沉重的政府职能，必须兴办大量社会事业（仅担负的退休职工就有三十多万）。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许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四不象“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入工会，是军队没军费“，即是对它嘲讽性的形容。
市场只认经济规律，只懂竞争，注定不能与政治目标兼顾。若想真正实现向市场经济转轨，除非义无反顾地抛弃过去遗留的政治结构与约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团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兵团的军事化使命今日在其基层已经名存实亡，”屯垦戍边“大部分也只剩下口号。
J认为必须让最高当局知道这种状况的严重性，不能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兵团和衡量兵团的得失。兵团的根本作用是在巩固主权，主权高于一切，什么都要服从这个最高原则。如果兵团垮了，散了，那是分裂分子做梦都想而实现不了的，却是由我们自己去实现，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域屯垦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今天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该？！说没钱，那些腐败分子们每年喝掉的酒相当于一个杭州西湖，吃掉的宴席价值上千亿，怎么就有钱？用到捍卫主权上就舍不得？！
我和J做了两次长谈，被他的真挚深情和忧国之心打动。他的观点有一些是我不同意的，虽然我深知兵团对稳定新疆起到了何种作用，但我也知道兵团的确已长成一个怪胎。它是帝国时代的人造产物，缺乏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相应法律、文化、经济与人文基础，只能靠政权的意志维系。 当政权的专制程度高、人为性强时，兵团可以被塑造为有力的治国工具，当社会走向多元化和法制化之时，它落入一个四处掣肘、动辄得咎的困境并不奇怪。改变这个局面，要做的不能是退回帝国时代，继续给它营造往昔的环境，输送专制与人治的养料，而是去找出一条现代文明社会的安定边疆与和睦民族之路。”
片段三：兵团是否违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面临的困境是非常复杂的，对其进行改造也非常困难。正因为兵团不是一个法制产物，缺乏制度支撑，因而难以达到平衡状态。半个世纪中它要不断随形势变化调整自己，在不同的夹缝中拓展空间，做各式各样的局部修补。虽然那些具体应对中不乏令人称绝的聪明，但是经年累月，众多局部的拓展和修补层叠盘错，却变成了整体的畸形，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越修补越难作整体改变，越难做整体改变越得小修小补，从而更加层叠盘错，陷入更严重的畸形，困境也越来越深。
我直觉意识到，搞清兵团的状态和问题的征结，首先应该从兵团的法律地位著手。例如中国宪法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没有兵团，但是兵团却有上 百块“飞地”分布在新疆全景，总面积达到7.43万平方公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98年年鉴》），有240万属于兵团户口的居民，而且存在著一个新疆州县各级政府无权管辖、由兵团垂直领导和任命的政权体系。在中央政府下发的各种文件上，除了“各省、市、自治区”的抬头，还要单独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俨然它就是并列的一个省。新疆本是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自治区，却在这个自治的区域内插进上百块另外的“自治的区域”，形成对原本自治区域的割裂。这在法律上怎么解释？能不能解释？
再如宪法规定地方政府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都要同级人大选举。但是像石河子那样的城市，1950年只有几十户人家，完全由兵团从无到有 建成，现在人口达到20多万，是兵团农业第八师的师部所在地，同时又是 新疆自治区正式建制的区辖市。兵团把石河子视为自家财产不能说没有道 理，但是法律无法那样认可。折中的办法是目前搞了个“师市合一”体制 ，农八师的师长同时担任石河子的市长。这本身就是矛盾――作为师长，应该由兵团任命，作为市长，应该由石河子市人大选举，到底按照什么来执行？兵团当然坚持自己的任命权，但对地方从法律角度发出的质疑却无法做出言之有据的回答，只能靠中央摆平。而中央的摆平同样缺少法律根据，从长远看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同样，兵团自身的法院系统和检察系统也面对这个问题，过去都是兵团各级党委任命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现在进入强调法制化的时代，如何面对与法律的冲突，一直是兵团的困境。
兵团对此往往用政治说法来应付，专制社会的政治是可以超越法律的。每当遇到冲突，兵团就会本能地到中央去拉大旗做虎皮。其中最现成的说法就是新疆的主权稳定。
与早年充当抵抗“苏修”的前线不同，今天新疆最大的危险已被说成是民族分离主义。J这样说：“兵团的作用就是保证新疆这166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永远姓‘中’！”我不怀疑J对此的真诚，但这无疑也是兵团解决自 身与法律冲突的护身符。尽管以此为由可以让兵团一时得以回避矛盾，长 远看却会使兵团更深地陷入自我封闭和对外冲突，使其无法理顺关系，筹 划久远，无法以开放的姿态与当地社会结合。因为这种强调和强化兵团充 当新疆“看守”的思路，相伴的必然是要把新疆地方和当地民族当作被看守的对象，兵团因此不可能不成为新疆人民与当地政府的异己者，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敌视，遭到地方势力抵制和拆台也就是毫不奇怪的。
因此，理清兵团与现行法律的冲突，搞清楚它目前在以什么方式回避和解决这种冲突，其中什么是可以继续利用的资源，什么是继续制造麻烦 的源泉和产生隐患的温床，在我来看可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我知道这个 研究将很麻烦，首先要去研读那些叠床架屋的法律、规章和文件，从中找 出逻辑路径和现实接口――这一最基础的工作就已经让我望而生畏，那必 定要求投入太多的精力。但是既然已经看出这是一个切入点，我在收集材料时就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与此相关的文字。“
片段四：新疆的主要危险
中共曾经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著名的”七号文件“，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 “。这句话在句式上模仿当年毛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 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外部的国际关系转向了内部的民族关系，成为近 年中共治理新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
治理新疆的思路变化，有其复杂的演变，不能一言论定。然而明显的一点是，如果把新疆的主要矛盾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 就等于先天地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且使他们 之间互相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 ，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首先汉族肯定不会要分裂，其次汉人很少信仰宗 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所以把分裂和宗教问题定为新疆的主 要危险，就会导向一个必然的结果――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依靠力量，而 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 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地被 推倒敌对一方。在我看来，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和主要的危险所在。
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即使毛泽东时代曾对新疆当地民族进行过残酷镇压，但由于那时在意识形态上成功地以”阶级“取代了”民族“，新疆的民族关系也没有恶化到今天的情况。虽然不能证明当年广为流传的维族 农民库尔班大叔骑毛驴去北京感谢毛泽东的故事是真，但是我的确亲耳听 过老辈维吾尔人讲述当年的民族关系和他们对汉人的好感。六十年代在乌 鲁木齐，公共汽车上的汉人见到少数民族会主动让座，少数民族去北京时 更是到处倍受欢迎。他们那时把汉人当成老大哥，认为汉人到新疆真是来 帮助当地民族发展。然而这十多年的时间，民族关系的恶化速度惊人，程度也特别严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汉族和当地民族隔阂越来越深，彼此越来越对抗。甚至在同一个机关宿舍大院里，小孩子都以民族分成不同
团伙，互相之间只打架而不在一起玩。
这种民族关系恶化主要是由汉人引起的。汉人总是以统治者的眼光看待当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997年新疆出过爆炸事件后，公共场所要 求检查来者随身带的包，对汉人只是马马虎虎地看一眼，纯属走形式，对 当地民族的人却检查得非常仔细。这种明显的民族歧视很快蔓延到整个中 国，无论在哪个城市，看见新疆少数民族模样的人，警察动辄就要拦住盘问，出租车司机不给停车，店家也特殊防范。
一位乌兹别克族的教授讲他去上海的经历，那天深夜才下火车，正赶上大雨滂沱，雷电交加，他跑进车站附近一家私人小旅店，已经全身湿透。店主是个里弄老太太，只因为看他长著新疆人的面孔就拒绝他住，说是 按照市政府规定，新疆人只能去一家指定的回民旅店。他当时实在按奈不 住，大发雷霆，说你们上海当年来新疆几十万人，我们收下了，给你们吃 和住，什么都不要，今天我到你们上海住一夜，我是给钱的，你们都不让，你们上海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他发誓从此再不去上海！
中国内地城市对新疆人的歧视伤了很多新疆人的心，仅这一件事就足以把很多新疆人推到汉人对立面。既然你们像防贼一样防我们，我们为什 么还要在一个国家？罪犯哪里都有，怎么能因为新疆出了恐怖分子就把所 有新疆人都当成罪犯。汉人犯罪的更多，为什么不对汉人采取那些对新疆 人采取的措施？西方社会有种族歧视，但要隐蔽得多，至少不敢像上海那 样赤裸裸地实行种族隔离，然而都可以让那么多去过西方的中国人变成民 族主义者，新疆当地民族的人为此憎恨汉人一点也不难理解。
原来新疆民族的知识分子普遍不怎么去清真寺，自从把”非法宗教活动“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并且进行打压后，反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 去寺院。政府在伊斯兰的斋月发布文件，禁止学校老师和学生封斋，然而封斋的人一定会比不发文件之前增加很多。原本那些”民考汉“（即少数民族学生去汉语教课的学校上学，并用汉语参加考试和升学）的家庭，现在又让自己的孩子去上本民族学校，同时开始为自己汉语比本民族语言好而感到羞愧（过去会为此感到自豪）。今日新疆，”逆反“一词总是能最充分地得到体现。
新疆汉人和当地民族的不认同，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时间的使用上。新 疆的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两个时区，新疆人民代表大会曾为此通过法令， 在新疆实行乌鲁木齐时间。然而去看当地人的表就会发现，新疆汉人的表一定都是北京时间，而当地民族的表则一定都是乌鲁木齐时间。所以在新 疆约时间，一定要视对方的民族身份来认定约的是什么时间。当地民族与 汉人约时间，双方也必须先说清到底是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这种 区别反映出双方的取向，汉人更愿意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当地法令放在 眼里，当地民族则坚持强调自己与北京的不同。
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来的农工，对镇压当地民族的任务都兴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请战。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若是发生在新疆，往往就 会被那些企图从一切事物中发现”不稳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处理的 层次，导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后会使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政治案件。民族 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大隔阂，就是因为不停地念叨分裂，结果就会真地开始 发生分裂。新疆本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盛世才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出租车司机看见我手拿一本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世才的敬佩，告诉我”那时的政策才好“。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这种彼此完全相反的认识眼下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历史观点上的对立从来就是冲突与分裂最深处的根源。它表现的是民族之间人心的分离，比别的分离都更为本质。
目前中国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和新疆）的治理表面上看行之有效，控制有力，局势稳定。两个”封疆大吏“――新疆的王乐泉和西藏的陈奎元（刚刚调任）所用手法如出一辙，遥相呼应，受到北京嘉许。然而其征结所在是日益失去当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稳定只能是维持一时的稳定，是以失去长远稳定为代价的饮鸩止渴。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 ，今天的表面稳定正在为未来的冲突埋设炸药。尤其对新疆，未来的冲突可能会非常暴烈。宗教的不同使新疆当地民族与汉族的对立比西藏更为激烈，继续按照今日中共的道路把新疆民族关系向敌对方向推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丧失掉重新转为良性互动的可能，只能恶性互动不断激化
矛盾，把双方越推越远，变成不可挽回。那样一种危险的前景，目前已经在边缘，而一旦进入那种不可逆的进程，新疆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那是他的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可兰经中有这样的 教导，当敌人还在占领家园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但是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 汉人赶出新疆而战斗。
而另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包括北京一些最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时他们都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然而一谈 到新疆问题，从他们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的”杀“字。如果靠种族灭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著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光而不动声色。”
片段五：开发能否稳定新疆
当下北京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除了强硬镇压，另一手就是发展经济。按照他们的想法，只要发展了经济，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民族分裂就会没有市场，宗教影响也会被世俗化消减，民族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两年轰轰烈烈掀起的“西部大开发”，相当程度就是出于这种思 路。1994年以来，北京一方面在新疆民族问题上采取强硬路线，一方面大 幅度增加给新疆的财政拨款（1994年29.5亿元，1995年52.3亿元，1997年68.4 亿元，1997年是1994年的2.3倍）。从绝对数上看，北京给新疆的拨款比给西藏的拨款（1997年为34亿元）多一倍，是全国各省市区得到中央拨款最多的。
无论从其公布的数字，还是在新疆的实地感受，都能看出近年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民族问题却没有如北京希望的那样变小，当地民族的 人心仍在渐行渐远。以经济发展来稳定新疆的思路所犯的一个基本错误就 是，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 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政治高压还在继续不断地加强，民族问题怎么可能指望得到解决？
退一步，即使仅从经济角度谈，只要政治问题不解决，资金的投入和经济开发的规模无论达到多高程度，都不一定能够取得效果，甚至效果会 相反。例如北京一直标榜给了新疆多少钱，可是当地民族马上会反问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那些石油的价值是多少？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的第 一号工程是“西气东输”――即是把新疆的天然气采出后输送到中国内地。新疆人对此质疑究竟是开发西部还是掠夺西部，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 只要人心保持对立，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经济上所做的一切――不管从北 京的角度认为那是出于何等的好心――都免不了会被插上殖民主义的标签。
我相信北京高层的出发点会是真心希望通过“西部大开发”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使少数民族在这 个过程中得到比汉族更多的好处，从而减少少数民族的离心力。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结果一定是反过来的，汉族无疑将拿走最多的好处，少数 民族与汉族的差距更加扩大，少数民族的不满因此只能进一步加强。北京 拿出大笔的钱，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比原来更糟。
之所以我敢这样断言，一是新疆有660万汉人，占新疆总人口的近4成。新疆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大头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有 足够的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机遇到来时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举一个最简单的方面为例，新疆的经济和中国内地结为共同体，完全依赖 中国内地，那么仅一个汉语的使用，就使当地民族处于极大的劣势。不要 说那些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项目，就是找新疆本地的工作，汉话说得不好 不认识汉文都会在很多场合成为被淘汰出局的第一理由。在今日新疆， 凡是在高层次的工作环境，会看到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汉族，而底层的工作环境，如煤矿、砖窑、水泥厂的车间等，主要人员都是少数民族。
我认识一位搞语言学的朋友，不久前做的一个科研课题是设计少数民 族汉语考试的分级。那是要让汉语考级如同英语考级一样规范化，还要颁 发级别证书。他向我征求意见时，我说他的设计如果推行，将来少数民族找工作就得拿著汉语级别证书，门槛就会更高。他认为那是经济发展的必 然，我请他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汉人在中国找工作都得取决于日语水平考级 ，我们会是什么感觉？少数民族在这方面是一样的心理，可不是仅仅用经济二字就能包容的。
新疆的失业很严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青年，经常找不到工作。新疆 的汉族青年至少还有一个内地可去闯荡，少数民族青年只能在家呆著。我 在新疆旅行时，经常能看到城镇和村庄街边到处是少数民族青年成群而聚，闲聊或是打闹。看著那种前景，你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恐惧，一个社会有 这么多青年无事可做，不能把浑身精力升华释放的时候，另一方面却在不 断地积累仇恨，社会最终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实在是很难预料。
不管当前的“西部大开发”被赋予了多少美好的说法，在开发资源是由汉人掌握、而竞争能力又被汉人垄断的状况仍然是一种现实的时候，水 往低处流，经济上的好处最终大部分被汉人所得是毫不奇怪的。
不过这里的确有经济自身的规律在发生作用。如工程招标肯定只能给最符合标的的公司，而不会考虑公司老板是什么民族。任何经营者首要追 求的都是利润和效率，而不是公正和平等。既然能招到讲汉语的职工，为什么要去招只会讲维语的职工，然后还得给他们配备翻译？新疆不少农村 有这样的情况，当地民族的农民嫌种地辛苦却得不到多少收入，税费又重 ，宁愿把自己的地转包给内地来的汉族流民。汉族流民善农耕，有市场意 识，种同样的地，所得不仅能够交足当地政府的税费，自己还有可供发展的利润。当地政府自然欢迎这样的流民，他们给当地经济带来活力，也给 地方财政带来收入。随著时间，这种流民的经营规模逐步变大，成为地主 ，遇到问题和纠纷也有钱进行摆平，建立起自己的庇护网络，他们也就在 当地长期扎根和发展下去了。有些看法认为这是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殖民， 是汉人经济上对当地人的剥削掠夺，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的成分，但是在 很多情况下，更重要的还是经济规律自发地在起作用。
不管当前的“西部大开发”被赋予了多少美好的说法，在开发资源是 由汉人掌握、而竞争能力又被汉人垄断的状况仍然是一种现实的时候，水 往低处流，经济上的好处最终大部分被汉人所得是毫不奇怪的。当地民族只会被蛊惑人心的宣传吊起胃口，然后被现实的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 满之中。
我和维族朋友在饭馆吃饭的时候，维族朋友对我说：“你看，在这种 饭馆里吃饭的，99％是维族，99％是自费，而去那些大饭店大吃大喝的 ，99％是汉族，99％是公费，这说明的是什么？！”少数民族的很多失落 正是源于这种直观的对比。的确，在新疆的高档消费场所，很少看得到当 地民族的人，呆在那里几乎就跟在内地城市一样，周围都是汉人，说的都
是汉语。
当然，肯定也会有一部分当地民族的人能从发展中得到好处，但他们不会是普通百姓，而是权贵，他们不是因为属于当地民族的一员而得到好 处，而是因为属于权势集团的一员得到好处。他们只能是数量很小的少数 。专制制度使权力在中国不受制衡，产生腐败是绝对的。从这个角度看， 从所谓的“西部大开发”中得到好处最多的，只能是权贵阶层，底层百姓
即使能顺便沾到一些光，然而布满他们视野的，只能是比原来更为扩大的两极分化，进一步衬出当权者的强取豪夺和自身的沉沦失落。那时，“阶 级仇”和“民族恨”叠加在一起，“西部大开发”的结果可能会在西部产生更强烈的社会不满和民族敌对。“
片段六：
”我原来总是试图说服少数民族朋友，不应该把他们受的苦难看作是民族压迫，因为汉族也一样在受压迫。中国各民族的苦难根源都在专制制度 ，改善苦难的处境不是在各民族之间进行兄弟残杀，而是团结起来去改变社会制度，共同建设新的民族共同体。我对维族狱友说，并没有因为我是 汉族，就改变了我们关在一起的命运但我还是同意维族 朋友的意见，如果说以前的年代各民族是受到共同迫害，90年代后对少数 民族的压迫则明显超过了对汉族的压迫。而且在新疆，汉人往往与政府站 在一起，成为对当地民族进行压迫的同盟。
在这方面，新疆是最突出的。西藏虽然也有民族问题，但因为西藏的汉人比例小（西藏自治区1999年的汉族常住人口的人口比例为2.83％）， 形不成与当地民族对抗的群体，所以压迫主要体现为政治压迫而非民族压迫。新疆汉人占总人口比例将近四成，很多人都是以“非我族类，其心必 异”的心态把自己摆在统治民族地位，政府也把汉人当作制约当地民族的 力量。不同民族之间所受的信任和待遇明显不同，因此对当地民族而言就 构成民族压迫。
民族问题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是一种危险的变化。因为如果面对的是政治压迫，只要对政治进行改变，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团结建 设共同的新社会也有可能。而如果少数民族认为他们不仅是受专制权力的 政治压迫，而且是在受整个汉民族的压迫，政治的改变就不会让他们认为 能解决问题，他们对出路的选择只能是民族独立，与汉族彻底分开，压迫 才能最终解除。这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即使中国改 变了政治制度，少数民族仍然不要留在中国，反而会借转型期国家控制力的衰弱加紧独立，那一方面会在中国缩小民主力量的发言权和生存空间， 提供滋生法西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土壤，另一方面势必造成汉民族与 少数民族之间的恶性互动，最终演化出暴力冲突和民族仇杀。
不幸的是，新疆的情况正在向后者发展。为了对其专制统治赋予理由，中共把民族主义当作进行蛊惑煽动的精神工具。其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 在新疆的确起到了把汉人拉在中共一边的作用，但同时也在把当地民族推 到了敌对的一边。那种敌对不仅是对中共的敌对，还是对整个汉族的敌对 。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双刃作用――得到它好处的同时也必然得到它的坏处。而坏处是长远的，最终会超过眼前得到的好处。我一直奇怪中共的一厢情愿，居然可以指望一个“中华民族”的人造概念把五十六个民族统一成一个民族，再以民族主义的鼓动使整个中国按照它的指挥棒一致对外。然 而只要“中华民族”的概念不被其他少数民族认同（那是可以肯定的），
被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只充当政权的武器，而是每个民族都可以对其为我所用，都可以用民族主义煽动和凝聚自己的人民，并将其作为追求 少数民族分离和独立的根据。
作为一个权力集团，中共在权力运作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权术文化，被中共继承和发展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高度。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我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表演场面。那表演是把椅子 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摇 摇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 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已经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仍然还能维持平衡。 然而平衡不会无限止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止地继续架高，总会 到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那时架得越高，垮得就会越狠。对 它必将垮掉，我毫不怀疑，唯一不能确定的只是什么时间而已。
中共的道路之所以越走越窄，很大程度在于人文精神的丧失。中共执政的半个世纪，人文教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人文传承几乎被彻底割 断。即使是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都是单一化的技术型人才 ，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实力蔑视弱小。他们能够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 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强力，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 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饮鸩止渴。人文精神的缺 失使权力集团无法面对诸如文化、历史、信仰、哲学那些更为深入广泛的 领域和具有终极性的关怀，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诡诈却异常单薄，只能局 限于应急救火、平息事件。而民族问题恰恰首先是一个人文方面的问题， 必须具有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从这个角度看，今日中国 民族问题日益走入死胡同有一种必然，而且展望未来，也难以指望中共
能对此产生突破，因为人文的复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
片段七：
新疆是这样一个地方，维吾尔人800多万，汉人近660万，哈萨克族130多万，回族80万，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各十几万，民族混杂，互相制约。 从各自的背景来看，虽然新疆汉族的背后有十多亿人的中国，后援强大， 但当地民族的后援也不可小觑。如当地7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而新疆接壤 的8个国家（新疆是中国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有5个是伊斯兰国家，那些 国家又通往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等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当地5个民族属于 突厥语民族，毗邻的伊斯兰国家也多属于突厥民族，他们的背后又有土耳 其那样强大而野心勃勃的”世界突厥人祖国“；新疆还有6个当地民族是跨 界民族，且毗邻国家就是他们的民族国家，如哈萨克、塔吉克、蒙古、俄 罗斯等。新疆当地民族很清楚只靠自己对付不了中国，因此从来都在世界 一盘棋中考虑问题。当我听到新疆少数民族人士如数家珍地谈论周边国家、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时，经常为他们的广阔眼界感叹不已，自愧不如。我相信汉人未来在新疆面对的，一定不仅仅是当地民族，而是变量众多、错综复杂的力量。汉人搞定新疆绝非轻易之事。
安全厅看守所里有一个维族犯人，其他犯人私下里都叫他”国防部长“。我没见过”国防部长“，但一进看守所就开始听人讲他，他已经被传 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在参加车臣独立战争时被俄军俘获引渡回中国的 。他之所以去为车臣打仗，是因为他们都是穆斯林，打的是圣战。那么将 来维吾尔人若是打起了脱离汉人异教徒统治的圣战，其他国家的穆斯林― ―那些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战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会不会也 一样会投入呢？
即使不考虑外力的介入，新疆本地的民族仇杀也会达到相当暴烈的程度。因为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的力量基本势均力敌，当地的穆斯林民族的人 口比汉人多（二者比例约为10:7），但是汉族掌握更多的资源，诸如武器 、财富、技术和中枢位置等。如果双方不是势均力敌而是力量相差悬殊， 冲突烈度反而可能会低。例如西藏汉人量少且不扎根，一有动乱迹象就会 早早撤回内地，很少有人愿意留下坚守，种族仇杀的规模反而不会大。势 均力敌却是最容易导致冲突升级的。新疆汉人一是人数众多；二是早在新 疆扎根；三是集中聚居，尤其是在城市（如乌鲁木齐的汉人占到72.7％） 和兵团――这决定了他们轻易不会撤离，即使是内地一时不能支援，他们也有保卫自己的力量。
仇恨调动起来是没有止境的，仇杀一旦开始就会走向盲目和疯狂，残酷程度将难以想象。波黑的民族构成特征和新疆有相象之处，但波黑的人 口规模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照样打了那么多年惨烈的战争，流了那么多 血，震动了整个世界。波黑是新疆的前车之鉴。如果我们不及早地想法防 止，未来有一天新疆成为更大规模的波黑，可能性完全存在。那时被夺走的生命可能达到十万百万，每个民族都会流很多血，各民族孤儿寡母的哭 声将会震动新疆的大地。
对那种前景，不仅是我担心，当地民族的有识之士也一样担心。在上海被拒绝住店的那位乌孜别克族教授对我说，中国将来肯定要出事，中国 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时，他一想起那种前景就害怕，因此他 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不能让他们留在新疆。”
片段八：自治是关键
我和E用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避免未来新疆发生流血冲突。让我感到欣慰的是E也认为追求独立是不现实的，同时对新疆当地民族也不见得有利。 我们之间的共识是，新疆问题的出路是当地民族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
维吾尔人有一个政治笑话，说李鹏管理经济遇到了困难，去请赵紫阳复出继续为党工作，赵问让我担任什么，李说管经济的副总理，赵立刻拒绝说，我又不是维族！这笑话是讽刺不让维族掌握实权的状况。讲这笑话的维族朋友解释说，上海人到北京去当官你们都要骂“上海帮”，新疆的实权都被汉人把持，我们又怎么会满意？
其实不光官位多数被汉人所占，像新疆气象局那样的单位，一千多职工中维族只有三十多个；如果强调气象局是技术部门，需要懂专业，那么不需要专业人员的基层单位，如维族聚居的阿克苏地区，行署粮食处三百 多职工中也同样只有二三十个维吾尔人……当然，用哪个民族的人只是自 治含义里的最低条件。在西藏的各单位中，藏人干部职工经常是占多数的 ，但同样不能叫自治。即使民族地区的官员全部都由当地民族担任，并且 掌握著实权，也不一定就是自治，因为关键要看那些官员是怎么产生的。如果都是由北京任命，自治就依然徒有虚名。只有官员是自下而上地产生于当地人民，自治才算开始具有真实的基础。
在民族地区走得越多，我越感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的好处。那种好处是对双方而言的。以往经常谈的只是自治对当地和少数民族的好处，对此 需要改变一种错误看法，似乎地方所得就是中央所失，少数民族所得就是 汉族所失。事实并不是这样，自治带来的不是零和结果，而是双赢。
目前北京每年给西藏和新疆一百多亿元的拨款，还有各种其他好处，却换不来相应的感谢，反而无论是经济发展慢，城市建设差，道路不好， 商品缺乏，生态恶化，犯罪增加，只要有问题，责任似乎就都在北京。给钱不但成了该给，如果没有不断增加，或者是增加幅度不够大，得到的就 会是抱怨。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员一谈有什么要求就是要钱，问他们何以能 够伸手张口就要钱，他们反会对这种问题感到奇怪，如此要了几十年，已 经是理所当然。
官场是这样，民间也有类似情况。乌鲁木齐的山西巷是维族区，那里的居民不执行政府的扫雪规定。家家户户只是把自己门前的雪往路中间扬 ，说路是共产党的地方，不归自己扫。每年临开春由军队进行“爱民劳动 ”，把路上一冬的积雪运走。一位新疆农业银行的维族干部告诉我，有些 维族懒汉生活非常贫困，但是政府拨款为他盖了房子，他却立刻又会把房 子拆掉，为的是卖木料换酒喝。新疆农村有相当数量给个人的贷款发出去 就再也收不回来。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正是政府包办 一切的结果，无论是个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还是官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 ，根源都在这里。
如果让当地人民进行自治，推举自己的政府，选择自己的决策，他们就会是而且只能是自己负起责任，出问题也要由自己承担，再也怨不著别人。这样一种结果，当地人民高兴，中央政府省事又省钱，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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