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倾听“网络民意”是政府的责任
经济学家樊纲最近在某报论坛上说，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外，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此言既出，立刻引来一场口水战，更有网友站出来批评樊纲“隔行如隔山”，没有一点传播学的理论常识。
不过，关于网络民意，我倒是有一些自己的切身体会。我曾写过一篇关于王直的文章，批评国内极端的民族情绪。该文被搜狐转载后，立刻有了500条评论，其中绝大部分是那些“快意平生”的言论，定要在肉体或精神上消灭某某“汉奸”云云。而在凯迪网，则多是些赞扬的声音。不过，当我和一位法国外交官朋友讲到此事，他仍是替我担心，希望我警惕国内的民族情绪，要谨言慎行，避免祸及自身。
首先我要说，一个独立思想者被读者谩骂并非全然是坏事。积极生活与积极思考是同样重要的。如果你能积极处之，这些谩骂不过是表明了你的文章找到了真正的读者，找到那些真正需要阅读它的人。即使你写作不是出于说服的目的，至少你会相信，当这些“认死理”的人了解到一些与他们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这对他们思考世界或中国时可能是有益的。他们不会立即改变“先入为主”的观点，但是也许能够“后入为辅”。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反对你，倒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任何公共意义的完成，都不是信息发送者(编码者)一人说了算，它更有赖于信息接受者(解码者)的理解。从这方面说，一个独立思想者，最重要的是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值得一提的是，传播学有个“沉默的螺旋”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网上常常出现批评一边倒的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赞同它的人，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进程。该理论的提出者德国社会学家诺尔纽曼教授认为，在公共空间，大多数个人都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因为害怕孤立，人们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完全可以怀疑在具体某些问题上“网络民意”的真实性。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民主国家人们时常怀疑民意调查的结果以及媒体的议程设置可能会影响选举的一个原因。
笔者并不怀疑民主的价值，同样反对实行网络实名制，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在互联网上，“匿名专制”现象同样存在。所谓“匿名专制”，简而言之，就是在匿名的条件下，许多网民在网上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尤其是道德层面)。举例说，几年前重庆“小马哥”被愤怒的网友声讨，终于失去了工作，然而谁也不知道“愤怒的网友”姓什名谁。这种批评就像是那些在刑场上隐匿了名字的看客朝着死刑犯扔鸡蛋、蔬菜一样。当然，我们有理由说，这些掷物者同样不能代表天底下所有人的意愿。像局限于一个时代的人一样，他们也局限于现场，受到了环境的支配。
此外，Gatekeeper(把关人)的存在也决定了网络民意表达的不完整性。比如网络评论版的版主因为个人喜好或工作要求决定一些网络评论的去留，事实上也侵犯了网络的民主性或民意基础。
从以上诸方面讲，网络民意是否真实，是否完整表达，并不完全受制于网民的数量，而在于网民的意愿是否真实，在于他们是否独立、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而不被遮蔽和操纵。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民意，远不如一句真话货真价实。
今日中国，网络的蓬勃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公共空间”的初步形成。需要强调的是，任何表达都只是有限表达，就像任何人的理性都不可能完美得无懈可击。正是在此基础上，美国著名学者、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的假说。在西蒙看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若有完美无缺的理性，恐怕我们早就建成了人间天堂。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那么网络民意表达无疑也是有限的。可喜的是，有限的理性并不妨碍人类进步――在有限理性中谋求进步是人类的一种宿命。
所谓民意，即每个人意见之集合，因此民意并非“惟一意见”，然而，作为民意执行机构，政府却只有一个。因此，从“有限＋理性”的角度来说，处于强势的政府，着重要看到的是民众的“理性”，让各种理性互相纠错；与此相反，处于被管理和相对弱势的民众更应该看到政府的“有限”，通过理性的言论约束政府的行为。如此双管齐下，让理性发挥最大而不至于祸及自身的效能。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网民通过民意“左右政策”是网民的本分，就像政府倾听网络言论是政府的职责。
熊培云：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索邦大学。《南风窗》驻欧洲记者。
经济学家樊纲最近在某报论坛上说，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外，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此言既出，立刻引来一场口水战，更有网友站出来批评樊纲“隔行如隔山”，没有一点传播学的理论常识。
不过，关于网络民意，我倒是有一些自己的切身体会。我曾写过一篇关于王直的文章，批评国内极端的民族情绪。该文被搜狐转载后，立刻有了500条评论，其中绝大部分是那些“快意平生”的言论，定要在肉体或精神上消灭某某“汉奸”云云。而在凯迪网，则多是些赞扬的声音。不过，当我和一位法国外交官朋友讲到此事，他仍是替我担心，希望我警惕国内的民族情绪，要谨言慎行，避免祸及自身。
首先我要说，一个独立思想者被读者谩骂并非全然是坏事。积极生活与积极思考是同样重要的。如果你能积极处之，这些谩骂不过是表明了你的文章找到了真正的读者，找到那些真正需要阅读它的人。即使你写作不是出于说服的目的，至少你会相信，当这些“认死理”的人了解到一些与他们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这对他们思考世界或中国时可能是有益的。他们不会立即改变“先入为主”的观点，但是也许能够“后入为辅”。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反对你，倒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任何公共意义的完成，都不是信息发送者(编码者)一人说了算，它更有赖于信息接受者(解码者)的理解。从这方面说，一个独立思想者，最重要的是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值得一提的是，传播学有个“沉默的螺旋”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网上常常出现批评一边倒的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赞同它的人，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进程。该理论的提出者德国社会学家诺尔纽曼教授认为，在公共空间，大多数个人都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因为害怕孤立，人们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完全可以怀疑在具体某些问题上“网络民意”的真实性。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民主国家人们时常怀疑民意调查的结果以及媒体的议程设置可能会影响选举的一个原因。
笔者并不怀疑民主的价值，同样反对实行网络实名制，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在互联网上，“匿名专制”现象同样存在。所谓“匿名专制”，简而言之，就是在匿名的条件下，许多网民在网上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尤其是道德层面)。举例说，几年前重庆“小马哥”被愤怒的网友声讨，终于失去了工作，然而谁也不知道“愤怒的网友”姓什名谁。这种批评就像是那些在刑场上隐匿了名字的看客朝着死刑犯扔鸡蛋、蔬菜一样。当然，我们有理由说，这些掷物者同样不能代表天底下所有人的意愿。像局限于一个时代的人一样，他们也局限于现场，受到了环境的支配。
此外，Gatekeeper(把关人)的存在也决定了网络民意表达的不完整性。比如网络评论版的版主因为个人喜好或工作要求决定一些网络评论的去留，事实上也侵犯了网络的民主性或民意基础。
从以上诸方面讲，网络民意是否真实，是否完整表达，并不完全受制于网民的数量，而在于网民的意愿是否真实，在于他们是否独立、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而不被遮蔽和操纵。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民意，远不如一句真话货真价实。
今日中国，网络的蓬勃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公共空间”的初步形成。需要强调的是，任何表达都只是有限表达，就像任何人的理性都不可能完美得无懈可击。正是在此基础上，美国著名学者、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的假说。在西蒙看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若有完美无缺的理性，恐怕我们早就建成了人间天堂。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那么网络民意表达无疑也是有限的。可喜的是，有限的理性并不妨碍人类进步――在有限理性中谋求进步是人类的一种宿命。
所谓民意，即每个人意见之集合，因此民意并非“惟一意见”，然而，作为民意执行机构，政府却只有一个。因此，从“有限＋理性”的角度来说，处于强势的政府，着重要看到的是民众的“理性”，让各种理性互相纠错；与此相反，处于被管理和相对弱势的民众更应该看到政府的“有限”，通过理性的言论约束政府的行为。如此双管齐下，让理性发挥最大而不至于祸及自身的效能。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网民通过民意“左右政策”是网民的本分，就像政府倾听网络言论是政府的职责。
熊培云：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索邦大学。《南风窗》驻欧洲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