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副市长眼中的基层行政十弊:有人依法搞腐败
路志强，陕西省榆林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任此职之前，他曾长期在纪检部门工作。
近日，在《陕西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五年规划》（草案）论证会上，路志强认为现阶段基层依法行政中存在十个有代表性的问题。
其一：行政权万能
这个现象在县级以下政府和部门比较突出，自己给自己设定权力，上级拿下级的权力，正职拿副职的权力，政府拿部门的权力，行政机关拿企业的权力，比较普遍。
比如：本来是副职管的事情，就是正职一句话“这个事情以后要经过我同意哦”，这就成为一个制度，以后就按这个来；下级机关的人也说“你这个必须经市长同意啊”，或者“须经过政府同意”。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任何政策规定，领导一句话，你就得按这个办，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太多太多了。法律明确规定，明明是下级的权力，明明是部门的权力，明明是副职的权力，但是就是这么被抢夺了。
其二：将法规变相变形
明明法律有规定，但他就是不给你按这个来，甚至给你变相。
这个问题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比较突出，也比较普遍。比如在餐馆，顾客要发票就是200元，不要发票就是180元。按理说，有规定就按规定来，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包括现在的出租车位停车，那个管停车费的老太太都会给你说：要票3块钱，不要票2块钱、1块钱也行。
其三：法与情、法与理互相脱节
法院不是行政部门，但其判案可以拿来作例。比如说，有个农民开拖拉机把一个年轻人撞死了。责任全在这个开拖拉机的人，按法律规定这就要赔10万块钱。
这个农民所有资产加到一块不到1万块钱。案子执行不下去。
法院判得准不准？准，定性也准，该赔多少就是多少。没办法，开拖拉机的要人有人，要钱没有。
类似问题比较多。我认为基层工作部门，包括法院，最高的境界是法、情、理完全统一。
回到那个开拖拉机撞人的案子。如果审判以前给他调解，本来要判10万，你不要要10万啦，给你5万块钱，他再借点钱，当场结清，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
结果不这样干，所以有法难依。
其四：一些人依法搞腐败
政府的很多部门一般至少都掌握一部法律。林业部门有林业法，土地部门有土地法，都有法。在执法阶段，好多部门就依靠掌握的这个执法权搞腐败。
比如交通安全法，规定了应该是罚50元到200元。罚50元可以，罚200元也可以，那么，必然的，出现了交管部门一些人收你100元钱不开票，这个太普遍了。
咱们好多法律伸缩性太大，自由裁量权太大。行政执法部门往往在抓住你这个事情以后，先给你个“下马威”，说你这个问题太严重，按规定应该罚你两万，罚你多少万，先把你吓住，然后你再请他吃饭、喝酒、送礼，最后，看你认错态度还不错，少罚一点，本来应罚1万，现在罚5千。吃了、喝了还把人情落了，还不违法。这样好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这样的问题在全国的基层都一样，都很普遍。好多部门就是利用这个执法权进行腐败的。
其五：决策不科学是最大的腐败
给领导干部送两条烟，送两瓶酒，吃了一顿饭，你说这是不是腐败？是腐败，但危害不大。本来这个工程不该上，他非要上这个工程；本来这个工程花1000万元就可以了，他非要花个2000万元，不加强审计，最后结果是国有资产流失。
所以，决策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个决策失误就可能造成1亿甚至10个亿的损失。
其六：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出现一言堂
现在基层有法不依、决策不科学、依法搞腐败等问题，最大的根子就是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
在基层，哪儿都是熟人，都是儿女亲家，都是姑舅，关系错综复杂，所以违反制度太容易了。一不留神就违反了制度。搞了就搞了，没人管，举报信上去石沉大海，大媒体上不去，一般的小媒体登上去也没人管，所以越搞胆子越大。特别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山高皇帝远，老子说了算，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不按政策规定，不依法办事，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干了就干了，没有后果，不怕。
其七：利用掌握的政府信息搞腐败
比如招标，本来三天完成的事，他们一天就搞完了；本来要开信息发布会，他在不太知名的媒体给你发布个信息，很快就结束了。实际上，他的信息公布是限定了范围的。
其八：审批权过多
我国的行政审批权，尽管中央在抓，减少了好几批，一次减300多个、500多个，但还是多。
减少审批事项以后，审批管理上会存在一些相应的问题，有些机关往往就抓住一个特殊事例，夸大事实，赶快把他的权力收回来，形成了反复。
其九：办事无期限
好多机关办事没有法定的期限，所以好多人利用这个时间段来搞腐败。你报个审批事项，报上来了，我就是给你今天批不上，明天也批不上，等你把烟酒拿来后，才给你按程序办。会议研究了以后，这个批件能不能及时给你，这里头还有名堂。你来了，他还是不给你批件，说是顾不上，你还得送礼，送烟酒，送钱，然后你来取。
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办事没有时间界限。
我就想：哪个地方缺一把手，组织部门你必须在几个月给人家配上，缺了副职组织部门必须在几个工作日给人家配上；人事部门报来的调动干部，必须在多少个工作日批下来。市长、副市长给批了钱，你财政部门必须在三个工作日给人家打到账上去，不要让人家上门来要。
其十：行政成本太高
现在行政，包括开一个会，包括研究一些问题，有时候开半天的会，也要通知地市的市长或者分管领导来，从榆林来西安一趟，来回得三天，吃、住、用，多大的成本？
针对以上问题，路志强提出建议：
减少审批事项。审批事项要强行压下来。这个工作要上级来抓，上级不抓根本不行；细化行政权力。希望进一步明确哪些是你的，你就可以直接批。哪些是必须向上级请示的，哪些是上市长办公会的，哪些是上政府常务会的；
明确行政时限。凡是有审批的地方，有报批的地方，报批事项必须要有时限要求。省政府也必须要有时限，否则你超过这个工作日不批下去，他们就可以自认为你同意；
细化行政程序。一些人不依法行政、不科学执政，就是因为没有程序规范。他那样干，干了就干了，你还抓不住他；
明确公开的事项。对应该公开的决策事项，应该用制度定下来。2006年1月10日，《陕西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正式施行，就必须按这个规定来，否则，就是违法；
强化监督。一个是同级监督，再一个就是上级监督。监督只靠自己不行，上级要加强监督，近距离去监督，发现问题给他指出来，你上级不监督，光靠他自己监督，那就是形同虚设。建议把舆论监督单设出来。有些事情，群众写了十封信、八封信反映，没效果。报纸一登，哪个领导一批下来，就马上解决了；
对依法行政定期考核。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进行考核，而且把这个考核要作为干部晋升的主要依据，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对行政执法人员一定要进行培训。现在人们的社会活动很多，内容也很广泛，你靠他自学，根本不可能。所以只有把他们集中起来，用几天时间给他系统地过一遍。该学的学一遍，该讲的讲一下，这样的话他就有个印象，回去工作就好做；对不依法行政、违反规定的一些典型事例，要严厉查处，该通报的通报，该曝光的曝光，该处理的就处理，毫不手软，杀一儆百，这样才会有效果，有作用。(杨宝琦 记者 台建林)
路志强，陕西省榆林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任此职之前，他曾长期在纪检部门工作。
近日，在《陕西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五年规划》（草案）论证会上，路志强认为现阶段基层依法行政中存在十个有代表性的问题。
其一：行政权万能
这个现象在县级以下政府和部门比较突出，自己给自己设定权力，上级拿下级的权力，正职拿副职的权力，政府拿部门的权力，行政机关拿企业的权力，比较普遍。
比如：本来是副职管的事情，就是正职一句话“这个事情以后要经过我同意哦”，这就成为一个制度，以后就按这个来；下级机关的人也说“你这个必须经市长同意啊”，或者“须经过政府同意”。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任何政策规定，领导一句话，你就得按这个办，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太多太多了。法律明确规定，明明是下级的权力，明明是部门的权力，明明是副职的权力，但是就是这么被抢夺了。
其二：将法规变相变形
明明法律有规定，但他就是不给你按这个来，甚至给你变相。
这个问题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比较突出，也比较普遍。比如在餐馆，顾客要发票就是200元，不要发票就是180元。按理说，有规定就按规定来，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包括现在的出租车位停车，那个管停车费的老太太都会给你说：要票3块钱，不要票2块钱、1块钱也行。
其三：法与情、法与理互相脱节
法院不是行政部门，但其判案可以拿来作例。比如说，有个农民开拖拉机把一个年轻人撞死了。责任全在这个开拖拉机的人，按法律规定这就要赔10万块钱。
这个农民所有资产加到一块不到1万块钱。案子执行不下去。
法院判得准不准？准，定性也准，该赔多少就是多少。没办法，开拖拉机的要人有人，要钱没有。
类似问题比较多。我认为基层工作部门，包括法院，最高的境界是法、情、理完全统一。
回到那个开拖拉机撞人的案子。如果审判以前给他调解，本来要判10万，你不要要10万啦，给你5万块钱，他再借点钱，当场结清，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
结果不这样干，所以有法难依。
其四：一些人依法搞腐败
政府的很多部门一般至少都掌握一部法律。林业部门有林业法，土地部门有土地法，都有法。在执法阶段，好多部门就依靠掌握的这个执法权搞腐败。
比如交通安全法，规定了应该是罚50元到200元。罚50元可以，罚200元也可以，那么，必然的，出现了交管部门一些人收你100元钱不开票，这个太普遍了。
咱们好多法律伸缩性太大，自由裁量权太大。行政执法部门往往在抓住你这个事情以后，先给你个“下马威”，说你这个问题太严重，按规定应该罚你两万，罚你多少万，先把你吓住，然后你再请他吃饭、喝酒、送礼，最后，看你认错态度还不错，少罚一点，本来应罚1万，现在罚5千。吃了、喝了还把人情落了，还不违法。这样好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这样的问题在全国的基层都一样，都很普遍。好多部门就是利用这个执法权进行腐败的。
其五：决策不科学是最大的腐败
给领导干部送两条烟，送两瓶酒，吃了一顿饭，你说这是不是腐败？是腐败，但危害不大。本来这个工程不该上，他非要上这个工程；本来这个工程花1000万元就可以了，他非要花个2000万元，不加强审计，最后结果是国有资产流失。
所以，决策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个决策失误就可能造成1亿甚至10个亿的损失。
其六：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出现一言堂
现在基层有法不依、决策不科学、依法搞腐败等问题，最大的根子就是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
在基层，哪儿都是熟人，都是儿女亲家，都是姑舅，关系错综复杂，所以违反制度太容易了。一不留神就违反了制度。搞了就搞了，没人管，举报信上去石沉大海，大媒体上不去，一般的小媒体登上去也没人管，所以越搞胆子越大。特别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山高皇帝远，老子说了算，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不按政策规定，不依法办事，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干了就干了，没有后果，不怕。
其七：利用掌握的政府信息搞腐败
比如招标，本来三天完成的事，他们一天就搞完了；本来要开信息发布会，他在不太知名的媒体给你发布个信息，很快就结束了。实际上，他的信息公布是限定了范围的。
其八：审批权过多
我国的行政审批权，尽管中央在抓，减少了好几批，一次减300多个、500多个，但还是多。
减少审批事项以后，审批管理上会存在一些相应的问题，有些机关往往就抓住一个特殊事例，夸大事实，赶快把他的权力收回来，形成了反复。
其九：办事无期限
好多机关办事没有法定的期限，所以好多人利用这个时间段来搞腐败。你报个审批事项，报上来了，我就是给你今天批不上，明天也批不上，等你把烟酒拿来后，才给你按程序办。会议研究了以后，这个批件能不能及时给你，这里头还有名堂。你来了，他还是不给你批件，说是顾不上，你还得送礼，送烟酒，送钱，然后你来取。
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办事没有时间界限。
我就想：哪个地方缺一把手，组织部门你必须在几个月给人家配上，缺了副职组织部门必须在几个工作日给人家配上；人事部门报来的调动干部，必须在多少个工作日批下来。市长、副市长给批了钱，你财政部门必须在三个工作日给人家打到账上去，不要让人家上门来要。
其十：行政成本太高
现在行政，包括开一个会，包括研究一些问题，有时候开半天的会，也要通知地市的市长或者分管领导来，从榆林来西安一趟，来回得三天，吃、住、用，多大的成本？
针对以上问题，路志强提出建议：
减少审批事项。审批事项要强行压下来。这个工作要上级来抓，上级不抓根本不行；细化行政权力。希望进一步明确哪些是你的，你就可以直接批。哪些是必须向上级请示的，哪些是上市长办公会的，哪些是上政府常务会的；
明确行政时限。凡是有审批的地方，有报批的地方，报批事项必须要有时限要求。省政府也必须要有时限，否则你超过这个工作日不批下去，他们就可以自认为你同意；
细化行政程序。一些人不依法行政、不科学执政，就是因为没有程序规范。他那样干，干了就干了，你还抓不住他；
明确公开的事项。对应该公开的决策事项，应该用制度定下来。2006年1月10日，《陕西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正式施行，就必须按这个规定来，否则，就是违法；
强化监督。一个是同级监督，再一个就是上级监督。监督只靠自己不行，上级要加强监督，近距离去监督，发现问题给他指出来，你上级不监督，光靠他自己监督，那就是形同虚设。建议把舆论监督单设出来。有些事情，群众写了十封信、八封信反映，没效果。报纸一登，哪个领导一批下来，就马上解决了；
对依法行政定期考核。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进行考核，而且把这个考核要作为干部晋升的主要依据，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对行政执法人员一定要进行培训。现在人们的社会活动很多，内容也很广泛，你靠他自学，根本不可能。所以只有把他们集中起来，用几天时间给他系统地过一遍。该学的学一遍，该讲的讲一下，这样的话他就有个印象，回去工作就好做；对不依法行政、违反规定的一些典型事例，要严厉查处，该通报的通报，该曝光的曝光，该处理的就处理，毫不手软，杀一儆百，这样才会有效果，有作用。(杨宝琦 记者 台建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