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助选，让村主任成“傀儡”
――江门市洋边村原村委会主任林文聪违纪违法案件警示录
――江门市洋边村原村委会主任林文聪违纪违法案件警示录
来源：南粤清风网 时间：2014-04-28 11:02:00 浏览次数：152
在江门市新会区看守所里，曾经担任新会区古井镇洋边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林文聪，在与办案人员交谈时，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我就是一个傀儡”。一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基层农村干部，如何会沦为被人任意摆布的傀儡呢？简单梳理一下林文聪12年来，在洋边村“两委”职位上的变迁，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缘由。
早在2002年，33岁的林文聪便以石材店老板的身份，成功当选了村委会主任，正如林文聪所言“那时的选举很规范，而我在村里的声望较好，基本不用拉票。”而在2005年的换届中，“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竞选对手花钱贿选，林文聪败下阵来，2003年入党的他，无奈之下，只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到了2008年村“两委”换届时，林文聪“吸取教训”，向不法商人徐永长和岑建红筹资30万元用于贿选，并承诺通过“运作”村里的“三资”作为回报。于是，林文聪又顺利“抢回”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宝座”。从此，在洋边村“要买地，先找徐老板”成了众人皆知的事实，村“两委”干部彻底沦为不法商人掠夺村里财富的帮凶。2011年，林文聪等人如法炮制，再次向徐、岑两人借资75万元用于贿选。由于贿选行为被举报，林文聪被取消了参选村委会主任的资格，但在贿选资金的助力下，林文聪等人匆忙中推出的新候选人，还是顺利当选了村委会主任，他自己也留在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上。
从林文聪连续四届担任村“两委”主要干部的从政经历来看，他可算是一位老资格的村干部了。细心的人会发现，林文聪在“书记”和“主任”这两个职位上交替着任职，而这正是林文聪从“规范选举”到“对手贿选”，再到“自己贿选”，最后走向覆灭的过程中必然呈现的职位变迁轨迹，而非法借资助选，正是林文聪等人沦为傀儡的根本原因。林文聪本人在成为“傀儡”的同时，因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倒卖土地使用权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被依法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9个月，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罚金83865元。
以商控政 肆意瓜分三资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村干部手中掌握和经手的资金、资产和资源也越来越多，一些心怀不轨者纷纷瞄上了这块低投入、高产出的“投资项目”，由此引发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呈大幅上升趋势。本案暴露出的商人“助选”现象，在当下农村的腐败现象中具有典型意义，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助选为饵，操控选举。林文聪在2002年初次参选村委会主任时，还是抱着“为村里出一点力”的想法，真心实意地想当个为民谋利的好干部。直到2005年换届，被对手用不正当手段击败后，便萌生用贿选买票的方式赢得选举的念头。在2008年和2011年两次村“两委”换届中，林文聪等8人结成竞选团队，一心想夺回和保住村“两委”大权，而刑满释放人员徐永长和涉黑个体老板岑建红，又有意借用村“两委”这块招牌，盘剥收刮村里的资产资源，于是两伙人一拍即合，结成利益共同体。最后，由岑、徐两人两次合计出资105万元，支持林文聪等人贿赂选民、购买选票，帮助林文聪等8人成功当选为村“两委”干部。1000多人口的洋边村，村集体年收入却不到20万元，一些村民在行使选举权时，只是盯着“买选票”的价钱，在区区数百元的利益驱动下，轻易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致使林文聪很容易就买到足以当选的选票。
助纣为虐，成为傀儡。天下没有免费的大餐。林文聪等人接受不法商人提供的竞选经费，就必须接收对方“将村里所有的土地转让权和项目发包权交由他们操作”的条件。林文聪当选之日，也就成了他沦为被人操控的傀儡之时。正如林文聪交待：“虽然我做了村委会主任，却无法掌控村里的事务，除了日常事务由我出面外，村里搞沙场、外包土地、投资等事项，都由他们在幕后操控。村里的土地经常被他们低价贱卖，随即又被高价转手。”2010年5月至2011年11月期间，在林文聪的主导下，洋边村委会未经土地主管部门规划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转让的土地达60多亩，从中获利160多万元。其中，一块12亩土地由岑、徐安排中间人以50.3万元的价格投得，然后以120万元的价格倒卖，差价69.7万元由岑、徐分吞。另一块7.3亩的土地，村里只收了44.5万元出让费，而出资助选的徐某红却另收了30万元的“中介费”。为了给自己的违法行为披上看似“合法”的外衣，林文聪等人通常也组织村“两委”开会，之后还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村“两委”干部由于知道低价卖地是为了偿还贿选欠下的债，开会时都不会反对，只是按照约定好的价格走程序。而村民代表则在收受蝇头小利后，也签字同意卖地的决定。即便如此，林文聪等人还变本加厉，私自将村民代表签名同意出让的土地附近的地块，以“搭顺风车”的形式私自卖掉。表面上，洋边村卖地或工程招投标，都是经村“两委”集体决策，按规章办事。实际上，围标串标，成了以林文聪为首的村“两委”干部报答不法商人的自觉行动。有时，就连招标公示环节都弄虚作假，招标公告在公示栏张贴出来，照完相后就立即撕毁，不让群众知情。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前述那块7.3亩的土地竟然是在只有一个人参与投标的情况下成交的。“三资”规范管理的规定，成了林文聪一伙随意把玩的儿戏；村里的资产、资源，也成了不法商人及其傀儡肆意瓜分的“唐僧肉”。
浑水摸鱼，暗中牟利。由于林文聪等人得到村“两委”干部职位是他们花钱“买”来的，利用手中的权力，瓜分集体资产、谋取私利，也就成了这伙人的必然选择。而该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不力，也给了林文聪等人浑水摸鱼的机会。对岑、徐二人无暇顾及一些小地块，林文聪就“自主开发”，并贿赂其他村“两委”成员助其成事。2010年10月，林文聪操控村委会以8.8万元的低价出让一块1.29亩土地，然后以70多万元的价格倒卖出去，林文聪分得16.56万元，其他村“两委”干部各分得7000元。2013年1月，林文聪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将卖地款不入账的手段，侵吞集体资金36万多元。
船翻人倒 祸生实乃有因
林文聪等人“搭乘一条船、拧成一条绳”组成竞选团队，抱团参选，本无可厚非，但他们在参加村“两委”选举中，无视法纪规定，以牟取私利为目的，却为他们今天船翻人倒、身陷囹圄埋下了祸根。
信念动摇，终酿苦果。林文聪作为石材店老板，在当地农村也算是小有成就之人，在群众中的威望也挺高。初任村委会主任时，林文聪也曾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想，甚至在看守所中他还忧虑地谈到：“谁给的钱多就选谁，这样下去整个村子就彻底毁了。”然而，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特别是在选举受挫后，他在思想道德上蜕化变质，在理想信念上动摇滑坡，不认真分析自己为什么没能真正赢得村民信任，而是简单地把责任推卸到竞争对手的贿选，把原因归咎到村民缺乏选民意识，进而把参选目的定位在如何赢得权力上，一心想着权力背后的利益，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一步步背离初衷，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
漠视法纪，暗生贪欲。纵观林文聪的违纪违法之路，就是一条被贪欲遮住了双眼，漠视法纪、知法犯法的歧途。案发后的林文聪曾多次后悔感叹因一时的贪欲而走上不归路，身不由己地按“指令”做事。尽管仅有的良心让他不再想参选，但“上了贼船身不由己”，只能“以错盖错”。林文聪等人不仅缺乏廉洁自律意识，更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他们将村集体的资产和资源视为己有，随意处置，将村集体的钱当作自己的提款机，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怎么拿就怎么拿，更有“两委”干部在外承接工程亏了本，想尽办法从村委会的集体款项中“报销”自己的损失，贪念变成惯性思维，自己则沦为贪欲的俘虏。
监督缺失 助长闹剧。林文聪接受不法商人提供的贿选资金，两度操控选举，且变本加厉，不可谓不猖獗；他伙同不法商人多次以村委会名义转让土地，违法将地块拆分成宅基地，公开兜售，不可谓不张扬；洋边村出卖的土地远低于市场价格，“两委”干部是明知不妥而助其为之。如果期间相关部门稍有察觉、稍有作为，在任何一个环节予以提醒制止，那么，由不法商人导演的傀儡闹剧必定会戛然而止；而洋边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形同虚设，事前、事中、事后都没有履行监督的职责，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任违纪违法行为地发生；此外，洋边村村民法治意识淡薄、监督意识不强，也助长了“贿选”歪风横行。他们为了区区数百元的蝇头小利，甘愿将乡村自治权当作商品贱卖，对村里事务不闻不问，对村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致使集体财产资源和自己利益流失受损而不自觉，着实令人扼腕叹息。
制度真空，惩处不力。现行的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贿选的方式、数额、后果等构成贿选行为的要件，同时也缺乏对调查和处理贿选行为的程序性规定，对贿选行为的相关规定操作性不强。以至于即使发现了村“两委”候选人的严重的贿选行为，也只是简单地取消参选资格，贿选事发的违法成本非常低。在2011年村委换届选举中，林文聪一方8人涉嫌贿选行为被取消了参选资格，但其随后更换自己的亲属作为候选人继续参选并成功当选，林文聪在事发后也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受到惩罚，反而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这与惩处违规行为的法规不明确有极大的关系。法治不健全，是造成洋边村“贿选”及村集体资产资源流失的主要原因。嗅觉灵敏的不法商人，正是看到洋边村的法治缺失，敢于用钱换权，再用权换取更多的钱。
反思教训 筑牢基层防线
该案暴露出在村民自治总体框架下，农村基层政权和党组织民主选举中存在的缺陷，“三资”监管中存在漏洞，农村“两委”决策中存在的权力寻租，以及黑恶势力渗透基层政权等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刻反思，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有力措施，着力筑牢农村基层预防腐败的防线。
要加强对村干部廉政教育。把好村官的“入口关”，要对新当选的“两委”干部进行任前廉政考察和开展岗前廉政培训，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警示教育；要创建廉洁镇村，营造“廉荣腐耻”的社会氛围，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工作。
要强化党务村务监督。推行职权风险防控，建立村职权风险防控措施，将监管延伸到村一级，及时发现及堵塞管理漏洞；加强资产、资源交易平台的建设，建立统一的第三方交易平台，交易的公告、保证金的设定及收取、开标过程等程序由第三方操作，保证交易的公开、公正。强化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加快健全村务监督工作的配套制度，明确监委会工作职责、运作方式和监督内容。加强审计监督。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一经查实要严肃处理，确保农村各项事务的规范化管理。
要培养村民法律意识和民主素质。不法贿选所以能够得逞，与村民的积极响应是密切相关的。一些村民在选举中放弃权力，在选票面前唯利是图，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已成常态，村民的法律意识、民主素质急需扶正。一方面应对贿选造成的祸害，大力加强宣传，使村民明白最后受损害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加强村民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教育和指导，要通过集中教育、落户指导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村级法制宣传，将与村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法律宣传普及、深入民心。同时，要曝光选举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开展警示教育。
要完善选举法律法规。贿选行为破坏了农村选举的公正，破坏农村基层政权的健康发展，社会危害性极大，但目前对贿选的定义、处理程序法律体系无法给出严格定义，违法成本极低，后果过轻，不足以惩戒。完善农村民主选举相关法律制度，将贿选违法行为纳入刑法管辖范围，加大对贿选违法行为的惩戒是当务之急。现行村委会组织法对村委会候选人资格不作限制，使得一些刑满释放人员，违法犯罪正在服刑人员、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也能当选为村委会成员。
要加大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力度。林文聪等“两委”干部沦为岑、徐二人忠实的“傀儡”，一方面是因为受人钱财不得已而为之，更主要的原因却是受到黑恶势力的胁迫。在村委会选举以及资产、资源出让、工程发包的招投标会议上，岑、徐等人曾多次指使涉黑人员，通过打人、恐吓等手段胁迫村民，使得村民不敢“抗命”、不敢参加投标会、不敢出价竞争，以达到其把持村务，牟取利益的目的。面对这些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渗透、破坏，基层政府、派出所等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缺乏打击的决心及力度，持一种不出大问题就不管的消极心态。面对选举中出现的贿选问题，也抱着“能选出来，有人顺利当选”就是完成任务的心态，对贿选问题视而不见，为以后的村务管理埋下隐患。
――江门市洋边村原村委会主任林文聪违纪违法案件警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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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粤清风网 时间：2014-04-28 11:02:00 浏览次数：152
在江门市新会区看守所里，曾经担任新会区古井镇洋边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林文聪，在与办案人员交谈时，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我就是一个傀儡”。一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基层农村干部，如何会沦为被人任意摆布的傀儡呢？简单梳理一下林文聪12年来，在洋边村“两委”职位上的变迁，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缘由。
早在2002年，33岁的林文聪便以石材店老板的身份，成功当选了村委会主任，正如林文聪所言“那时的选举很规范，而我在村里的声望较好，基本不用拉票。”而在2005年的换届中，“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竞选对手花钱贿选，林文聪败下阵来，2003年入党的他，无奈之下，只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到了2008年村“两委”换届时，林文聪“吸取教训”，向不法商人徐永长和岑建红筹资30万元用于贿选，并承诺通过“运作”村里的“三资”作为回报。于是，林文聪又顺利“抢回”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宝座”。从此，在洋边村“要买地，先找徐老板”成了众人皆知的事实，村“两委”干部彻底沦为不法商人掠夺村里财富的帮凶。2011年，林文聪等人如法炮制，再次向徐、岑两人借资75万元用于贿选。由于贿选行为被举报，林文聪被取消了参选村委会主任的资格，但在贿选资金的助力下，林文聪等人匆忙中推出的新候选人，还是顺利当选了村委会主任，他自己也留在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上。
从林文聪连续四届担任村“两委”主要干部的从政经历来看，他可算是一位老资格的村干部了。细心的人会发现，林文聪在“书记”和“主任”这两个职位上交替着任职，而这正是林文聪从“规范选举”到“对手贿选”，再到“自己贿选”，最后走向覆灭的过程中必然呈现的职位变迁轨迹，而非法借资助选，正是林文聪等人沦为傀儡的根本原因。林文聪本人在成为“傀儡”的同时，因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倒卖土地使用权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被依法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9个月，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罚金83865元。
以商控政 肆意瓜分三资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村干部手中掌握和经手的资金、资产和资源也越来越多，一些心怀不轨者纷纷瞄上了这块低投入、高产出的“投资项目”，由此引发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呈大幅上升趋势。本案暴露出的商人“助选”现象，在当下农村的腐败现象中具有典型意义，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助选为饵，操控选举。林文聪在2002年初次参选村委会主任时，还是抱着“为村里出一点力”的想法，真心实意地想当个为民谋利的好干部。直到2005年换届，被对手用不正当手段击败后，便萌生用贿选买票的方式赢得选举的念头。在2008年和2011年两次村“两委”换届中，林文聪等8人结成竞选团队，一心想夺回和保住村“两委”大权，而刑满释放人员徐永长和涉黑个体老板岑建红，又有意借用村“两委”这块招牌，盘剥收刮村里的资产资源，于是两伙人一拍即合，结成利益共同体。最后，由岑、徐两人两次合计出资105万元，支持林文聪等人贿赂选民、购买选票，帮助林文聪等8人成功当选为村“两委”干部。1000多人口的洋边村，村集体年收入却不到20万元，一些村民在行使选举权时，只是盯着“买选票”的价钱，在区区数百元的利益驱动下，轻易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致使林文聪很容易就买到足以当选的选票。
助纣为虐，成为傀儡。天下没有免费的大餐。林文聪等人接受不法商人提供的竞选经费，就必须接收对方“将村里所有的土地转让权和项目发包权交由他们操作”的条件。林文聪当选之日，也就成了他沦为被人操控的傀儡之时。正如林文聪交待：“虽然我做了村委会主任，却无法掌控村里的事务，除了日常事务由我出面外，村里搞沙场、外包土地、投资等事项，都由他们在幕后操控。村里的土地经常被他们低价贱卖，随即又被高价转手。”2010年5月至2011年11月期间，在林文聪的主导下，洋边村委会未经土地主管部门规划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转让的土地达60多亩，从中获利160多万元。其中，一块12亩土地由岑、徐安排中间人以50.3万元的价格投得，然后以120万元的价格倒卖，差价69.7万元由岑、徐分吞。另一块7.3亩的土地，村里只收了44.5万元出让费，而出资助选的徐某红却另收了30万元的“中介费”。为了给自己的违法行为披上看似“合法”的外衣，林文聪等人通常也组织村“两委”开会，之后还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村“两委”干部由于知道低价卖地是为了偿还贿选欠下的债，开会时都不会反对，只是按照约定好的价格走程序。而村民代表则在收受蝇头小利后，也签字同意卖地的决定。即便如此，林文聪等人还变本加厉，私自将村民代表签名同意出让的土地附近的地块，以“搭顺风车”的形式私自卖掉。表面上，洋边村卖地或工程招投标，都是经村“两委”集体决策，按规章办事。实际上，围标串标，成了以林文聪为首的村“两委”干部报答不法商人的自觉行动。有时，就连招标公示环节都弄虚作假，招标公告在公示栏张贴出来，照完相后就立即撕毁，不让群众知情。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前述那块7.3亩的土地竟然是在只有一个人参与投标的情况下成交的。“三资”规范管理的规定，成了林文聪一伙随意把玩的儿戏；村里的资产、资源，也成了不法商人及其傀儡肆意瓜分的“唐僧肉”。
浑水摸鱼，暗中牟利。由于林文聪等人得到村“两委”干部职位是他们花钱“买”来的，利用手中的权力，瓜分集体资产、谋取私利，也就成了这伙人的必然选择。而该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不力，也给了林文聪等人浑水摸鱼的机会。对岑、徐二人无暇顾及一些小地块，林文聪就“自主开发”，并贿赂其他村“两委”成员助其成事。2010年10月，林文聪操控村委会以8.8万元的低价出让一块1.29亩土地，然后以70多万元的价格倒卖出去，林文聪分得16.56万元，其他村“两委”干部各分得7000元。2013年1月，林文聪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将卖地款不入账的手段，侵吞集体资金36万多元。
船翻人倒 祸生实乃有因
林文聪等人“搭乘一条船、拧成一条绳”组成竞选团队，抱团参选，本无可厚非，但他们在参加村“两委”选举中，无视法纪规定，以牟取私利为目的，却为他们今天船翻人倒、身陷囹圄埋下了祸根。
信念动摇，终酿苦果。林文聪作为石材店老板，在当地农村也算是小有成就之人，在群众中的威望也挺高。初任村委会主任时，林文聪也曾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想，甚至在看守所中他还忧虑地谈到：“谁给的钱多就选谁，这样下去整个村子就彻底毁了。”然而，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特别是在选举受挫后，他在思想道德上蜕化变质，在理想信念上动摇滑坡，不认真分析自己为什么没能真正赢得村民信任，而是简单地把责任推卸到竞争对手的贿选，把原因归咎到村民缺乏选民意识，进而把参选目的定位在如何赢得权力上，一心想着权力背后的利益，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一步步背离初衷，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
漠视法纪，暗生贪欲。纵观林文聪的违纪违法之路，就是一条被贪欲遮住了双眼，漠视法纪、知法犯法的歧途。案发后的林文聪曾多次后悔感叹因一时的贪欲而走上不归路，身不由己地按“指令”做事。尽管仅有的良心让他不再想参选，但“上了贼船身不由己”，只能“以错盖错”。林文聪等人不仅缺乏廉洁自律意识，更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他们将村集体的资产和资源视为己有，随意处置，将村集体的钱当作自己的提款机，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怎么拿就怎么拿，更有“两委”干部在外承接工程亏了本，想尽办法从村委会的集体款项中“报销”自己的损失，贪念变成惯性思维，自己则沦为贪欲的俘虏。
监督缺失 助长闹剧。林文聪接受不法商人提供的贿选资金，两度操控选举，且变本加厉，不可谓不猖獗；他伙同不法商人多次以村委会名义转让土地，违法将地块拆分成宅基地，公开兜售，不可谓不张扬；洋边村出卖的土地远低于市场价格，“两委”干部是明知不妥而助其为之。如果期间相关部门稍有察觉、稍有作为，在任何一个环节予以提醒制止，那么，由不法商人导演的傀儡闹剧必定会戛然而止；而洋边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形同虚设，事前、事中、事后都没有履行监督的职责，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任违纪违法行为地发生；此外，洋边村村民法治意识淡薄、监督意识不强，也助长了“贿选”歪风横行。他们为了区区数百元的蝇头小利，甘愿将乡村自治权当作商品贱卖，对村里事务不闻不问，对村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致使集体财产资源和自己利益流失受损而不自觉，着实令人扼腕叹息。
制度真空，惩处不力。现行的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贿选的方式、数额、后果等构成贿选行为的要件，同时也缺乏对调查和处理贿选行为的程序性规定，对贿选行为的相关规定操作性不强。以至于即使发现了村“两委”候选人的严重的贿选行为，也只是简单地取消参选资格，贿选事发的违法成本非常低。在2011年村委换届选举中，林文聪一方8人涉嫌贿选行为被取消了参选资格，但其随后更换自己的亲属作为候选人继续参选并成功当选，林文聪在事发后也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受到惩罚，反而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这与惩处违规行为的法规不明确有极大的关系。法治不健全，是造成洋边村“贿选”及村集体资产资源流失的主要原因。嗅觉灵敏的不法商人，正是看到洋边村的法治缺失，敢于用钱换权，再用权换取更多的钱。
反思教训 筑牢基层防线
该案暴露出在村民自治总体框架下，农村基层政权和党组织民主选举中存在的缺陷，“三资”监管中存在漏洞，农村“两委”决策中存在的权力寻租，以及黑恶势力渗透基层政权等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刻反思，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有力措施，着力筑牢农村基层预防腐败的防线。
要加强对村干部廉政教育。把好村官的“入口关”，要对新当选的“两委”干部进行任前廉政考察和开展岗前廉政培训，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警示教育；要创建廉洁镇村，营造“廉荣腐耻”的社会氛围，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工作。
要强化党务村务监督。推行职权风险防控，建立村职权风险防控措施，将监管延伸到村一级，及时发现及堵塞管理漏洞；加强资产、资源交易平台的建设，建立统一的第三方交易平台，交易的公告、保证金的设定及收取、开标过程等程序由第三方操作，保证交易的公开、公正。强化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加快健全村务监督工作的配套制度，明确监委会工作职责、运作方式和监督内容。加强审计监督。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一经查实要严肃处理，确保农村各项事务的规范化管理。
要培养村民法律意识和民主素质。不法贿选所以能够得逞，与村民的积极响应是密切相关的。一些村民在选举中放弃权力，在选票面前唯利是图，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已成常态，村民的法律意识、民主素质急需扶正。一方面应对贿选造成的祸害，大力加强宣传，使村民明白最后受损害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加强村民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教育和指导，要通过集中教育、落户指导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村级法制宣传，将与村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法律宣传普及、深入民心。同时，要曝光选举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开展警示教育。
要完善选举法律法规。贿选行为破坏了农村选举的公正，破坏农村基层政权的健康发展，社会危害性极大，但目前对贿选的定义、处理程序法律体系无法给出严格定义，违法成本极低，后果过轻，不足以惩戒。完善农村民主选举相关法律制度，将贿选违法行为纳入刑法管辖范围，加大对贿选违法行为的惩戒是当务之急。现行村委会组织法对村委会候选人资格不作限制，使得一些刑满释放人员，违法犯罪正在服刑人员、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也能当选为村委会成员。
要加大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力度。林文聪等“两委”干部沦为岑、徐二人忠实的“傀儡”，一方面是因为受人钱财不得已而为之，更主要的原因却是受到黑恶势力的胁迫。在村委会选举以及资产、资源出让、工程发包的招投标会议上，岑、徐等人曾多次指使涉黑人员，通过打人、恐吓等手段胁迫村民，使得村民不敢“抗命”、不敢参加投标会、不敢出价竞争，以达到其把持村务，牟取利益的目的。面对这些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渗透、破坏，基层政府、派出所等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缺乏打击的决心及力度，持一种不出大问题就不管的消极心态。面对选举中出现的贿选问题，也抱着“能选出来，有人顺利当选”就是完成任务的心态，对贿选问题视而不见，为以后的村务管理埋下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