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中谁该清退 该清退谁？
南方都市报
这些年，中国教育的德行，怕是越来越接近中国足球了。前两天，在一个论坛上，我曾利用担任主持人之便，向著名教育学家杨东平请教：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你看哪个更有希望一点？东平想了一下说，恐怕还是教育。我问为什么？东平说，因为教育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更密切，关心教育的人也更多。
我想也是。更何况，中国教师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总体上要超过中国球员。时至今日，仍有许许多多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忍受着清贫甚至歧视，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传播知识，教书育人。其中，就包括数十万所谓“代课教师”。没有他们，许多最基层的学校根本就不可能维持。我不想说，代课教师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我想说，他们是中国教育的脚板。没有这些穿着草鞋、长满老茧的脚板，中国教育早趴下了。
但，听说他们就要被“清退”。
又听说，有些地方，一名辛勤耕耘34年的教师的“清退费”，竟只有区区600元。
这可真是“鸟未尽，弓已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忘恩负义，冷漠无情，也不至于此吧？在崎岖山路上艰难跋涉几十年的脚板，说砍掉就砍掉了；把中国教育搞得就像中国足球的人，却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弹冠相庆。请问，还有没有天理，还有没有公道？
谁没受过教育，谁没有自己的老师？当你们大笔一挥下达“清退令”时，良心可曾有一刻的不安？难道你们当真忘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区区600元，居然拿得出手，说得出口！何况，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合理补偿”的问题。人，不是房子。难道给了点钱，就可以“拆迁”？也不要说什么“教育质量”。当年没有他们，教育都没有了，哪来的“质量”？更不要说什么“回归田埂，以特有的方式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回归田埂”就是“更大贡献”，你咋不把清华、北大改成农场？你以为代课教师是机器人，他跟学校、跟孩子、跟教育事业没感情吗？这几十年的情感、心血，还有希望，难道就像某人的博客，是可以一夜之间“清零”的？难道这回，哥清退的不是教师，是寂寞？难道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时候，都不跟老师说声再见？
我们不反对基层教育的正规化，更不反对教育质量的提高。我们也清楚，就算是“正式教师”，也迟早会有退休的一天。但，退休和清退，一样吗？你就不能也给人家一个退休的待遇吗？就算不能，你就想不出一个比“清退”更体面的办法，非得用这该死的名词吗？而且，就算你愚蠢到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就不能做得有人味一点吗？
听说，这事好像要缓行了。听说而已，但我希望是真的。我希望，教育当局的新决定，能够对得起这数十万代课教师，也对得起良知和良心。搞教育和管教育的，如果也没有良知和良心，那么，该清退的，就真不知是谁了。
民办教师在权力欺凌下的血泪呻吟
教师这个职业,从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广泛尊重。封建社会里“天地君亲师”的排名就不必说了，当今社会里，人们对教育的作用认识尤其到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因此，尊师重教一时蔚然成风。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能得到尊重，特别是当一些地方的权力变得野蛮狰狞之时，教师被压迫被欺辱的事情就在社会主义法制中国公然发生了。
1.民办教师被清退下岗，官员亲属留下来
事情发生在湖北十堰市房县的一群民办教师身上。1997年是房县民办教师命运的转折点。当年国务院发32号文明确，此前清理整顿后留任资格齐备的民办老师，都应在2000年12月31日前妥善安置，并下发了具体名额。然而，国务院的承诺却迟迟得不到落实，直到2003年，房县最后一批民办教师还面临着转正还是清退的生死关头，经过秋天的全县统考，年底红色榜单就贴在了县城和各镇学校的门口。尽管171名民办教师都是国家相关政策意义上的合格教师，但让人绝望的是，“民办转公办教师35个，民办教师办理离岗退养22人”，被清退的114名民师从此与讲台绝缘。这时新华社宣布十堰市的民办教师“已成历史”。
好一个“已成历史”啊！大部分民办教师被挡在转正的门外，房县的民办教师不过是成了一笔历史的糊涂账而已。房县多位老师长久的调查触目惊心，也让被清退的教师们愤怒不已，不少不具资质但大有来头的人却出现在转正名单中。集中在1996年前后，共有13名教育系统官员的亲属，从商场、汽配厂、铅笔厂和印刷厂等单位被安插到县实验小学、县幼儿园等学校，一些科员甚至司机的亲属都名列其中。很明显，转正的名额被占用了，理应转正的一批老师被无情地挤了下来。
面对老师们要求彻查的呼声，十堰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在房县水电宾馆“私下劝慰”教师们：教育局领导职工的亲戚进入教育系统很正常，领导们对教育的贡献挺大，“他们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有权这样做”。听到这，一位女民办教师大声问了句“到底谁的贡献大？”一抹眼泪，拍案离去。
“领导们对教育的贡献挺大”，这话让我对中国一些教育官员的无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这些官员们整日趾高气扬胡作非为，把中国教育领导着走向了腐败溃烂的边缘还依然恬不知耻，人们除了被惊得目瞪口呆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2.从2003-2008年的五年“讨说法”的屈辱
走投无路之际，这些鄂北山中的教师们拿出仅有的积蓄开始南下武汉北上北京，“找裁判”讨说法，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这上访路一走就是5年。然而，等待这些苦命人的非但是公道的难以讨回，而且还得被强行押进“民办教师法制培训班”（全封闭的“民师培训基地”设在房县西北一栋三层白楼里，原为房县民兵训练基地。这座建在几十米高的土山上的建筑，用两人高的高墙和铁门与外界隔绝开来）学习。这个民师法制班是房县政府创新的产物，诞生于2005年3月1日，正是学生开学的日子。当天一早60名被清退的民办教师拥到教育局会议室讨说法，拿到政府不能转正的书面通知泣不成声。最后剩下的7位的代表坚持到夜里，因“扰乱正常教学秩序”直接被拉到看守所进行“法制培训”。
让我们看看这“法制班”是如何培训那些上访的民办教师的。7个最后一批被清退的民办教师，因为结伴到武汉咨询政策，又刚好经过省委门口站了几分钟，就于2009年2月18日被纳入县里的“法制班”学习。先是手机被收缴，然后在小白楼的一层，每人分配一间带有铁栏杆的单间，里边很快住进了“陪读”，妇联主任或者老师等不一而足，每人都有两三人陪吃陪读陪谈陪住。多位参加法制班的老师回忆，县里、各乡镇的管信访、政法、教育的领导都出现过基地。“一开始说法制班要培训15天，如果连续参加过三次培训，就要一次培训半年到一年。”
第二天开始，铁门就很少打开过，真正的封闭法制培训开始了。上午九点开始，他们坐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这些在讲台上站了三十年的老师成了学生，每人手上拿着发放的一个蓝白小16开笔记本，一支黑色签字笔，听年轻主讲者用冰冷的语气念文件。下午则是写心得体会的时间，可多可少但必须写。一位陪读说：“老师们有素质，都老实，很自觉，守纪律。”。实际情形是，尽管低头不见抬头见，老师们之间却不能打招呼，吃饭也要打回房间吃，否则轻则被痛斥，重则延长培训时间。
即便表现得好，保证书、悔改书、申请书和担保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次进“法制班”的刘会华老师的材料被认为是“写得挺好，写得深刻”。她在材料中说，“通过学习知道不应该越级上访”，“不应到省委门前站一会”。2月24日下午两点，由乡镇两位陪读带领，刘会华“培训合格”，法制班学习结束了。同时“合格”的只有三人，其余的教师仍在继续“学习”。走出铁门的最后一道程序带有威胁和叮嘱的双重意味，她被告知不许说在基地培训过，不准说出基地在哪儿。进去时没有任何书证，出来时也不让带那些材料。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
临行前，刘会华考虑到自己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憋在出租屋里无人照顾，而“基地”的条件又“挺好的”，于是就向培训人员提出要两个单间，培训人员是这样回答她的：您得赶紧出去，下一批正等着进来呢。
3.悲惨的世界：“下一批”
呜呼！等着进来的下一批已经排在门外了，可见这“法制班”的培训成绩是多么喜人啊！只是我实在难以明白，这些官僚们又把谁定成下一批了呢？要知道，这些可怜的民办教师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56岁的小学一级教师龙顺先落榜后一年没出屋也睡不好，站在人前她觉得抬不起头；而冯晓敏老师不久之后积郁成疾颅内出血，尽管负债累累，5年以来她都始终没去领每年400元的清退费；而拥有小学高级教师职称和县级年度优秀教师奖状的刘大玉，落榜后追着对妻子说，“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啊”。尽管曾三进法制培训班，尽管因为没钱，他一对儿女都在14岁辍学，而今家里装钱的破塑料袋经常都是一分的纸币和钢G，“连买玉米种都买不起”，但更多时候是擦干眼泪，收藏好所有的教案、奖状、证件，“不给国家添乱”，重新走入已些许陌生的水田旱地，准备接受残酷的清退。
多么可敬的民办教师啊！虽然按现在的标准看，他们学历低下，教育水平可能不能与时俱进了，但他们曾经是共和国教育大厦的顶梁柱，曾经支撑起了中国教育一片希望的天空。如今，他们老了，却在转正一事上遭受权力的野蛮践踏，无耻官员们不是想办法为他们分忧解难，却用法制培训班来折磨他们，妄图通过精神的压迫来使他们屈服。难道这就是那些无耻官员治下的和谐社会吗？古往今来，还有这样野蛮的权力如此野蛮地欺凌老师吗？翻遍中外史书，估计也找不到这样的野蛮之事。
有时候，我怎么想也不明白，在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获得了“举世罕见”的进步之时，国家为什么要对民办教师、代课教师那么狠心呢？国家可以说他们在新时期难以胜任教育工作，也可以清退他们，但对他们以往的无私付出，国家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付出作为回报，让他们活得像个人，让他们的基本生活能有最起码的保障，这应该不太难吧。可能有些官僚又要哭穷了，对这种无耻拙劣的表演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我只知道，时下的中国缺什么也不可能缺钱，按当红明星小沈阳的说法，我们是坚决的“不差钱”。如若不信，请看一篇过时的报道。
4.不差钱的中国，钱都去哪里了
这篇题为《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一年耗掉九千亿》的报道中说，“据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再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公费出国有增无减。”这是好几年以前的数字了，现在“三公”消费之风愈演愈烈，突破一万亿或许还是公仆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省吃俭用的结果。
柯云路在《新星》中曾这样写到：“在我们这个社会，老师是最应该受到尊重的，因为一切应该受尊重的人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可是，时下国家的掌舵者却忘了培养他们的老师，非但忘恩负义，而且还滥用权力，野蛮地压榨欺凌教师，这简直就是恩将仇报了。悲夫！这样的屈辱竟然落在了教师的身上，对向来就尊师重教的中华民族来说，可谓是千古未有的奇耻大辱啊！
权力的野蛮欺师，表面上伤害的只是一批民办教师，实际上它把中国自古以来固有的尊师重教这一道德底线公然践踏了，衣着光鲜的教师从此将成为权力这一刀俎之下的鱼肉，只能任权力随便宰割了，任你是民办教师还是公办教师，即便是教育事业这样的所谓“百年大计”，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在此情形下，还奢谈什么教育立国，那只能是讲述一个新世纪的天方夜谭了。
南方都市报
这些年，中国教育的德行，怕是越来越接近中国足球了。前两天，在一个论坛上，我曾利用担任主持人之便，向著名教育学家杨东平请教：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你看哪个更有希望一点？东平想了一下说，恐怕还是教育。我问为什么？东平说，因为教育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更密切，关心教育的人也更多。
我想也是。更何况，中国教师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总体上要超过中国球员。时至今日，仍有许许多多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忍受着清贫甚至歧视，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传播知识，教书育人。其中，就包括数十万所谓“代课教师”。没有他们，许多最基层的学校根本就不可能维持。我不想说，代课教师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我想说，他们是中国教育的脚板。没有这些穿着草鞋、长满老茧的脚板，中国教育早趴下了。
但，听说他们就要被“清退”。
又听说，有些地方，一名辛勤耕耘34年的教师的“清退费”，竟只有区区600元。
这可真是“鸟未尽，弓已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忘恩负义，冷漠无情，也不至于此吧？在崎岖山路上艰难跋涉几十年的脚板，说砍掉就砍掉了；把中国教育搞得就像中国足球的人，却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弹冠相庆。请问，还有没有天理，还有没有公道？
谁没受过教育，谁没有自己的老师？当你们大笔一挥下达“清退令”时，良心可曾有一刻的不安？难道你们当真忘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区区600元，居然拿得出手，说得出口！何况，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合理补偿”的问题。人，不是房子。难道给了点钱，就可以“拆迁”？也不要说什么“教育质量”。当年没有他们，教育都没有了，哪来的“质量”？更不要说什么“回归田埂，以特有的方式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回归田埂”就是“更大贡献”，你咋不把清华、北大改成农场？你以为代课教师是机器人，他跟学校、跟孩子、跟教育事业没感情吗？这几十年的情感、心血，还有希望，难道就像某人的博客，是可以一夜之间“清零”的？难道这回，哥清退的不是教师，是寂寞？难道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时候，都不跟老师说声再见？
我们不反对基层教育的正规化，更不反对教育质量的提高。我们也清楚，就算是“正式教师”，也迟早会有退休的一天。但，退休和清退，一样吗？你就不能也给人家一个退休的待遇吗？就算不能，你就想不出一个比“清退”更体面的办法，非得用这该死的名词吗？而且，就算你愚蠢到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就不能做得有人味一点吗？
听说，这事好像要缓行了。听说而已，但我希望是真的。我希望，教育当局的新决定，能够对得起这数十万代课教师，也对得起良知和良心。搞教育和管教育的，如果也没有良知和良心，那么，该清退的，就真不知是谁了。
民办教师在权力欺凌下的血泪呻吟
教师这个职业,从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广泛尊重。封建社会里“天地君亲师”的排名就不必说了，当今社会里，人们对教育的作用认识尤其到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因此，尊师重教一时蔚然成风。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能得到尊重，特别是当一些地方的权力变得野蛮狰狞之时，教师被压迫被欺辱的事情就在社会主义法制中国公然发生了。
1.民办教师被清退下岗，官员亲属留下来
事情发生在湖北十堰市房县的一群民办教师身上。1997年是房县民办教师命运的转折点。当年国务院发32号文明确，此前清理整顿后留任资格齐备的民办老师，都应在2000年12月31日前妥善安置，并下发了具体名额。然而，国务院的承诺却迟迟得不到落实，直到2003年，房县最后一批民办教师还面临着转正还是清退的生死关头，经过秋天的全县统考，年底红色榜单就贴在了县城和各镇学校的门口。尽管171名民办教师都是国家相关政策意义上的合格教师，但让人绝望的是，“民办转公办教师35个，民办教师办理离岗退养22人”，被清退的114名民师从此与讲台绝缘。这时新华社宣布十堰市的民办教师“已成历史”。
好一个“已成历史”啊！大部分民办教师被挡在转正的门外，房县的民办教师不过是成了一笔历史的糊涂账而已。房县多位老师长久的调查触目惊心，也让被清退的教师们愤怒不已，不少不具资质但大有来头的人却出现在转正名单中。集中在1996年前后，共有13名教育系统官员的亲属，从商场、汽配厂、铅笔厂和印刷厂等单位被安插到县实验小学、县幼儿园等学校，一些科员甚至司机的亲属都名列其中。很明显，转正的名额被占用了，理应转正的一批老师被无情地挤了下来。
面对老师们要求彻查的呼声，十堰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在房县水电宾馆“私下劝慰”教师们：教育局领导职工的亲戚进入教育系统很正常，领导们对教育的贡献挺大，“他们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有权这样做”。听到这，一位女民办教师大声问了句“到底谁的贡献大？”一抹眼泪，拍案离去。
“领导们对教育的贡献挺大”，这话让我对中国一些教育官员的无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这些官员们整日趾高气扬胡作非为，把中国教育领导着走向了腐败溃烂的边缘还依然恬不知耻，人们除了被惊得目瞪口呆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2.从2003-2008年的五年“讨说法”的屈辱
走投无路之际，这些鄂北山中的教师们拿出仅有的积蓄开始南下武汉北上北京，“找裁判”讨说法，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这上访路一走就是5年。然而，等待这些苦命人的非但是公道的难以讨回，而且还得被强行押进“民办教师法制培训班”（全封闭的“民师培训基地”设在房县西北一栋三层白楼里，原为房县民兵训练基地。这座建在几十米高的土山上的建筑，用两人高的高墙和铁门与外界隔绝开来）学习。这个民师法制班是房县政府创新的产物，诞生于2005年3月1日，正是学生开学的日子。当天一早60名被清退的民办教师拥到教育局会议室讨说法，拿到政府不能转正的书面通知泣不成声。最后剩下的7位的代表坚持到夜里，因“扰乱正常教学秩序”直接被拉到看守所进行“法制培训”。
让我们看看这“法制班”是如何培训那些上访的民办教师的。7个最后一批被清退的民办教师，因为结伴到武汉咨询政策，又刚好经过省委门口站了几分钟，就于2009年2月18日被纳入县里的“法制班”学习。先是手机被收缴，然后在小白楼的一层，每人分配一间带有铁栏杆的单间，里边很快住进了“陪读”，妇联主任或者老师等不一而足，每人都有两三人陪吃陪读陪谈陪住。多位参加法制班的老师回忆，县里、各乡镇的管信访、政法、教育的领导都出现过基地。“一开始说法制班要培训15天，如果连续参加过三次培训，就要一次培训半年到一年。”
第二天开始，铁门就很少打开过，真正的封闭法制培训开始了。上午九点开始，他们坐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这些在讲台上站了三十年的老师成了学生，每人手上拿着发放的一个蓝白小16开笔记本，一支黑色签字笔，听年轻主讲者用冰冷的语气念文件。下午则是写心得体会的时间，可多可少但必须写。一位陪读说：“老师们有素质，都老实，很自觉，守纪律。”。实际情形是，尽管低头不见抬头见，老师们之间却不能打招呼，吃饭也要打回房间吃，否则轻则被痛斥，重则延长培训时间。
即便表现得好，保证书、悔改书、申请书和担保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次进“法制班”的刘会华老师的材料被认为是“写得挺好，写得深刻”。她在材料中说，“通过学习知道不应该越级上访”，“不应到省委门前站一会”。2月24日下午两点，由乡镇两位陪读带领，刘会华“培训合格”，法制班学习结束了。同时“合格”的只有三人，其余的教师仍在继续“学习”。走出铁门的最后一道程序带有威胁和叮嘱的双重意味，她被告知不许说在基地培训过，不准说出基地在哪儿。进去时没有任何书证，出来时也不让带那些材料。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
临行前，刘会华考虑到自己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憋在出租屋里无人照顾，而“基地”的条件又“挺好的”，于是就向培训人员提出要两个单间，培训人员是这样回答她的：您得赶紧出去，下一批正等着进来呢。
3.悲惨的世界：“下一批”
呜呼！等着进来的下一批已经排在门外了，可见这“法制班”的培训成绩是多么喜人啊！只是我实在难以明白，这些官僚们又把谁定成下一批了呢？要知道，这些可怜的民办教师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56岁的小学一级教师龙顺先落榜后一年没出屋也睡不好，站在人前她觉得抬不起头；而冯晓敏老师不久之后积郁成疾颅内出血，尽管负债累累，5年以来她都始终没去领每年400元的清退费；而拥有小学高级教师职称和县级年度优秀教师奖状的刘大玉，落榜后追着对妻子说，“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啊”。尽管曾三进法制培训班，尽管因为没钱，他一对儿女都在14岁辍学，而今家里装钱的破塑料袋经常都是一分的纸币和钢G，“连买玉米种都买不起”，但更多时候是擦干眼泪，收藏好所有的教案、奖状、证件，“不给国家添乱”，重新走入已些许陌生的水田旱地，准备接受残酷的清退。
多么可敬的民办教师啊！虽然按现在的标准看，他们学历低下，教育水平可能不能与时俱进了，但他们曾经是共和国教育大厦的顶梁柱，曾经支撑起了中国教育一片希望的天空。如今，他们老了，却在转正一事上遭受权力的野蛮践踏，无耻官员们不是想办法为他们分忧解难，却用法制培训班来折磨他们，妄图通过精神的压迫来使他们屈服。难道这就是那些无耻官员治下的和谐社会吗？古往今来，还有这样野蛮的权力如此野蛮地欺凌老师吗？翻遍中外史书，估计也找不到这样的野蛮之事。
有时候，我怎么想也不明白，在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获得了“举世罕见”的进步之时，国家为什么要对民办教师、代课教师那么狠心呢？国家可以说他们在新时期难以胜任教育工作，也可以清退他们，但对他们以往的无私付出，国家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付出作为回报，让他们活得像个人，让他们的基本生活能有最起码的保障，这应该不太难吧。可能有些官僚又要哭穷了，对这种无耻拙劣的表演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我只知道，时下的中国缺什么也不可能缺钱，按当红明星小沈阳的说法，我们是坚决的“不差钱”。如若不信，请看一篇过时的报道。
4.不差钱的中国，钱都去哪里了
这篇题为《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一年耗掉九千亿》的报道中说，“据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再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公费出国有增无减。”这是好几年以前的数字了，现在“三公”消费之风愈演愈烈，突破一万亿或许还是公仆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省吃俭用的结果。
柯云路在《新星》中曾这样写到：“在我们这个社会，老师是最应该受到尊重的，因为一切应该受尊重的人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可是，时下国家的掌舵者却忘了培养他们的老师，非但忘恩负义，而且还滥用权力，野蛮地压榨欺凌教师，这简直就是恩将仇报了。悲夫！这样的屈辱竟然落在了教师的身上，对向来就尊师重教的中华民族来说，可谓是千古未有的奇耻大辱啊！
权力的野蛮欺师，表面上伤害的只是一批民办教师，实际上它把中国自古以来固有的尊师重教这一道德底线公然践踏了，衣着光鲜的教师从此将成为权力这一刀俎之下的鱼肉，只能任权力随便宰割了，任你是民办教师还是公办教师，即便是教育事业这样的所谓“百年大计”，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在此情形下，还奢谈什么教育立国，那只能是讲述一个新世纪的天方夜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