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决定终点――回望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
作者：陈行之 2010-10-17 15:19:46 发表于：博客中国
1
我很喜欢丘吉尔“历史是由一个又一个活见鬼事件组成的”这句名言。在我看来这句话有一种独特的哲学意味，它告诉我们，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链条上，偶然性常常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有时候甚至会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那个叼着雪茄的老家伙作为历史见证人和亲历者，一定是看到了太多太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才生发出这句耐人寻味的感慨；我们则从浅显的经历中惊讶地发现，竟然有许多事情都在确证着丘吉尔的断言，“活见鬼”不仅悠荡在历史深处，它还时隐时现在我们身边。
比如，谁想到中国与苏联几乎同时（苏联比我们还要晚一些）开始的改革，到今天却收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呢？苏联完成了凤凰涅般的再造，走上了自由民主的新路，中国却仍旧步履蹒跚，弓着身子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泥淖中“摸着石头”假装“过河”；俄罗斯作为一个崭新国家成为了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地球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国却仍旧作为“不正常国家”守候着一个越来越狭小的“社会主义”空间；俄罗斯人成为“公民”，拥有了不可褫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权利，中国人却滑落成为“屁民”，仍旧与这些宝贵的东西无缘，不得不忍受国家和特殊利益集团的盘剥与勒索……如果说这是一种命定，那么我们免不了就要悲愤地发问：“这究竟是他妈怎么了？！”
我们今天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2
1985年3月，一个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人成为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额头上长了胎记的中年男人看上去与以前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却处在了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中――历经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之后，虽然苏联国家机器竭尽所能地把所有手段都用上了，也没有能够遮蔽住苏联人民的眼睛，他们终于看清楚，被自己的国家激烈反对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远比号称实行人类最先进社会制度的苏联自由，远比他们所用生命热爱着的苏联人道，也远比“土豆加牛肉式共产主义”的苏联繁荣，面对由古拉格群岛和斯大林“大清洗”填塞了的逝去岁月，竟然有一种不堪回首的凄凉与绝望。
即使在一个实行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统治者也必须小心翼翼对待民情，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来说，这种民情的出现则是很严重的情况，它意味着如果国家还想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必须对政治结构、经济制度和文化模式作出相应的调整，统治者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统治这个国家了，否则，或迟或早必将发生全面的社会危机。然而“意味”两个字很是模棱两可，如果统治者不认为民情是大问题，并不害怕发生什么社会危机，反而进一步固化已经引起人民不满的政治结构、经济制度和文化模式，“老子就这样了，你怎么着吧？！”你能怎么着呢？还真的没办法，谁也没办法。
苏联很幸运，拥有了一个戈尔巴乔夫。
正是特殊的历史情境把戈尔巴乔夫从那些传统的专制统治者中间剥离了出来，使之成为了一个奇异的存在：在极权主义独裁专制国家，第一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心里装的不是欺骗和镇压人民的念头，而是“新思维”，是想把被国家剥夺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重新还给人民，想把党和国家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甚至想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社会主义重新定义，赋予新的内容……戈尔巴乔夫开始做前任绝不敢做的事，着手对苏联的政治结构、经济制度和文化模式进行全方位改革，这个人有意或无意在创造令世界瞠目的历史。
对苏联的改革，历史学家归纳出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先于经济改革的政治改革，即首先着眼于造成苏联社会经济矛盾和文化矛盾的政治矛盾，把经济改革和文化改革放到了从属的地位。这是苏联改革的起点，后面所有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是从这个基点上生发出来的。
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戈尔巴乔夫做过的事情――
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召开的苏共“27大”上提出用“完善社会主义”代替“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类似于我们把目前的社会发展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转到直接的实际行动方面来，毕竟为时尚早。”阐述了“社会主义人民自治”的理论，勾画出了以人民自治为中心目标的“社会民主化”蓝图，提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第19次会议上，再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已经严重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教义――他还提出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主张：主张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个人所有制以及多种经营形式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主张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主张建立和健全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体制；主张实行社会主义人民自治、民主化、开放性和公开性；主张各民族真正平等；主张实行和平的对外政策。
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向苏共中央全会提出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同年6月召开的苏共“28大”正式通过了这个草案，宣布苏共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呢？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论述，可以大致归纳如下：1.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克服人与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分离，确保人能够积极地参加社会进程；2.保证社会公正和劳动者的社会保护；3.人民的自主意识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国家保护人的权利、自由、尊严与人格，而不管其政治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信仰，所有政治力量在法律范围内自由竞争；4.各族人民和睦、平等合作，尊重各民族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二月全会上所作的《赋予革命性改革以新的思想》的报告中，阐释了“苏共支持舆论多元化”的思想，宣称苏共将不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而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基督教哲学作为党的精神来源和思想基础。
在戈尔巴乔夫推动下，1988年12月通过修改了的《宪法》和《选举法》，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进行了改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替代了僵死的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制度。
1990年3月，在非例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推动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的决定》，确立了多党制原则，苏联各种党派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到1990年8月，就达到了9万多个，拥有上千万成员，这些党派团体成为了人民表达意愿的最重要平台，成为了这个国家激荡的社会生活中极为活跃的政治力量。
1990年7月，苏共“28大”正式改革了苏联的政党体制，不再提苏联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和“核心”，而是将苏联共产党定位为“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联盟”。
……
就在苏联翻开全新的历史册页之时，我们是怎样勾画自己的历史图景的呢？
3
说我们的事当然得用我们的官方语言，不幸的是官方语言往往大而空，很没有趣味，就写文章来说应是大忌，读者如果没有耐心，可以跳过这一节，只把它作为文章构成的视觉效果看待。
一曰：
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一些思想动向。一方面，在一部分人中，仍然存在着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阻碍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另一方面，极少数“四人帮”的党羽，利用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的机会和“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宣扬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右的方面歪曲和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在这样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造成了一部分青年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将我们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提醒全党注意那种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一小部分人中蔓延，他指出：“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邓小平还论述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完整的指导原则，论述了它的核心。他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强调指出，每个共产党员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式载入党章。2007年10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章，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表述：“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二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表现为：1.对我们原来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体制进行分析，指出各种弊端的严重性，把改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2.提出要区分体制和制度的关系。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而体现这个制度的体制有各种弊端，要经常不断地改革，以推动制度的完善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通过改革，克服体制上的弊端，使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体制日益健全和成熟，从而达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4.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由之路。5.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整体的改革，不是某一方面、某一个领域的改革，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6.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既要坚定不移，又要细心谨慎等等，邓小平都作了明确的阐述。
三曰：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原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大贡献。第二，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发展。改革开放是党的新时期的总方针。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正是这个总方针，才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使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显示出重要的阶段性：在此之前，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传统理解为前提的，是在缺乏活力的旧的经济政治体制下坚持的；在此之后，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是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符合时代实际的创造性理解为前提的，是在逐步形成充满活力的新的经济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坚持的。第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坚持两个基本点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进一步解放仍然受到束缚的生产力，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力，两个基本点必须同时坚持，缺一不可。两个基本点互相结合，互相贯通，两者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缺少了哪一个我们也建设不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第四，坚持两个基本点是我们排除“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批判来自左的僵化的方面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曲解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攻击；另一方面可以抵制和批判来自右的方面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和歪曲改革开放的错误思潮。但从历史和现实以及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来看，主要危险是“左”。右可以丢弃社会主义，“左”同样也可以丢弃社会主义。
好听么？我认为好听极了。
然而，也正是在这些理论家云天雾地的喋喋不休当中，历经30年的中国改革在完全没有触动政治结构的情况下，一味地触动经济结构，今天捅捅这里，明天戳戳那里，把经济结构弄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既丧失了社会主义特征，又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变成了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讥诮为“最反动的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
我们当然可以把“最反动的资本主义”理解为历史上的原始资本主义，联想到“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马克思语）的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但是，既然我们的资本主义还带着“最反动”的前缀，那么，我们一定具有一般资本主义所没有的“最反动”的特征。在我看来，这个特征就是：在鼓动的权力和被释放的资本对中国社会剧烈冲击和蹂躏的背后，始终站着国家的巨大身影，在一定意义上，不是什么别的力量，恰恰是国家策动和推动着权力和资本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劫掠，在这个可怕的历史过程中，人民丧失了社会主体地位，从“主人”沦变“屁民”，成为了最纯粹、最柔弱、最无力的被劫掠对象。
我们修正一下西方学者的说法：没有触动政治结构的中国改革所形成的并不是“最反动的资本主义”，而是“最反动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最反动的权贵资本主义”。正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腐败最为猖獗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行政费用最为庞大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教育卫生投入最少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政府可以无所顾忌地强拆民居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很少有的拒绝公布官员财产的国家……至于人们深恶痛绝的土地财政、国企垄断、畸高房价、有毒食品、超高税收；至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良心泯灭、道德畸变、人性扭曲；至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死不起人；至于社会的全面溃败……等等，全部都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后果。
面对这种种触目惊心的社会后果，官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喧嚷，是不是有点儿“太那个了”？我很想问问那些热衷喋喋不休的人：在你们眼里，难道人民只是一群愚不可及的傻瓜吗？可以任由你们使用如此低级的手段侮辱他们的智力吗？无情的现实在于，邓小平一句“不争论”就封闭了民间思想对任何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询，企图向国家意识形态发问的任何人都注定无法发出声音，也正是因为这样，喋喋不休的国家政治喧嚷才得以一直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到了今天。
同样是改革，中国改革就是在这里与苏联改革岔开道路的，甚至可以说，我们至今也没有触动戈尔巴乔夫20年就在做的事情。不同的起点决定不同的过程，不同的过程决定不同的终点。直率地说，我们目前遭受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灾难，都源于与社会正义相悖、完全不触动政治结构、只着眼于维护统治的那些个冠冕堂皇的所谓“理论”。
不说也罢！
作者：陈行之 2010-10-17 15:19:46 发表于：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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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丘吉尔“历史是由一个又一个活见鬼事件组成的”这句名言。在我看来这句话有一种独特的哲学意味，它告诉我们，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链条上，偶然性常常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有时候甚至会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那个叼着雪茄的老家伙作为历史见证人和亲历者，一定是看到了太多太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才生发出这句耐人寻味的感慨；我们则从浅显的经历中惊讶地发现，竟然有许多事情都在确证着丘吉尔的断言，“活见鬼”不仅悠荡在历史深处，它还时隐时现在我们身边。
比如，谁想到中国与苏联几乎同时（苏联比我们还要晚一些）开始的改革，到今天却收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呢？苏联完成了凤凰涅般的再造，走上了自由民主的新路，中国却仍旧步履蹒跚，弓着身子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泥淖中“摸着石头”假装“过河”；俄罗斯作为一个崭新国家成为了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地球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国却仍旧作为“不正常国家”守候着一个越来越狭小的“社会主义”空间；俄罗斯人成为“公民”，拥有了不可褫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权利，中国人却滑落成为“屁民”，仍旧与这些宝贵的东西无缘，不得不忍受国家和特殊利益集团的盘剥与勒索……如果说这是一种命定，那么我们免不了就要悲愤地发问：“这究竟是他妈怎么了？！”
我们今天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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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一个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人成为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额头上长了胎记的中年男人看上去与以前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却处在了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中――历经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之后，虽然苏联国家机器竭尽所能地把所有手段都用上了，也没有能够遮蔽住苏联人民的眼睛，他们终于看清楚，被自己的国家激烈反对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远比号称实行人类最先进社会制度的苏联自由，远比他们所用生命热爱着的苏联人道，也远比“土豆加牛肉式共产主义”的苏联繁荣，面对由古拉格群岛和斯大林“大清洗”填塞了的逝去岁月，竟然有一种不堪回首的凄凉与绝望。
即使在一个实行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统治者也必须小心翼翼对待民情，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来说，这种民情的出现则是很严重的情况，它意味着如果国家还想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必须对政治结构、经济制度和文化模式作出相应的调整，统治者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统治这个国家了，否则，或迟或早必将发生全面的社会危机。然而“意味”两个字很是模棱两可，如果统治者不认为民情是大问题，并不害怕发生什么社会危机，反而进一步固化已经引起人民不满的政治结构、经济制度和文化模式，“老子就这样了，你怎么着吧？！”你能怎么着呢？还真的没办法，谁也没办法。
苏联很幸运，拥有了一个戈尔巴乔夫。
正是特殊的历史情境把戈尔巴乔夫从那些传统的专制统治者中间剥离了出来，使之成为了一个奇异的存在：在极权主义独裁专制国家，第一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心里装的不是欺骗和镇压人民的念头，而是“新思维”，是想把被国家剥夺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重新还给人民，想把党和国家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甚至想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社会主义重新定义，赋予新的内容……戈尔巴乔夫开始做前任绝不敢做的事，着手对苏联的政治结构、经济制度和文化模式进行全方位改革，这个人有意或无意在创造令世界瞠目的历史。
对苏联的改革，历史学家归纳出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先于经济改革的政治改革，即首先着眼于造成苏联社会经济矛盾和文化矛盾的政治矛盾，把经济改革和文化改革放到了从属的地位。这是苏联改革的起点，后面所有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是从这个基点上生发出来的。
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戈尔巴乔夫做过的事情――
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召开的苏共“27大”上提出用“完善社会主义”代替“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类似于我们把目前的社会发展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转到直接的实际行动方面来，毕竟为时尚早。”阐述了“社会主义人民自治”的理论，勾画出了以人民自治为中心目标的“社会民主化”蓝图，提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第19次会议上，再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已经严重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教义――他还提出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主张：主张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个人所有制以及多种经营形式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主张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主张建立和健全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体制；主张实行社会主义人民自治、民主化、开放性和公开性；主张各民族真正平等；主张实行和平的对外政策。
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向苏共中央全会提出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同年6月召开的苏共“28大”正式通过了这个草案，宣布苏共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呢？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论述，可以大致归纳如下：1.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克服人与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分离，确保人能够积极地参加社会进程；2.保证社会公正和劳动者的社会保护；3.人民的自主意识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国家保护人的权利、自由、尊严与人格，而不管其政治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信仰，所有政治力量在法律范围内自由竞争；4.各族人民和睦、平等合作，尊重各民族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二月全会上所作的《赋予革命性改革以新的思想》的报告中，阐释了“苏共支持舆论多元化”的思想，宣称苏共将不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而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基督教哲学作为党的精神来源和思想基础。
在戈尔巴乔夫推动下，1988年12月通过修改了的《宪法》和《选举法》，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进行了改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替代了僵死的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制度。
1990年3月，在非例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推动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的决定》，确立了多党制原则，苏联各种党派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到1990年8月，就达到了9万多个，拥有上千万成员，这些党派团体成为了人民表达意愿的最重要平台，成为了这个国家激荡的社会生活中极为活跃的政治力量。
1990年7月，苏共“28大”正式改革了苏联的政党体制，不再提苏联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和“核心”，而是将苏联共产党定位为“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联盟”。
……
就在苏联翻开全新的历史册页之时，我们是怎样勾画自己的历史图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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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的事当然得用我们的官方语言，不幸的是官方语言往往大而空，很没有趣味，就写文章来说应是大忌，读者如果没有耐心，可以跳过这一节，只把它作为文章构成的视觉效果看待。
一曰：
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一些思想动向。一方面，在一部分人中，仍然存在着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阻碍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另一方面，极少数“四人帮”的党羽，利用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的机会和“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宣扬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右的方面歪曲和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在这样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造成了一部分青年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将我们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提醒全党注意那种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一小部分人中蔓延，他指出：“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邓小平还论述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完整的指导原则，论述了它的核心。他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强调指出，每个共产党员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式载入党章。2007年10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章，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表述：“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二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表现为：1.对我们原来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体制进行分析，指出各种弊端的严重性，把改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2.提出要区分体制和制度的关系。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而体现这个制度的体制有各种弊端，要经常不断地改革，以推动制度的完善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通过改革，克服体制上的弊端，使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体制日益健全和成熟，从而达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4.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由之路。5.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整体的改革，不是某一方面、某一个领域的改革，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6.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既要坚定不移，又要细心谨慎等等，邓小平都作了明确的阐述。
三曰：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原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大贡献。第二，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发展。改革开放是党的新时期的总方针。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正是这个总方针，才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使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显示出重要的阶段性：在此之前，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传统理解为前提的，是在缺乏活力的旧的经济政治体制下坚持的；在此之后，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是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符合时代实际的创造性理解为前提的，是在逐步形成充满活力的新的经济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坚持的。第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坚持两个基本点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进一步解放仍然受到束缚的生产力，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力，两个基本点必须同时坚持，缺一不可。两个基本点互相结合，互相贯通，两者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缺少了哪一个我们也建设不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第四，坚持两个基本点是我们排除“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批判来自左的僵化的方面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曲解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攻击；另一方面可以抵制和批判来自右的方面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和歪曲改革开放的错误思潮。但从历史和现实以及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来看，主要危险是“左”。右可以丢弃社会主义，“左”同样也可以丢弃社会主义。
好听么？我认为好听极了。
然而，也正是在这些理论家云天雾地的喋喋不休当中，历经30年的中国改革在完全没有触动政治结构的情况下，一味地触动经济结构，今天捅捅这里，明天戳戳那里，把经济结构弄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既丧失了社会主义特征，又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变成了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讥诮为“最反动的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
我们当然可以把“最反动的资本主义”理解为历史上的原始资本主义，联想到“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马克思语）的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但是，既然我们的资本主义还带着“最反动”的前缀，那么，我们一定具有一般资本主义所没有的“最反动”的特征。在我看来，这个特征就是：在鼓动的权力和被释放的资本对中国社会剧烈冲击和蹂躏的背后，始终站着国家的巨大身影，在一定意义上，不是什么别的力量，恰恰是国家策动和推动着权力和资本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劫掠，在这个可怕的历史过程中，人民丧失了社会主体地位，从“主人”沦变“屁民”，成为了最纯粹、最柔弱、最无力的被劫掠对象。
我们修正一下西方学者的说法：没有触动政治结构的中国改革所形成的并不是“最反动的资本主义”，而是“最反动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最反动的权贵资本主义”。正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腐败最为猖獗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行政费用最为庞大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教育卫生投入最少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政府可以无所顾忌地强拆民居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很少有的拒绝公布官员财产的国家……至于人们深恶痛绝的土地财政、国企垄断、畸高房价、有毒食品、超高税收；至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良心泯灭、道德畸变、人性扭曲；至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死不起人；至于社会的全面溃败……等等，全部都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后果。
面对这种种触目惊心的社会后果，官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喧嚷，是不是有点儿“太那个了”？我很想问问那些热衷喋喋不休的人：在你们眼里，难道人民只是一群愚不可及的傻瓜吗？可以任由你们使用如此低级的手段侮辱他们的智力吗？无情的现实在于，邓小平一句“不争论”就封闭了民间思想对任何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询，企图向国家意识形态发问的任何人都注定无法发出声音，也正是因为这样，喋喋不休的国家政治喧嚷才得以一直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到了今天。
同样是改革，中国改革就是在这里与苏联改革岔开道路的，甚至可以说，我们至今也没有触动戈尔巴乔夫20年就在做的事情。不同的起点决定不同的过程，不同的过程决定不同的终点。直率地说，我们目前遭受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灾难，都源于与社会正义相悖、完全不触动政治结构、只着眼于维护统治的那些个冠冕堂皇的所谓“理论”。
不说也罢！
